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过去一个月间，包括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在内的十余家商业银行陆续召开了年中工作部署会议。在净息差持续收窄至历史性低点1.40%，以及42家A股上市银行中超过半数已跌破1.5%盈亏平衡线的严峻行业形势下，如何摆脱对息差的高度依赖、重构盈利模式，已成为各银行下半年战略规划的核心议题。从各大机构释放的政策信号来看，由“依赖利差”向“拓展中间业务收入”的转型步伐正显著提速。

资产与负债管理的精细化运作，正成为银行业抵御息差压力的首要策略。农业银行在年中会议中强调，需全力挖掘有效信贷需求，强化客户基础建设与综合服务实力，稳固负债端的持续增长。兴业银行则明确提出，要增强资产负债管理的主动性，着力推动负债成本降低、结构优化和规模稳定，以高质量负债业务为资产管理水平的跃升提供支撑。华夏银行更是把“强化资产负债管理、拓宽多元收益途径”摆在下半年18项重点工作清单的首位。

从各行年中会议的部署来看，不少机构已有意识地协调“量、价、险”三者的平衡关系，不再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银行业可借助利率下行的窗口期优化久期配置，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普惠金融等领域的精准资金投放以获取风险溢价，同时依托数字化智能手段实施精细化定价，主动调整负债结构，减少对高成本存款的依赖。

在资产端收益率持续承压之际，非利息收入正逐步由“辅助力量”跃升为“主要引擎”，成为银行业重塑盈利格局的关键变量。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42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合计达到4605.14亿元，同比增长9%，这一增速明显超出整体营收增幅。其中，中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长9.62%，达到627.03亿元，占营收比重攀升至历史峰值35.06%；工商银行非利息收入同比增幅达10.45%，显著领先于利息净收入的增长速度。

年中工作会议上，多家银行对非息业务布局的加码力度进一步加大。兴业银行计划做强资产管理、FICC等表外业务，努力塑造鲜明的差异化经营特色，同时将国际化战略作为新的增长极，推动国际业务实现对标赶超。华夏银行则部署提质零售业务、稳健推进金融市场的深耕，以提升整体经营效益。华东地区某股份制银行相关人士透露，该行在年中经营会议上明确提出缩减重资产规模、扩大轻资产占比的战略方向。

数智化转型正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成为银行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拓展非息收入的基石性技术支撑。多家中资银行在年中会议上，将数智化能力建设由“可选项目”提升至“必选工程”。北京银行提出，要推动科技发展全面迈向数智化升级；华夏银行将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推进运营管理智能转型纳入下半年核心任务；北京农商银行强调加速数智化进程，以数字科技赋能业务增长；厦门银行则计划深化AI融合与业务技术协同。平安银行明确提出全面推进AI转型，国家开发银行亦将稳步构建“AI+金融”生态纳入深化改革框架。浦发银行披露，截至6月末，已累计建设超440个AI应用场景，覆盖数智营销、生态、运营、风控、管理等五大领域，科技赋能正从后台支撑转向前台引领，为收入结构优化注入持续动能。

在积极变革的同时，风险防控仍是各银行年中会议反复强调的底线要求。农业银行要求以更前瞻、更主动的方式，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的信用风险监测，夯实内控合规基础。兴业银行则提出统筹新增风险防范与存量风险化解，持续降低风险成本。光大银行要求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防线，深化重点领域风险管控，提升前瞻性风险预警及内控合规管理能力。

在资源配置方面，农业银行明确抢抓结构性增长契机，围绕县域信贷、制造业提质升级、科技创新及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优化融资供给；兴业银行锚定产业金融赛道进行持续深耕；华夏银行则着力于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发力，政策性银行更加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各银行正努力在风险防范与业务拓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展望下半年，多家券商机构判断银行业经营压力已逐步见底。光大证券预测，202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营收同比增长7.3%，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2%，受益于息差止跌企稳，银行营收弹性较过去三年有显著改善。中金公司预计其所覆盖的上市银行二季度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为6%和4%。尽管净息差下行趋势尚未完全终结，但在存款集中重定价周期的支撑下，净息差有望实现阶段性与结构性企稳回升。

中新社香港7月19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19日发布网志，揭示了一项重要举措：今年内将正式启动“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旨在引导中小企业积极拥抱现成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推动AI技术在各行各业落地生根。他明确指出，香港的AI发展已从零散推进转向全面布局，步入系统化实施的新阶段。

该先导计划由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下属的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财政支撑，并指定香港数码港担任执行机构。其核心运营模式为“一对一配对资助”，聚焦餐饮、零售、旅游及个人服务领域的中小企业，助力其采纳成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方案，从而加速业务升级与转型进程。

陈茂波进一步强调，依托“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桥梁角色，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兼具内联与外通的战略优势。这里不仅是AI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沃土，更是内地AI企业迈向国际市场的关键适应基地，能够有效对接前沿技术、商业模式与全球标准及应用场景。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为这些探索与转化注入充足的资金动力，保障创新实践行稳致远。

建设教育强国，根基在于基础教育。据统计，我国基础教育水平已与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持平。从规模的拓展转向品质的跃升，由机会的均等迈向卓越的追求，每一阶段皆踏出稳健而铿锵的足印。本期《关注基础教育·筑基兴教》专栏，将聚焦《半月谈》文章《办好基础教育，中国有自信》。

展望202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攀升至92.9%，五岁幼童入园比例近乎全覆盖；小学与初中净入学率常年稳居近乎满额，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高悬于95%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亦达92%……这些硬核数字，映照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多年来奋力耕耘的累累硕果。若按国际通用标尺横向审视，我国基础教育已迈入世界高收入国家均线；纵向回溯，则从体量扩张跨入内涵提升，从公平守护走向卓越攀登，每一程皆留下扎实而深刻的足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独具优势，我国基础教育在国际舞台上亦占有一席之地。面对这份成就，我们理当满怀自信——此信心根植于对中国教育路径、制度框架与文化底蕴的深厚底气。

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神州大地，不论性别差异、身体条件或地域背景，每个孩子皆有机会借助教育之光点亮希望、改写人生轨迹。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辛集特殊教育学校里，一支由残障学子组成的“逆风乐队”格外亮眼。创办者孙士姹老师动情道：“校内任何学生皆可入队，我会依据每人特质给予量身指导。乐队助孩子们渐生自信，未来能顺畅融入社会，便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国基础教育尤其重视基本权利保障与弱势群体托底，在教育公平层面展现出高水平。诸如国际社会聚焦的女童与残障儿童入学议题，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我国在这两方面的保障成绩斐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邓友超如是说。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维持在97%以上，女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则高达99%以上，双双超越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准。

2026年3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告：基础教育普及程度与核心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尤其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此结论源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对标分析。据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评估基础教育的62项指标中，我国有28项“达到”、23项“超过”、11项“接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破解了超大规模人群的教育普及难题，展现出远超同类国情国家的制度效能与普惠广度，同时在质量内涵上实质跨越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教授指出，经测算，中国基础教育对标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综合指数为104（以高收入国家均值100为基准）。“与发达国家相较，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各项入学率指标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齐平。”

在早期教育领域，凭借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供给，中国成功实现对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弯道超车”，相关举措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早期教育发展的典范案例。统计表明，2025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显著领先于OECD国家84.7%的平均水平。

国际评价体系是对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最客观的试金石。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中国学子尤其在数学、阅读、科学等基础学力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长期稳居世界前列。PISA负责人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评价道，中国学生不仅知识掌握扎实，更擅长在新情境中灵活迁移与应用所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补充说，全球教育强国指数显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从第49位跃升至第21位，成为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其中教育质量维度已跻身全球第8名。

这一切无不印证：中国基础教育已在世界坐标系中稳占领先高地。

创造三大“中国奇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口中文盲比例高达8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文化素养的低迷，成为民族腾飞的重大桎梏。历经数十年奋斗，尤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的四十年为关键，中国基础教育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百余年的普及之路，铸就了一系列扎实的“中国奇迹”。

奇迹一：构建了全球规模最庞大且运行高效的的教育基座。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拥有各级各类学校43万所、在校生2.2亿人、教师1577万名。“能在如此宏大体量下实现有序运转与质量保障，这本身就是中国教育奇迹的最大底气，亦是制度优势的集中彰显。”李政涛强调。教育部最新数据表明，2025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5岁儿童入园率近乎全覆盖。“我国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人生起步阶段享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为其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夯实根基。”张志勇表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在校生达1.57亿人，2025年巩固率升至96.1%，真正实现了“应学尽学、一个不落”。同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首度突破3000万人大关，标志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目标基本告成。

奇迹二：完成了从“普及攻坚”到“优质均衡”的华丽转身。“孩子下半年就要上幼儿园大班了，老师说大班免学费。”山东菏泽的李女士向半月谈记者分享道。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正式施行，当年惠及逾1400万名儿童，学前教育正由稀缺资源蜕变为普惠公共服务。义务教育领域，我国已实现2895个县域“基本均衡”全盘覆盖，正加速向“优质均衡”阶段迈进；阳光招生行动使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上好学”的机遇更为公平地呈现在每个家庭眼前。此外，2025年国家出台《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着力扶持占全国普通高中半壁江山的县中，推动城乡普通高中教育协同并进。李政涛指出，这些政策突破系统性地推动教育公平从机会均等深化至质量公平。

奇迹三：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跨越，实现国际地位跃升。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乡学校携手开展“同步课堂”，众多师生共享“一张网”资源、“一块屏”互动教学。“我国已建成世界最高标准的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并在应用模式与生态建设上确立了全球创新引领优势。”张志勇称。早在2020年，中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便已达100%，而部分高收入国家该比例仅为96%至98%。在网络覆盖质量、终端配备水平等硬指标上，中国已完全对标甚至超越世界高收入国家标准。目前，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部分领域“领跑”，已与18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合作，9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不妄自菲薄，亦不固步自封

基础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起点，具有鲜明的先导性与预备性，其发展大幅提升了国民素质，有效助推社会经济进步。“我们以相对有限的教育投入，为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训练，培育了规模庞大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人才大军，这正是中国四十余年经济腾飞与产业升级的最核心动力。”李政涛如是说。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就皆举世瞩目。面对网络上的种种质疑与吐槽，多位受访者认为，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脱离国情空谈教育。

网络上，不少人推崇某些西方国家的“快乐教育”与“个性发展”。多位受访者指出，真实的西方大国基础教育实为“双轨制”——许多公立学校深陷资金匮乏、纪律松散、校园安全等困境，底层家庭的孩子在所谓的“快乐教育”中虚掷时光，最终失去阶层跃升的机会；而精英阶层则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那儿虽有优良的办学条件与师资力量，但学费高昂，普通家庭往往难以企及。

多位业内人士强调，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超大规模条件下实现的高水平普及与底线公平，这是许多发达国家亦难以企及的。若有人主张全盘否定自身、生搬硬套国外模式，这本质上是一种脱离国情的教育浪漫主义，不仅难以落地，更可能动摇教育公平的根基。“我国作为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高考等标准化考试仍是当前最能保障社会公平、促进阶层流动的适宜制度设计。”李政涛表示。受访专家一致认为，若盲目移植西方“快乐教育”，大幅削减课程难度、取消统一选拔，结果必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宽松中丧失竞争力，而富裕家庭则可通过高价课外辅导、海外游学等途径完成精英教育，这无疑违背了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公平底线。他们同时强调，反对全盘西化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比如，一些国家对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育方式，另一些国家对教师极高准入门槛及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都值得借鉴与学习。

受访者普遍表示，应坚定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将中国的“扎实基础”与现代的“创新素养”相互融合，走出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基础教育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