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洪任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
据自然资源部官网7月30日发布的消息,当天下午,中央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亲临自然资源部领导干部会议现场,正式对外宣布一项重要人事任命:经中央研究决定,刘国洪同志被委以重任,出任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一职。此番人事调整,标志着自然资源部领导层迎来新气象,刘国洪同志将肩负起引领部门工作的新使命。
多(囊卵巢综合征为何更)名?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牛荷撰写的一篇深度报道中,披露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一困扰无数女性的内分泌疾病的最新动态。该报道发表于2026年8月3日出版的第124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聚焦于这一沿用近九十年名称的疾病正经历的历史性变革。
故事要从林夏说起。这位刚结束大二学业的年轻女性,在6月底遭遇了持续近十天的异常子宫出血。而这之前,她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月经造访。7月7日,她走进上海某三甲医院完成初诊和血液检查,次日复诊后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回溯过去三四年,林夏陆续浏览过多篇关于此病的科普内容——月经紊乱、体毛浓密、反复爆痘、脱发等典型症状。她感慨自己的身体仿佛"依照教科书生病"。
事实上,多囊是育龄期女性最常遭遇的内分泌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10%至13%的育龄女性深受其扰。《柳叶刀》曾刊文指出,全球超过1.7亿女性受到这一疾病的影响。而2022年公布的一项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2400万名育龄女性罹患此病。
今年5月,《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国际命名共识,提议将沿用近九十年之久的PCOS更名为PMOS,中文暂译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紧随其后,7月1日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发布了PMOS指南草案,提出加速对患者的诊断流程,并建议医疗机构为确诊者提供年度健康评估。
为何要改变这个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名称?林夏的月经史便是一个缩影。她时而连续两月月中出血,时而整月毫无动静;有时仅有零星血迹便戛然而止。大二那年,她特意购置了一款智能手表来记录经期,每当发现出血便即时标记"点滴出血"还是"正式月经",并详细记录出血量。
与林夏同龄的陈默,月经频率更为稀少,高中起每年仅来潮一至两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五年前初次怀疑自己患有多囊时曾感到恐惧,但随后在网络上看到越来越多相似经历,便自我宽慰:"大家都有,无所谓。"直到今年1月,她才首次就医并确认诊断。多名受访患者最初均因月经异常而就诊。这些异常不伴疼痛,也不会干扰日常学习工作,因此极易被误认为青春期正常发育、考试压力或熬夜所致。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对多囊患者而言,月经变化往往是排卵节律紊乱后最先发出的警报。长期不排卵意味着子宫内膜无法按正常节律增生和脱落,异常增生的风险随之上升。
然而,排卵异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段涛指出,多囊患者并无统一"面孔":有人以月经和排卵障碍为主;有人多毛、痤疮、脱发等雄激素过多症状突出;有人超声显示卵巢多囊样改变;还有人伴随体重和代谢异常。这些表现可能叠加出现,也可能只显现其一。
过去,这些症状常被割裂处理:妇科管月经和生育,内分泌科处理代谢,皮肤科对付痤疮和多毛,心理专业人员应对焦虑和抑郁。"诊疗碎片化是此次更名的重要原因之一。"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斯泰纳-维克托林如是说。
伍学焱进一步阐明,"多内分泌"并非指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相互独立的内分泌疾病,而是多个调节系统同时出现紊乱。例如,控制卵泡发育和雄激素分泌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失调,常伴随糖脂代谢异常。这些变化彼此交织,共同塑造了多囊复杂的疾病图景。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更名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医患双方,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理解和治疗这一疾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内分泌学家海伦娜·蒂德是此次更名的主要推手之一。她透露,早在2012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她和团队询问患者对PCOS的理解,惊讶地发现许多人误以为卵巢里长满异常囊肿。此后的14年间,数以万计的患者、一线医生及卫生专业人员通过调查和投票表达意见,最终凝聚成这份国际命名共识。
蒂德还指出,旧名称束缚了疾病分类,多囊长期被划归"卵巢疾病"范畴。只有改变分类,更多科室的医生才有可能及早识别患者。
"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这是不少"瘦多囊"患者常听到的话。蒂德明确表示,从PCOS到PMOS,现行诊断标准并未改变。
7月8日,林夏完成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并不典型:两侧卵巢各可见约10个小卵泡。超声医生未在报告中写入"卵巢多囊样改变",仅提醒腹部超声易受设备、角度和膀胱充盈程度干扰,最终诊断应由门诊医生综合判断。门诊医生结合她长期月经紊乱等表现,认为多囊"基本没跑了"。
段涛解释,所谓卵巢多囊样改变,是指一些本应继续发育成熟并排出的卵泡停滞在生长途中,聚集于卵巢内,部分患者卵巢因此增大。临床上常见两个极端错误:一见到超声提示多囊样改变便直接确诊,或因为超声不典型便立即排除。
多囊无法依靠单项检查单独确诊,但已有较为清晰的综合诊断框架。国际上广泛采用的鹿特丹标准规定,在排除其他疾病后,患者需在排卵异常、高雄激素表现及卵巢多囊样改变三项中至少符合两项方可确诊。国内2018年发布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国诊疗指南》思路相近,但将月经稀发、闭经或不规则出血设为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任一类表现:一是多毛、痤疮等雄激素过多迹象或血检显示雄激素升高;二是超声提示卵巢多囊样改变。
即便有诊断标准,误诊和漏诊依然普遍。据世卫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文章,全球高达70%的多囊患者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患病。29岁的林然十年前便开始月经异常,就医时医生反复追问她是否怀孕,当时她并男友。超声仅显示子宫内膜偏薄。此后她辗转多家医院,服药时月经好转,停药便复发。由于身形不胖,她和医生都未将这些问题与多囊关联。直到七年前备孕,她在生殖科接受阴道超声才发现卵巢多囊样改变,方被确诊。
雄激素异常也可能因检测手段局限而被漏掉。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教授里卡多·阿齐兹指出,按照多数现行诊断标准,至少四分之三的多囊患者存在雄激素过多相关异常。部分人需抽血检查,但检测方法灵敏度有限,也可能造成漏诊。
体重也可能误导判断。段涛表示,国内体重指数正常的"瘦多囊"患者并不少见。记者采访的五名患者中,四人体重未达超重标准。20岁的小满身高约158厘米,体重常年不足40公斤,初中时便确诊多囊。今年5月复诊时,某三甲医院妇科医生打量她说:"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也不太可能有胰岛素抵抗。"
事实上,胰岛素抵抗在多囊患者中并不罕见。2024年国内专家共识指出,既往研究估计40%至70%的多囊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但胰岛素抵抗并不属于现行诊断标准。2023年国际循证指南表示,尽管胰岛素抵抗是多囊的重要病理生理因素,目前临床可用的胰岛素检测意义有限,不建议常规开展。
蒂德强调,"代谢"进入病名并不意味患者必须肥胖、存在胰岛素抵抗或已患糖尿病等代谢疾病。更名不会立刻催生新药,也没有推翻现有疗法,但它试图纠正多囊长期被等同于"不孕"以及"不备孕就不必管"的诊疗惯性。
小满确诊时,医生告诉她此病可能影响未来生育。此后很长时间,她都将多囊理解为一种与生育相关的妇科疾病:结婚生子对她而言还很遥远,治疗自然也无关当下。因不痛不痒,她后来中断治疗。但生育只是多囊管理的一部分。蒂德反对让年轻患者等到想生育时才着手干预,那样会忽视心理和代谢风险。她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告诉一位有心血管风险的人:"先回去吧,等发生心肌梗死再说。"
斯泰纳-维克托林指出,多囊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相对风险约为普通女性的2.7倍。长期不排卵时,子宫内膜持续受雌激素刺激,却缺少孕激素的周期性保护。若患者长期闭经、异常出血或检查发现内膜增厚,应进一步评估并遵医嘱随访。
"生完孩子,多囊就会好"同样是常见误解。林然曾短暂相信过,生育后她的月经一度规律了几个月,但很快再次紊乱。黄荷凤表示,对多囊患者而言,生育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自动消失。
多囊的病因和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也没有一种药物能同时解决月经、雄激素、代谢和生育问题。黄荷凤认为,治疗应根据患者年龄、症状、代谢风险和生育需求动态调整:青春期患者长期闭经,重点是保护生殖健康并监测内分泌变化;多毛、痤疮或脱发显著影响生活时,需针对雄激素过多治疗;出现糖代谢异常后,再引入饮食、运动或药物干预;有生育计划时,核心转为帮助排卵;产后仍需持续管理,关注子宫内膜和代谢风险。
今年1月确诊后,陈默服用了一个月短效口服避孕药。斯泰纳-维克托林解释,这类药物可调节出血周期,改善部分多毛、痤疮等症状,也有助于保护子宫内膜。医生还可根据情况使用孕激素或含孕激素的宫内节育器。
多位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生活方式管理是多囊治疗的地基。黄荷凤表示,生活方式管理不能止步于"少吃、多动"。目前国内针对不同亚型多囊患者的饮食和运动方案仍不够精细化,例如每天具体能量摄入、运动安排方式,以及体重正常者与肥胖者是否应设定不同目标等。
随着"代谢"纳入新病名,二甲双胍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伍学焱表示,从内分泌代谢角度看,二甲双胍等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已成为临床治疗多囊的常用手段之一。阿齐兹则提醒,二甲双胍并非人人适用,其使用通常需达到足够剂量,因此更应精准施治。
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原本用于糖尿病和减重的新药,也成为部分患者的"网红"选择。黄荷凤注意到,一些患者在就诊前已自行用药。她提醒,这些药物并非治疗该病的"万能钥匙",尤其是有备孕计划者需格外谨慎。部分研究提示这些药物可能有助于减重、改善胰岛素抵抗和月经周期,但最佳剂量和长期安全性仍需更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蒂德认为,这些药物或许对部分患者有益,但针对育龄女性的研究仍不充分,目前不能认定其在妊娠期使用足够安全。
对有生育需求的患者,治疗也不只是让卵泡成熟那么简单。林然备孕期间,在当地三甲医院生殖科接受促排卵治疗,结果竟怀上五胞胎。因继续妊娠风险过高,她接受了减胎手术,最终两个孩子于妊娠25周早产。黄荷凤强调,促排卵首先要确保安全,目标不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卵泡,而是尽量得到一枚成熟卵泡,实现单胎、足月及母婴安康。
更关键的是改变临床实践。去年10月,28岁的许宁体检时被提示卵巢可能存在多囊样改变。数月后,她决定进一步检查。她的血糖、胰岛素和性激素等指标无明显异常。内分泌科医生没有排除多囊,只说月经和卵巢问题应转妇科处理。转到妇科后,因部分检查已过期,许宁不得不重新做了一遍。
"目前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段涛坦言,不少医院各科都在处理自己熟悉的症状,却未必有人掌握患者完整病史。医学界目前只是对新名称达成共识,接下来更紧要的是变革临床实践,在患者青春期、育龄期、妊娠期和产后持续跟进。
斯泰纳-维克托林表示,新名称希望推动主诊医生长期跟进、多专业协同管理,将患者的生殖、代谢和心理问题整合进同一条诊疗路径。黄荷凤建议妇产科与内分泌科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目前遇到复杂病例,她会组织多学科会诊,或请内分泌科专家远程视频共同看诊,让患者免于再到另一个门诊重新排队。
但为每位患者临时组织多学科会诊并不现实。段涛认为更可行的路径是组建专病团队,培养熟悉多囊的主诊医生,并由妇科、生殖医学、内分泌、皮肤和心理健康等多学科共同制定诊疗指南和共识。
现实中,新旧名称的交替需要时间。蒂德介绍,国际上已设定三年过渡期,目前新旧名称并行使用,到2028年更新指南时计划仅保留PMOS。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等人近期撰文建议,国内现阶段可采用"旧名为主、新名标注"的过渡方式。黄荷凤表示,国内更名难以一步到位,还需经过相关学会论证、医学名词审定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备案。即便未来统一使用PMOS,仍需根据患者的生殖、雄激素和代谢表现进一步分型。
得知PCOS更名为PMOS时,许宁的第一反应是:"就改个名字,对我好像没什么影响。"对她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这次检查究竟说明了什么,下一步该去哪里,是否会有医生持续跟进她的病情。一场更名的成败,不能只看医生在病历上写下PCOS还是PMOS。黄荷凤表示,无论使用哪个名称,这都是影响女性一生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应当尽早筛查、及时干预并长期管理。
(应受访者要求,林夏、陈默、林然、小满、许宁均为化名)
{过敏不是免疫力差,“敏宝”家长需}要避开这些养育误区
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
刘国《洪任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据自然资源部官网7月30日发布的消息,当天下午,中央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亲临自然资源部领导干部会议现场,正式对外宣布一项重要人事任命:经中央研究决定,刘国洪同志被委以重任,出任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一职。此番人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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