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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万贿金换15年逃亡！香港机场“内）鬼”贪腐案收官
一桩尘封逾十七年的香港国际机场偷渡贪污案，于7月29日迎来最终落幕。一名前国泰航空地勤人员，在弃保潜逃超过十五年后主动返港，最终被法庭定罪判刑，为这段漫长的法律追诉画上句点。
现年45岁的被告徐英杰，早年担任国泰航空客户服务主任，于2009年卷入机场协助偷渡的贪污案件，同年8月遭廉政公署拘捕。然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徐英杰于保释期间突然销声匿迹，自此隐匿行踪长达十余年，裁判法院随即对其发出拘捕令。直至2025年7月，这名潜逃多年的被告主动回港，随即被廉署重新起诉，案件得以重启审理。
根据案情披露，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间，徐英杰利用其值机柜台的职务之便，与两名国泰航空地勤人员联手，与偷运人蛇集团勾结合作。三人专门为集团安排的非法出境旅客（即俗称的“人蛇”，指无合法出境资格、企图偷渡的人员）加速办理登机手续，并事先查阅航空系统资料、预警安检审查，巧妙规避机场监管的漏洞。被告按每位旅客1000至2000港元的标准收取贿款，整个运作期间累计获得利益达1.8万港元。
7月29日，徐英杰在香港区域法院出庭应讯，当庭承认四项代理人串谋接受利益罪名，相关行为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9(1)(a)条及《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条。暂委法官祁士伟宣判，判处其20个月监禁，并须向国泰航空全额归还涉案的1.8万港元贿款。
值得关注的是，本案其余四名涉案人员——包括两名地勤及两名偷渡集团成员，早在2011年2月就已被判处14至20个月不等的监禁。唯独被告长期潜逃在外，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然而，弃保潜逃终究无法逃脱法网，时隔十余年，正义依然如期而至，法律的严惩终究没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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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不是免疫力差，“敏宝”家长需}要避开这些养育误区
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
使用说明
让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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