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伏天的帷幕将于15日正式拉开，整个周期将延续40天之久。除了“冬病夏治”这一流传已久的养生传统，近来网络上还兴起了一种新潮的说法——三伏期间被视为全年减脂效率最高的“黄金时段”。事实果真如此吗？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王栋，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三伏天的确为体重管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前提是要做到“顺时而动、顺势而为”，若再辅以中医特色外治疗法，效果则更为显著。不过，他特别提醒，切忌走向极端，盲目断食或过度锻炼反而得不偿失。

实习生谢圣霖与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许倩倩联合报道。长久以来，减肥定律似乎总离不开“管住嘴、迈开腿”的朴素信条，其重心在于卡路里的严格调控。然而，王栋向记者透露，2026年3月国家颁布的《中国肥胖行为与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已提出更为全面的视角，科学化的体重管理需将睡眠质量、膳食结构、运动习惯及心理状态四大层面一并纳入考量。“三伏天里，睡眠问题的改善显得尤为事半功倍。”王栋阐释道，中医理论视睡眠的实质为“阳入于阴”——白昼间阳气升腾于外，维系人的精力与活力；夜幕降临后，阳气应当潜藏归内，方能促人安然入梦。而三伏恰逢一年中阳气最鼎盛之时，人体阳气多浮越于体表，腠理随之疏松开泄，此刻借助针刺、穴位敷贴、艾灸等手段，药力与刺激更容易循气血运行而贯通经络，从而为“阳入于阴”打通顺畅路径。这正是“冬病夏治”理念在三伏天调理睡眠障碍的根本逻辑所在。

不仅如此，盛夏酷暑常令人食欲不振，自然减少摄入，加之身体新陈代谢速率提升，无形中便营造出一种有利于制造“热量亏空”的天然态势。王栋进一步表示，阳气外放、腠理松解使得气血流转格外活跃，这既加速了脂肪的分解消耗，也更能促进体内长期积聚的痰湿水浊向外排泄，尤其对于改善“虚胖”及“水肿型肥胖”颇具奇效。除却饮食与代谢层面的自发变化，王栋还着重强调了中医外治法在三伏减重中的独到优势。“拿针灸来说，经由精准刺激特定穴位，可以调节经络之气血，强化脾胃的运化机能，推动脂肪的分解代谢，同时还能调整内分泌水平，抑制过旺的食欲。再者，诸如针灸、穴位埋线、敷贴等多种外治法，均可依据个体体质差异进行辨证施治。”

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七十五公斤的市民刘先生，便是中医外治减重的真实受益者。由于日常公务缠身，他很难做到严格把控饮食或坚持固定运动，但在接受一个月的针灸调理之后，体重竟轻松下降了十余斤。对此，王栋解释：“针灸在调节代谢过程中，患者初期往往会有‘饿得更快’的感觉，这其实正是身体代谢提速的信号。若此时能克制食欲，坚持约一周时间，待代谢水平稳定上升，体重便会开始持续回落。”

连日来，广西日报推出的深度特稿《王的猜想》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荡起全网热议的涟漪——社交媒体上，这张报纸被炒出高价，印刷厂连夜加印仍供不应求。然而，当大众的狂热追逐不断升温，一个更为深邃的问题浮出水面：人们追捧的，究竟是哪一个“王”？

第一个“王”，是那位卸下神话光环、带着人间烟火气的数学家王虹。公众早已习惯了那些被精雕细琢、一帆风顺的天才传奇，可《王的猜想》却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她另一番身影：求学路上的跌宕起伏，内心深处的反复自省，以及年复一年埋首于枯燥算式中的孤寂身影。谁的青春不曾有过迷惘？谁的梦想不曾尝过漫漫长夜里的苦涩？正是这份平凡人共有的挣扎与坚持，让无数读者在她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这种质朴而深沉的共鸣，正是这场热潮最坚实的根基。

第二个“王”，则是大众心中那尊象征着实干精神与科学信仰的偶像之碑。长期以来，娱乐八卦霸占着舆论的风口浪尖，而那些甘守实验室、潜心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却常常像被遗忘的角落，鲜有人问津。可如今，民众竟愿意高价收藏一份报道科学家的报纸，这难道仅仅是出于对一位学者的单纯欣赏吗？显然并非如此。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全社会价值投票：相较于浮夸易逝的流量喧嚣，那些安坐“冷板凳”、深耕细作基础研究的实干品格，正在赢得发自肺腑的尊崇与敬意。

而在这股热潮的更深层，还隐匿着第三个“王”：那足以撼动人心、以深度见长的内容之王。当下的互联网空间，早已被碎片化的“速食”资讯填满，厚重而富有立体感的深度报道，反倒成了稀缺的奢侈品。《王的猜想》不事煽情、不靠造势，仅凭扎实的采访功底，忠实还原了科研者那份矢志不渝的坚守。人们争相珍藏这份报纸，何尝不是在为那些有温度、有思想的优质文字，投出最珍贵的一票信任？

北京7月23日电（记者袁秀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于今日正式对外发布消息，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益因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这一通报标志着又一名教育系统高级领导干部因涉嫌违规行为而受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严厉惩处。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郭学益被“双开”之前，该校另一位曾与他长期共事的原校长张尧学，也在退休八年后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并于今年5月受到同样的纪律处分。这两位曾在中南大学并肩工作多年的高层管理人员，如今相继落马，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治理和学术腐败问题的高度关注。

根据官方公布的履历，郭学益生于1966年10月，祖籍湖南望城，拥有工学博士学位。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中南大学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2003年成为重金属冶金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副所长。此后，他逐步迈向行政领导岗位，先后担任过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等关键职务，并于2016年升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直至去年1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详细列出了郭学益的诸多违规行为，其问题不仅限于学术领域，还牵涉到人事任免等多个方面。通报指出，他“为谋取学术奖项和学术称号，向有关人员赠送礼品礼金”，“违规为本人及他人在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不当利益”，甚至“为谋求自身职务升迁，向相关工作人员行贿”。此外，他还在任职期间违规经商办企业，与私营企业主进行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企业经营、项目合作等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贿赂，同时还存在“非法套取会议经费占为己有”等严重问题。

郭学益的落马并非孤立事件。他的老上司、曾任中南大学校长长达六年（2011年10月至2017年5月）的张尧学，也在去年10月被查。张尧学的违纪行为同样涉及干部选拔任用、学术称号评定以及荣誉表彰等多个环节，官方通报称其“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并“在干部选拔任用、授予学术称号、荣誉表彰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这种行为“助长了学术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此外，他同样被指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事实上，今年以来的高校反腐风暴势头强劲，被查处的校级领导远不止郭学益、张尧学二人。就在本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通报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灼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的消息。张灼华的履历显示，他于2010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中南大学副校长，随后于2016年5月转任南华大学校长，直到2025年12月卸任。此前，南华大学党委已专门召开会议，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国家监委的调查决定。

今年以来已被公开通报查处的高校领导还包括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杜锐、广西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及校长赵劲民、广西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卞成林、哈尔滨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斌以及鲁东大学党委书记王庆等人。这一系列案件显示出纪检监察部门对教育领域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坚定态度。

从政策层面看，教育领域已成为当前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26年1月举行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将教育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随后，教育部于今年3月召开深化教育领域腐败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在以往高校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和基础教育领域“三项整治”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有失公平、有损公益、有违法纪、有悖作风”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入推进教育系统内的正风肃纪反腐工作。（完）

近期，多家学术期刊陆续宣布推行或提倡论文独立署名制度，这一动向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此类举措有助于遏制“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等长期困扰科研诚信的乱象；反对者则表达了忧虑，担心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有可能干扰正当的科研协作，并给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以及青年学者的职业成长带来更大阻力。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场关乎论文署名形式的专业探讨，但实质上，它触及了科研评价机制、人才培育模式、学术伦理规范以及整个学术生态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许并非“谁有资格署名”这一表面问题，而是署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价值导向——究竟应当构建一种怎样的科研评价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公正地衡量学术贡献？

论文署名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荣誉范畴，它与项目申报、职称晋升、人才选拔、博士毕业条件以及高校绩效评估等现实利益紧密相连。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往往能够左右一名博士能否顺利获得学位、一位青年教师能否成功留校任教，甚至决定一位科研人员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研究资源。正因如此，署名这一行为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贡献记录，而演变为与个人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关键凭证”。

正是因为署名与利益之间形成了高度绑定关系，原本应当忠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机制，逐渐沦为利益分配的博弈工具。于是，挂名作者、馈赠署名、影子作者等种种学术失范行为便应运而生。有些人并未做出实质性贡献，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作者席位；另一些人则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认可。这种乱象不仅严重损害了科研活动的公平公正，也极大地削弱了学术共同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对论文署名进行规范整顿、维护科研诚信，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简单地将联合署名与学术不端划上等号。现代科学研究的开展，正日益呈现出团队协作、学科交叉和技术深度融合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即便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愈发离不开多学科视角的共同参与。从理论框架的搭建、实验数据的采集分析，到专业技术的支撑保障，不同成员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合作攻关已然成为当下知识创新的一种核心模式。

与此同时，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科研合作，同样是高层次人才培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导师不仅承担着学术方向引领与知识传授的职责，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具体科研项目的共同参与，帮助学生逐步构建独立研究能力、熟悉学术行为规范，并最终融入学术共同体。对于这类确有实质贡献的合作研究而言，联合署名不仅合理合法，更是尊重科学研究客观规律的应有之义。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对象，并非联合署名这一形式本身，而是脱离实际贡献的虚假署名；我们需要反对的也并非合作研究，而是被“利益绑架”所扭曲的合作关系。这场关于署名的论争，其本质上是“破四唯”改革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事实上，当前围绕署名问题所衍生的诸多矛盾冲突，其根源并不在于署名制度自身的设计缺陷，而在更深层次的科研评价导向。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明确提出了“破四唯”的指导方针。这一改革的核心要义，并非否定论文的价值，而是坚决反对将论文数量、署名排序等单一量化指标奉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尺，力图引导评价体系真正回归到对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及社会价值的综合考量上来。倘若评价体系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即便在形式上全面推行单独署名制度，也难以避免催生出新型的形式主义问题。今天取消了联合署名，明天便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利益交换与替代方式。唯有将“四唯”的根基彻底破除，才能从源头上弱化围绕论文署名展开的利益博弈，从而使科学研究回归到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初心与本位。

展望未来，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署名机制，应当始终坚持以实际贡献为准绳，而非单纯追求排名次序。目前，国际上许多权威期刊已经开始推行作者贡献声明制度，要求每位署名作者明确列出其在研究设计、实验执行、数据分析、论文撰写、项目管理等环节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这样一来，署名便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序标签，而是承载了明确的责任归属和事实依据。相较于简单地规定“单署”还是“合署”，此种机制显然更能真实、客观地还原每位作者的科研贡献，也更有利于从制度层面杜绝挂名等不良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着力构建一套更加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在评价科研人员时，既要审视其论文成果，也应综合考量其原创性思想、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成效、社会服务贡献以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多维度表现；既要重视标志性成果的引领作用，又要充分尊重不同学科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的固有差异。对于文史哲这类以学者独立钻研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学科，评价导向可以更加侧重于原创思想的深度与厚度；而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以团队合作、协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领域，则理应充分认可集体贡献的价值，避免运用整齐划一的标尺去衡量所有学科门类。

更为关键的是，评价的重心应当切实落脚于“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创造了何种社会价值、培育了怎样的优秀人才”之上。只有当高质量创新真正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导向，而非论文发表数量或署名顺序的简单比拼，才能有效缓解青年学者与博士生群体中长期弥漫的“论文焦虑”，也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挂名、争抢署名等学术乱象的滋生蔓延。

论文署名，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科研生态的健康状况。它既关乎学术伦理的底线坚守，也关系到人才梯队的接续培养；既展现了科研协作的基本模式，也折射出评价制度运行的深层逻辑。归根结底，今日所争论的“署名权归属”，其焦点并非那一个个名字本身，而是与名字紧密捆绑的权益分配规则。一个真正健康、充满活力的学术生态，应当确保每一位作出真实贡献的科研工作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认可，让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精神得到充分的鼓励与弘扬，让学术诚信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下蔚然成风。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