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气象台官网通报，甘肃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于7月30日上午8时30分联合对外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监测显示，从7月30日8时50分起的24小时内，陇南市所辖武都区、成县、文县及康县等地，遭遇山体崩塌、滑坡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极大，预警等级被定为红色。与此同时，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以及陇南市的宕昌、西和、礼县、徽县、两当诸县，还有天水市的秦州区和麦积区，上述区域面临的地质灾害风险同样不容小觑，被列为橙色预警。此外，庆阳市的西峰区、庆城县、环县、华池县、合水县、正宁县、宁县及镇原县，定西市的通渭、陇西、漳县和岷县，天水市的清水、秦安、甘谷、武山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平凉市的崆峒区、泾川、灵台、崇信、庄浪、静宁及华亭市等地，也需警惕可能发生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其风险等级为黄色预警。相关部门提醒上述地区民众及相关部门务必加强防范，确保人身与财产安全。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牛荷撰写的一篇深度报道中，披露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一困扰无数女性的内分泌疾病的最新动态。该报道发表于2026年8月3日出版的第124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聚焦于这一沿用近九十年名称的疾病正经历的历史性变革。

故事要从林夏说起。这位刚结束大二学业的年轻女性，在6月底遭遇了持续近十天的异常子宫出血。而这之前，她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月经造访。7月7日，她走进上海某三甲医院完成初诊和血液检查，次日复诊后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回溯过去三四年，林夏陆续浏览过多篇关于此病的科普内容——月经紊乱、体毛浓密、反复爆痘、脱发等典型症状。她感慨自己的身体仿佛"依照教科书生病"。

事实上，多囊是育龄期女性最常遭遇的内分泌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10%至13%的育龄女性深受其扰。《柳叶刀》曾刊文指出，全球超过1.7亿女性受到这一疾病的影响。而2022年公布的一项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2400万名育龄女性罹患此病。

今年5月，《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国际命名共识，提议将沿用近九十年之久的PCOS更名为PMOS，中文暂译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紧随其后，7月1日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发布了PMOS指南草案，提出加速对患者的诊断流程，并建议医疗机构为确诊者提供年度健康评估。

为何要改变这个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名称？林夏的月经史便是一个缩影。她时而连续两月月中出血，时而整月毫无动静；有时仅有零星血迹便戛然而止。大二那年，她特意购置了一款智能手表来记录经期，每当发现出血便即时标记"点滴出血"还是"正式月经"，并详细记录出血量。

与林夏同龄的陈默，月经频率更为稀少，高中起每年仅来潮一至两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五年前初次怀疑自己患有多囊时曾感到恐惧，但随后在网络上看到越来越多相似经历，便自我宽慰："大家都有，无所谓。"直到今年1月，她才首次就医并确认诊断。多名受访患者最初均因月经异常而就诊。这些异常不伴疼痛，也不会干扰日常学习工作，因此极易被误认为青春期正常发育、考试压力或熬夜所致。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对多囊患者而言，月经变化往往是排卵节律紊乱后最先发出的警报。长期不排卵意味着子宫内膜无法按正常节律增生和脱落，异常增生的风险随之上升。

然而，排卵异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段涛指出，多囊患者并无统一"面孔"：有人以月经和排卵障碍为主；有人多毛、痤疮、脱发等雄激素过多症状突出；有人超声显示卵巢多囊样改变；还有人伴随体重和代谢异常。这些表现可能叠加出现，也可能只显现其一。

过去，这些症状常被割裂处理：妇科管月经和生育，内分泌科处理代谢，皮肤科对付痤疮和多毛，心理专业人员应对焦虑和抑郁。"诊疗碎片化是此次更名的重要原因之一。"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斯泰纳-维克托林如是说。

伍学焱进一步阐明，"多内分泌"并非指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相互独立的内分泌疾病，而是多个调节系统同时出现紊乱。例如，控制卵泡发育和雄激素分泌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失调，常伴随糖脂代谢异常。这些变化彼此交织，共同塑造了多囊复杂的疾病图景。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更名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医患双方，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理解和治疗这一疾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内分泌学家海伦娜·蒂德是此次更名的主要推手之一。她透露，早在2012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她和团队询问患者对PCOS的理解，惊讶地发现许多人误以为卵巢里长满异常囊肿。此后的14年间，数以万计的患者、一线医生及卫生专业人员通过调查和投票表达意见，最终凝聚成这份国际命名共识。

蒂德还指出，旧名称束缚了疾病分类，多囊长期被划归"卵巢疾病"范畴。只有改变分类，更多科室的医生才有可能及早识别患者。

"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这是不少"瘦多囊"患者常听到的话。蒂德明确表示，从PCOS到PMOS，现行诊断标准并未改变。

7月8日，林夏完成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并不典型：两侧卵巢各可见约10个小卵泡。超声医生未在报告中写入"卵巢多囊样改变"，仅提醒腹部超声易受设备、角度和膀胱充盈程度干扰，最终诊断应由门诊医生综合判断。门诊医生结合她长期月经紊乱等表现，认为多囊"基本没跑了"。

段涛解释，所谓卵巢多囊样改变，是指一些本应继续发育成熟并排出的卵泡停滞在生长途中，聚集于卵巢内，部分患者卵巢因此增大。临床上常见两个极端错误：一见到超声提示多囊样改变便直接确诊，或因为超声不典型便立即排除。

多囊无法依靠单项检查单独确诊，但已有较为清晰的综合诊断框架。国际上广泛采用的鹿特丹标准规定，在排除其他疾病后，患者需在排卵异常、高雄激素表现及卵巢多囊样改变三项中至少符合两项方可确诊。国内2018年发布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国诊疗指南》思路相近，但将月经稀发、闭经或不规则出血设为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任一类表现：一是多毛、痤疮等雄激素过多迹象或血检显示雄激素升高；二是超声提示卵巢多囊样改变。

即便有诊断标准，误诊和漏诊依然普遍。据世卫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文章，全球高达70%的多囊患者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患病。29岁的林然十年前便开始月经异常，就医时医生反复追问她是否怀孕，当时她并男友。超声仅显示子宫内膜偏薄。此后她辗转多家医院，服药时月经好转，停药便复发。由于身形不胖，她和医生都未将这些问题与多囊关联。直到七年前备孕，她在生殖科接受阴道超声才发现卵巢多囊样改变，方被确诊。

雄激素异常也可能因检测手段局限而被漏掉。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教授里卡多·阿齐兹指出，按照多数现行诊断标准，至少四分之三的多囊患者存在雄激素过多相关异常。部分人需抽血检查，但检测方法灵敏度有限，也可能造成漏诊。

体重也可能误导判断。段涛表示，国内体重指数正常的"瘦多囊"患者并不少见。记者采访的五名患者中，四人体重未达超重标准。20岁的小满身高约158厘米，体重常年不足40公斤，初中时便确诊多囊。今年5月复诊时，某三甲医院妇科医生打量她说："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也不太可能有胰岛素抵抗。"

事实上，胰岛素抵抗在多囊患者中并不罕见。2024年国内专家共识指出，既往研究估计40%至70%的多囊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但胰岛素抵抗并不属于现行诊断标准。2023年国际循证指南表示，尽管胰岛素抵抗是多囊的重要病理生理因素，目前临床可用的胰岛素检测意义有限，不建议常规开展。

蒂德强调，"代谢"进入病名并不意味患者必须肥胖、存在胰岛素抵抗或已患糖尿病等代谢疾病。更名不会立刻催生新药，也没有推翻现有疗法，但它试图纠正多囊长期被等同于"不孕"以及"不备孕就不必管"的诊疗惯性。

小满确诊时，医生告诉她此病可能影响未来生育。此后很长时间，她都将多囊理解为一种与生育相关的妇科疾病：结婚生子对她而言还很遥远，治疗自然也无关当下。因不痛不痒，她后来中断治疗。但生育只是多囊管理的一部分。蒂德反对让年轻患者等到想生育时才着手干预，那样会忽视心理和代谢风险。她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告诉一位有心血管风险的人："先回去吧，等发生心肌梗死再说。"

斯泰纳-维克托林指出，多囊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相对风险约为普通女性的2.7倍。长期不排卵时，子宫内膜持续受雌激素刺激，却缺少孕激素的周期性保护。若患者长期闭经、异常出血或检查发现内膜增厚，应进一步评估并遵医嘱随访。

"生完孩子，多囊就会好"同样是常见误解。林然曾短暂相信过，生育后她的月经一度规律了几个月，但很快再次紊乱。黄荷凤表示，对多囊患者而言，生育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自动消失。

多囊的病因和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也没有一种药物能同时解决月经、雄激素、代谢和生育问题。黄荷凤认为，治疗应根据患者年龄、症状、代谢风险和生育需求动态调整：青春期患者长期闭经，重点是保护生殖健康并监测内分泌变化；多毛、痤疮或脱发显著影响生活时，需针对雄激素过多治疗；出现糖代谢异常后，再引入饮食、运动或药物干预；有生育计划时，核心转为帮助排卵；产后仍需持续管理，关注子宫内膜和代谢风险。

今年1月确诊后，陈默服用了一个月短效口服避孕药。斯泰纳-维克托林解释，这类药物可调节出血周期，改善部分多毛、痤疮等症状，也有助于保护子宫内膜。医生还可根据情况使用孕激素或含孕激素的宫内节育器。

多位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生活方式管理是多囊治疗的地基。黄荷凤表示，生活方式管理不能止步于"少吃、多动"。目前国内针对不同亚型多囊患者的饮食和运动方案仍不够精细化，例如每天具体能量摄入、运动安排方式，以及体重正常者与肥胖者是否应设定不同目标等。

随着"代谢"纳入新病名，二甲双胍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伍学焱表示，从内分泌代谢角度看，二甲双胍等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已成为临床治疗多囊的常用手段之一。阿齐兹则提醒，二甲双胍并非人人适用，其使用通常需达到足够剂量，因此更应精准施治。

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原本用于糖尿病和减重的新药，也成为部分患者的"网红"选择。黄荷凤注意到，一些患者在就诊前已自行用药。她提醒，这些药物并非治疗该病的"万能钥匙"，尤其是有备孕计划者需格外谨慎。部分研究提示这些药物可能有助于减重、改善胰岛素抵抗和月经周期，但最佳剂量和长期安全性仍需更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蒂德认为，这些药物或许对部分患者有益，但针对育龄女性的研究仍不充分，目前不能认定其在妊娠期使用足够安全。

对有生育需求的患者，治疗也不只是让卵泡成熟那么简单。林然备孕期间，在当地三甲医院生殖科接受促排卵治疗，结果竟怀上五胞胎。因继续妊娠风险过高，她接受了减胎手术，最终两个孩子于妊娠25周早产。黄荷凤强调，促排卵首先要确保安全，目标不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卵泡，而是尽量得到一枚成熟卵泡，实现单胎、足月及母婴安康。

更关键的是改变临床实践。去年10月，28岁的许宁体检时被提示卵巢可能存在多囊样改变。数月后，她决定进一步检查。她的血糖、胰岛素和性激素等指标无明显异常。内分泌科医生没有排除多囊，只说月经和卵巢问题应转妇科处理。转到妇科后，因部分检查已过期，许宁不得不重新做了一遍。

"目前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段涛坦言，不少医院各科都在处理自己熟悉的症状，却未必有人掌握患者完整病史。医学界目前只是对新名称达成共识，接下来更紧要的是变革临床实践，在患者青春期、育龄期、妊娠期和产后持续跟进。

斯泰纳-维克托林表示，新名称希望推动主诊医生长期跟进、多专业协同管理，将患者的生殖、代谢和心理问题整合进同一条诊疗路径。黄荷凤建议妇产科与内分泌科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目前遇到复杂病例，她会组织多学科会诊，或请内分泌科专家远程视频共同看诊，让患者免于再到另一个门诊重新排队。

但为每位患者临时组织多学科会诊并不现实。段涛认为更可行的路径是组建专病团队，培养熟悉多囊的主诊医生，并由妇科、生殖医学、内分泌、皮肤和心理健康等多学科共同制定诊疗指南和共识。

现实中，新旧名称的交替需要时间。蒂德介绍，国际上已设定三年过渡期，目前新旧名称并行使用，到2028年更新指南时计划仅保留PMOS。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等人近期撰文建议，国内现阶段可采用"旧名为主、新名标注"的过渡方式。黄荷凤表示，国内更名难以一步到位，还需经过相关学会论证、医学名词审定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备案。即便未来统一使用PMOS，仍需根据患者的生殖、雄激素和代谢表现进一步分型。

得知PCOS更名为PMOS时，许宁的第一反应是："就改个名字，对我好像没什么影响。"对她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这次检查究竟说明了什么，下一步该去哪里，是否会有医生持续跟进她的病情。一场更名的成败，不能只看医生在病历上写下PCOS还是PMOS。黄荷凤表示，无论使用哪个名称，这都是影响女性一生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应当尽早筛查、及时干预并长期管理。

（应受访者要求，林夏、陈默、林然、小满、许宁均为化名）

在如今的情感市场中，一张照片就能让人瞬间出局？网络聊天相谈甚欢，现实中却因“没有眼缘”被婉拒？相亲，是否正演变为一场只看颜值的“选美比赛”？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与问卷网(wenjuan.com)联合开展的一项专项调研显示，在1321名拥有相亲经历的单身青年中，多达64.0%的人认为外貌已然成为步入恋爱关系的头号“拦路虎”。而在探讨为何如此看重颜值时，67.8%的受访者坦言，内在品性需要日久见人心，但一副赏心悦目的面孔却能在初见瞬间就赢得青睐。

身处天津的叶倾，今年27岁，最近刚结束一场由长辈牵线的相亲。由于事先未获取对方照片，见面后发现对方虽算不上丑，却也“未能击中自己的审美偏好”。整场会面下来，她对对方的言谈内容提不起丝毫兴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承认外形出众的对象总能牢牢抓住她的注意力，“哪怕他聊的话题我并不感兴趣，我也愿意安静地聆听下去”。而来自安徽的李轩，今年32岁，他的相亲法则则是颜值先行，一切条件均在其后，“只有跨过外貌这条基准线，才可能考虑深入交往”。若对方的样貌未达预期，他会觉得继续耗下去无异于自讨苦吃。

相亲市场中，颜值是否真的成了最高的准入门槛？调查数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64.0%的受访者深表赞同。交叉分析结果揭示，出生于1995年后的群体对此认同比例最高，达到67.6%；而85后群体的认同度则相对较低，为53.4%。叶倾自认并非“外貌红利”的受益者，但她敏锐地察觉到，颜值不同的人在婚恋市场上遭遇的天壤之别。“打个比方，长相能打6分的女生，或许能收到上百个相亲邀约；但颜值只有3分的女生，可能仅会被推荐寥寥几个对象。”

然而，任职于北京的27岁青年王一阳却持有不同见解。他认为颜值缺乏统一衡量标尺，评判难度极高。“我虽然自称‘颜控’，但审美本就是极为主观之事，岂能用一把尺子度量？”在社交平台发布征友启事时，他并不给外貌打分，而是直白地描述自己偏好的类型，“例如偏爱甜美风格，或肤色白皙一些”等等。对于相亲中盛行的“颜值打分”现象，公众反响如何？统计显示，14.4%的人觉得此举极为合理，堪称硬性标准；65.1%的人认为可以理解，至少给出了一定参照；另有18.4%的人不以为然，还有2.1%的人表示难以评断。

“第一眼看不顺眼，很可能就直接淘汰出局了。即便对方内在修养极佳，或具备诸多长处，也会因为缺乏后续了解的契机而遗憾错过。”李轩分析道。他感慨，在自由恋爱中，人们能通过日常相处慢慢发现彼此的美好品性，相互吸引的过程水到渠成，外貌的权重往往没那么显眼。可相亲则不然，两个陌生人缺乏共同的过往积淀，仅凭一顿饭、一次闲聊，根本难以预判能否携手长远。在这种情境下，颜值便成了最快捷、最直观的判断依据。王一阳在日常生活中颇为注重自我形象的经营，“我会有意识地管理身材，偶尔也会化个淡妆”，他期望觅得一位外形出众的伴侣。在他看来，倘若相亲顺利步入婚姻殿堂，毕竟要朝夕相伴几十载，“关于外貌，还是想尽量挑一个自己看着顺眼的人。”

调研还揭示了颜值在相亲中被高度重视的多重心理动因。得票率最高的依旧是“内在品格需时间验证，貌美者能快速引发好感”，占67.8%；37.2%的人坦诚自己是“重度颜控”，唯有与高颜值者相处才能获得身心愉悦；34.6%的人自认外形条件优越，自然期待另一半旗鼓相当；同样有34.6%的人觉得爱美是天性使然，无人能免俗。除此之外，还有人为下一代的基因与长相未雨绸缪（31.0%）；有人觉得带着高颜值的伴侣外出能赚足面子（24.4%）；有人期望对方的容貌能够匹配自身的优越条件（24.0%）；也有人批判这是浅薄与虚荣的体现，令人沉溺于皮相（9.4%）；甚至有人直言这类人尚未经历生活磨砺，仍沉浸于青春的浪漫幻梦之中（5.4%）。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结构中，男性占比44.6%，女性则为55.4%；地域分布上，一线城市占32.2%，二线城市占37.3%，三四线城市占21.8%，县城或城镇占7.0%，农村占1.7%；从代际来看，00后占28.8%，95后占28.2%，90后占26.2%，85后占16.8%。（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炎炎夏日，蝉鸣声声，城市街头巷尾弥漫着浓郁的夏日气息。对于许多在校大学生而言，走出大学校园、踏入社会打工赚钱，已然成为他们度过悠长假期、丰富自身经历的重要方式。根据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所开展的一项面向1333名青年的专项调研结果，今年暑假期间，高达82.2%的受访大学生或是已经投身于暑期工作，或是正在酝酿相关计划。在众多暑期工种中，线下实体店铺类岗位（占比34.9%）与家教辅导类工作（占比29.1%）最为抢手。值得注意的是，62.2%的受访大学生选择打工的首要动因在于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

来自上海、目前正就读大学的00后学子高子逸，已是拥有超过一年教龄的“资深”家庭教师。主修数学专业的他，长期以来一直为一名高中生提供数学与英语的辅导。备课研习、课堂讲授、以及与学员及其家长的沟通互动，共同构筑了他过去一年多以来每个周末的固定生活节奏。对他而言，这份家教的角色远非单纯谋生的手段，它更是一种让周末时光变得丰盈而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已有打工经历或有此打算的受访大学生比例达到了82.2%，相较于两年前同类调查所录得的72.7%，这一数字实现了近10个百分点的显著跃升。进一步深入分析表明，在大三学生群体中，这一比例攀升至87.0%；而在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大学生中，实际参与暑期打工的比例也高达85.3%。

与高子逸的选择截然不同，来自湖北的大二学生淡紫悦，选择了一份更具市井烟火气息的工作——在一家快餐连锁门店担任服务员。在正式上岗之前，她一度天真地以为这份工作不过是站在收银台前轻松操作几下而已，然而真正投入其中后，她才深刻体会到其中的艰辛远超最初的想象。“几乎什么杂活都得干，空闲时在前台负责点餐，忙碌起来则要冲进后厨炸鸡块、打包外卖、清理餐桌，常常一个人要扛下所有环节。”淡紫悦回忆道，最令人应接不暇的时刻，是整个晚高峰时段店内仅有她和另外一名同事在岗，两人不仅要应对络绎不绝的堂食顾客的催促，还要同步处理纷至沓来的外卖订单，同时必须目不转睛地关注油锅中翻滚的食材。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压力，对她而言无疑构成了一个不小的考验。

与此同时，在山西晋中，年仅20岁的杨鑫天则在自己就读的大学校园内觅得一份工作——学校体育馆前台。表面上看，她的职责并不复杂：负责登记羽毛球场与乒乓球场的租借人员信息，并收取相应费用。然而，生性内向、不善言辞的杨鑫天，却需要鼓起勇气直面每一位前来租借场地的同学，耐心细致地讲解价格、完成信息登记，甚至在闭馆时刻，还要克服内心的怯懦，礼貌而坚定地提醒那些超时逗留者离场。她坦言：“对于我这种不太擅长社交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确实极大地锻炼了我的沟通与应变能力。”

调查结果同样显示，在正在打工或计划打工的受访大学生群体中，选择投身线下实体门店（如奶茶店、餐厅、超市等）工作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4.9%；紧随其后的是家教辅导类岗位（如上门家教、培训机构助教、课后托管等），占比为29.1%。除此之外，其他热门选择还包括：内容创作类工作（涉及短视频剪辑、直播带货、自媒体运营等）占13.9%；AI数据服务类（包括AI训练数据采集、AI提示词编写等）占8.3%；体力劳动类工种（如快递分拣、外卖配送等）占6.8%；线上零工类（涉及数据标注、问卷调查、在线客服等）占5.8%。

高子逸曾在学校超市有过一段勤工俭学的收银员经历。他自豪地表示，自己已经大约有整整一年时间未曾向父母索要过生活费，日常所有开销皆源自个人劳动所得，“能够更早地体会到经济独立带来的那份快乐，真的很让人有成就感。”然而，他亦坦诚地补充道，家教工作所赋予他的，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金钱回报，更是一种宝贵的“被需要感”：目睹学生的成绩在点滴中稳步提升，那种源自内心的满足与欣慰，远比工资单上跳动的数字更能给人以慰藉。

对于淡紫悦而言，打工的动因则显得更为具体且目标明确——“为了攒钱去杭州旅行”。为此，她精心规划了一份高达2600元的旅行预算。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她在餐饮店高强度工作了整整两个月，最终换来了三天无拘无束的杭州之旅。西湖边的微风、灵隐寺悠扬的钟声……那些她通过辛勤汗水换来的旖旎风景，永久地定格成了那个夏天最生动鲜活的记忆。对她来说，这笔钱并不仅仅是一张旅行的“支票”，它更意味着她迈向经济独立时那份坚实而笃定的底气。

而杨鑫天最初决定打工，则是源于想要攒钱购买一台相机的朴素心愿。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暑假她还与朋友一同前往玻璃厂体验打工生活。她的工作听起来似乎异常简单——为杯子贴标签。但真正实际操作起来，其辛苦程度远远超乎她的预料。“一天下来要贴超过6000张标签，刚开始时杯子堆叠得非常高，只能全程站着操作；等到数量渐渐减少，才能找个纸箱坐下来继续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学生选择从事暑期工作呢？在两年前的同类调查中，首要动因是“赚钱”（占比61.6%）。然而今年，“积累工作经验”（占比62.2%）已跃升至首要位置，紧随其后的方是“赚钱”（占比61.8%）。此外，其他相关动因还包括：渴望体验不同类型的工作状态（占48.5%）；打发假期时间，避免在家无所事事（占45.1%）；结交新朋友，拓展社交人脉圈（占37.8%）；验证自身专业与职业的适配度，探索未来兴趣方向（占27.8%）；以及单纯想体验“自己挣钱”的独特感觉（占16.3%）等。

在玻璃厂工作一周后，杨鑫天共计收获了570元薪水，这笔钱被她全部存入了专门为购买相机而设立的储蓄账户中。近些年来，她通过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以及校外的各种打工实践，先后体验过快递分拣员、外卖分拣员等多种不同的工作角色，也由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校园环境与社会用工标准之间的显著差异：校内的勤工俭学岗位对学生的包容性更高，管理制度也相对宽松；而社会上的工厂则实行标准化流水线作业，管控异常严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与氛围，让她提前感知到了真实社会运行的用工规则。她也逐渐深刻领悟到，劳动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体现为账面上冷冰冰的数字，而更在于自己亲身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克服的每一个内心恐惧，以及在此过程中收获的每一分宝贵成长。

本次受访大学生群体构成如下：准大学生占11.2%，大一或大二学生占24.3%，大三学生占27.8%，大四或准毕业生占24.2%，硕士研究生占9.5%，博士研究生占3.0%。从专业背景来看，文史经管类学生占32.4%，理工农医类学生占56.3%，艺术体育类学生占7.6%，其他专业类别占3.7%。就生源地而言，来自一线城市的占31.2%，二线城市占39.8%，三四线城市占21.2%，县城或城镇占5.9%，农村地区占1.9%。（除淡紫悦外，文中其余受访者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