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一则医学突破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多年来，不少患者被反复发作的皮肤瘙痒和顽固皮疹困扰，屡屡被当作普通湿疹处理，却未曾想到，这些表象背后可能潜藏着罕见的皮肤肿瘤。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简称“浙大一院”）皮肤科主任乔建军教授团队，推出了一款自主研发的自监督多模态AI系统，成功攻克了蕈样肉芽肿在临床中易被漏诊和误诊的棘手难题，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了精准的辅助诊断工具。这一创新成果已发表于国际皮肤病学权威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年过六旬的李阿姨（化名）便是这一技术的受益者之一。六年前，她的手臂和大腿开始出现皮疹并伴随瘙痒，起初自行涂抹药膏并未见效，之后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慢性湿疹。然而，病情并未因此好转，每隔两三个月便会卷土重来，反复发作难以根治。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急剧恶化，皮疹蔓延至全身，李阿姨最终慕名前往浙大一院皮肤科，寻求乔建军团队的帮助。

在细致查体的过程中，乔建军注意到患者全身分布着边界清晰的暗红色斑块，其皮损特征与普通湿疹的炎症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他高度怀疑这并非寻常皮肤病，遂建议李阿姨进行皮肤活检和免疫组化检测。检查结果揭开了困扰多年的谜团——李阿姨患上的实际是蕈样肉芽肿，这是一种源于皮肤的罕见T细胞淋巴瘤。据临床数据统计，该病在百万人群中的年发病率仅约5至6例，因其早期症状极具迷惑性，常被业内人士称为皮肤病领域的“模仿大师”。

确诊之后，团队为李阿姨量身定制了治疗方案，采用规律的干扰素皮下注射进行干预。治疗效果立竿见影，短短两周内，她全身的皮损便明显变薄，顽固的瘙痒症状也大幅缓解；治疗持续五周后，体表的斑块和鳞屑逐渐消退，多年的顽疾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乔建军指出，蕈样肉芽肿的病程进展相对缓慢，部分患者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会发展成明显的肿瘤。早期症状缺乏特异性，与湿疹、银屑病、药疹等常见皮肤病高度相似，极易造成诊断混淆。该疾病的两大“狡猾特征”构成了临床诊疗的核心难点：其一，发病表现毫无规律，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可能中招，皮疹多呈不对称分布，常规的抗炎止痒治疗效果不佳，且好发于腰腹、臀部等隐蔽部位，仅靠肉眼观察极易误判，对医生的临床经验提出了极高要求。其二，病理诊断难度颇大。部分患者的活检样本会出现“亲表皮现象不明显”等关键病理特征缺失的情况，单次活检难以得出准确结论，多数患者需要经历多次、多部位的皮肤取样化验才能最终确诊，这导致大量患者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为破解这些临床痛点，乔建军团队潜心攻关，成功开发出这款自监督多模态AI系统。该系统能够精准区分蕈样肉芽肿与湿疹、银屑病、药疹等相似皮肤病，有效化解了疑难皮肤病诊断的困境。相较于传统单一的病理读片模式，这一AI系统展现了多重核心优势，实现了诊疗技术的显著突破。首先，其诊断维度更为全面，打破了仅依赖病理切片图像进行判读的局限，将患者的年龄、病程时长、皮损分布特点等临床信息同步整合，通过双维度数据融合分析，大幅提升了诊断的精准度，有效规避了单一判读可能带来的偏差。

其次，整个诊断过程具有可溯源性和可解释性。AI系统在作出判别时，会高亮标记出核心诊断依据区域，精准锁定皮肤表皮和真皮浅层的关键病变特征，其判读逻辑与资深皮肤病理专家的思路高度一致，摆脱了传统AI“黑箱操作”的弊端，使每一项诊断结论都有理有据。此外，该系统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也相当出色。研究团队利用浙大一院和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两大医疗中心的病例数据进行了交叉验证，系统宏观AUC值超过0.85，诊断效能表现优异。临床测试结果表明，无论是经验尚浅的基层病理医生，还是资历深厚的专家，在借助这一AI辅助工具后，对疑难皮肤病的诊断准确率均有显著提升。

专家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公众，如果皮疹反复发作超过半年，且常规药物治疗无效，或者伴随皮损斑块增厚、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切勿简单将其视为顽固性湿疹而拖延不治。应及时前往设有皮肤科和血液科的综合性医院就诊，必要时接受皮肤活检检查，坚持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的原则，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皮肤健康与生命安全。（完）

近日，浙江宁波一家庭因长期栖身于室内高浓度霉菌环境，最终三人肺部相继感染的消息，迅速引爆社会热议，令无数人为之侧目。

而眼下，国内多地正经历着持续强降雨的侵袭，阴雨连绵与湿热交叠，使得墙面受潮起皮、地板渗出水珠、家电缝隙间悄然滋生出一层层乌黑霉斑……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景象，其背后却潜藏着难以察觉的健康隐患。霉菌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当如何科学防范？科技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

湿度攀升，霉菌繁殖加速

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郝月明向记者介绍，霉菌是多种丝状真菌的统称，已知种类多达数万。其中，与人类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包括曲霉、青霉、根霉、毛霉、枝孢菌、镰刀菌以及链格孢这七大类。

郝月明进一步指出，霉菌从“蛰伏”到“活跃”，需要温度、湿度、营养来源以及时间这四大要素同时满足，而在其中，湿度扮演着最具决定性的角色。霉菌主要依靠孢子进行繁殖，这些微小到肉眼无法辨别的“种子”，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短短24小时至48小时内便能迅速萌芽生长。

具体而言，当气温高于20摄氏度，并且周遭存在灰尘、食物残渣、木料、纸张、衣物纤维等有机物质时，空气湿度便直接左右着霉菌的生长态势。若湿度低于60%，多数霉菌的繁殖会受到明显抑制；一旦湿度跨越65%的门槛，其生长速度便显著加快；而当湿度攀升至75%至95%的区间时，霉菌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孢子的释放量呈几何级数激增，墙面、衣物及地板等处往往在数日之间便会出现清晰可见的霉斑。

“入汛之后，室外湿度频频突破80%，若室内除湿不及时，无异于为霉菌精心搭建了温床。”郝月明提醒道。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霉菌的藏匿之处极为隐蔽。山西白求恩医院感染病科主治医师刘晓璇列举了居家环境中的几大高危区域：淋浴房的玻璃胶条、马桶底座的边缘、紧贴墙体放置的大型衣柜背面、床垫的底层、沙发的犄角旮旯、长期密闭不通风的鞋柜，以及水槽下方的橱柜内部——这些都是霉菌最爱的“秘密据点”。

“三位一体”构筑健康防线

并非所有霉菌都会对人体构成威胁，但曲霉菌却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类致病菌。郝月明介绍，在已知的数百种曲霉菌中，约有40种具备致病能力，其中对人体危害最为严重的当属烟曲霉，其次为黄曲霉、土曲霉及黑曲霉。

人只要吸入悬浮于空气中的孢子，便可能引发霉菌感染。郝月明解释称，霉菌孢子的直径仅有2微米至5微米，能够在空气中漂浮数日之久。在高湿环境下，霉菌24至48小时内便可释放出大量孢子，而日常的行走、整理衣物或打扫卫生等举动，都会扰动气流，形成含有高浓度孢子的气溶胶，人体仅凭正常呼吸便可能吸入数十乃至上百个孢子。

对于健康人群而言，体内的中性粒细胞与巨噬细胞通常能够迅速清除少量侵入的孢子。然而，如果长期暴露于高浓度孢子的环境中，或自身免疫功能存在缺陷，孢子便可能在肺泡深处“安营扎寨”，萌发为菌丝并侵蚀周边组织，最终引发感染。

刘晓璇强调，免疫功能低下者、慢性肺病患者以及重症感染恢复期人群，是霉菌感染的高危群体，更需加倍警惕。她指出，霉菌感染在诊治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早期症状极为不典型，极易与其他呼吸道疾病相混淆。

肺曲霉菌感染的早期预警信号包括：持续发热且使用抗生素无效、干咳不断加重、与呼吸相关的胸痛、痰液中夹杂血丝，以及气短乏力等。刘晓璇建议，高危人群若在雨季出现发热伴咳嗽超过一周，或发现痰中带血，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家中的霉菌暴露史，这对于早确诊、早治疗至关重要。

此外，霉菌的危害远不止于肺部。吸入霉菌孢子可能诱发或加剧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皮肤接触潮湿环境中的霉菌，容易引发手足癣、体癣；潮湿衣物及洁具滋生的霉菌孢子还会干扰私处菌群平衡，诱发霉菌性阴道炎；而误食霉变食物，则可能引起急性胃肠炎。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防护问题，专家们提出了“控湿、清洁、防护”三位一体的综合应对策略。

首先，控制湿度是抵御霉菌的第一道屏障。家庭可配备湿度计，将室内相对湿度严格控制在50%至60%之间。当湿度超过70%时，应及时启动除湿机或空调的除湿模式。雨季期间，建议有敏感人群的家庭仅在雨歇间隙或正午较为干燥的时段进行短时通风，其余时间关闭窗户，以阻隔室外潮气侵入。

其次，清洁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清理霉斑时，务必佩戴N95或KN95口罩、橡胶手套及护目镜。使用湿布擦拭而非干扫，以免孢子扩散形成气溶胶。坚硬表面可用稀释后的含氯消毒液或75%酒精进行擦拭；对于布料、板材等多孔材质，若已发生深层霉变，则建议直接弃用或更换，因为仅靠表面清洁根本无法彻底清除内部的菌丝。

最后，防护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室内霉菌数量较多时，可在卧室或书房等长时间停留的区域，配备带有HEPA滤网的空气净化设备，持续过滤并清除漂浮于空气中的霉菌孢子。

北京7月23日电（记者袁秀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于今日正式对外发布消息，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益因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这一通报标志着又一名教育系统高级领导干部因涉嫌违规行为而受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严厉惩处。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郭学益被“双开”之前，该校另一位曾与他长期共事的原校长张尧学，也在退休八年后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并于今年5月受到同样的纪律处分。这两位曾在中南大学并肩工作多年的高层管理人员，如今相继落马，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治理和学术腐败问题的高度关注。

根据官方公布的履历，郭学益生于1966年10月，祖籍湖南望城，拥有工学博士学位。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中南大学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2003年成为重金属冶金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副所长。此后，他逐步迈向行政领导岗位，先后担任过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等关键职务，并于2016年升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直至去年1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详细列出了郭学益的诸多违规行为，其问题不仅限于学术领域，还牵涉到人事任免等多个方面。通报指出，他“为谋取学术奖项和学术称号，向有关人员赠送礼品礼金”，“违规为本人及他人在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不当利益”，甚至“为谋求自身职务升迁，向相关工作人员行贿”。此外，他还在任职期间违规经商办企业，与私营企业主进行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企业经营、项目合作等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贿赂，同时还存在“非法套取会议经费占为己有”等严重问题。

郭学益的落马并非孤立事件。他的老上司、曾任中南大学校长长达六年（2011年10月至2017年5月）的张尧学，也在去年10月被查。张尧学的违纪行为同样涉及干部选拔任用、学术称号评定以及荣誉表彰等多个环节，官方通报称其“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并“在干部选拔任用、授予学术称号、荣誉表彰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这种行为“助长了学术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此外，他同样被指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事实上，今年以来的高校反腐风暴势头强劲，被查处的校级领导远不止郭学益、张尧学二人。就在本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通报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灼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的消息。张灼华的履历显示，他于2010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中南大学副校长，随后于2016年5月转任南华大学校长，直到2025年12月卸任。此前，南华大学党委已专门召开会议，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国家监委的调查决定。

今年以来已被公开通报查处的高校领导还包括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杜锐、广西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及校长赵劲民、广西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卞成林、哈尔滨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斌以及鲁东大学党委书记王庆等人。这一系列案件显示出纪检监察部门对教育领域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坚定态度。

从政策层面看，教育领域已成为当前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26年1月举行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将教育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随后，教育部于今年3月召开深化教育领域腐败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在以往高校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和基础教育领域“三项整治”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有失公平、有损公益、有违法纪、有悖作风”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入推进教育系统内的正风肃纪反腐工作。（完）

在医学领域，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的随访监测长期面临一个棘手困境：传统上，医生依赖CT影像学检查来追踪病情，但这种被动等待的方式，意味着肿瘤只有生长到肉眼可辨的大小，才会在影像中暴露踪迹。这种延迟往往让不少患者错失了在复发初期进行根治性治疗的黄金时间。然而，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正迎来深刻变革。

记者7月30日了解到，由中国医学专家领军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近日揭示了一项重大突破：针对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利用ctDNA甲基化技术进行动态追踪，能够在复发灶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捕捉到危险的生物学信号。所谓ctDNA，即循环肿瘤DNA，是肿瘤细胞凋亡或破裂后释放入血液的遗传物质碎片，其序列中蕴含着肿瘤特有的突变指纹。

这项中国团队的创新性成果显示，通过及时且规范的干预，能够使复发后获得根治性治疗机会的患者比率从过去的23.6%显著跃升至48.1%。这一数据不仅令人振奋，更预示着结直肠癌术后随访策略即将迎来根本性转型。

北京时间7月30日，这项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综合治疗科彭俊杰教授与病理科丁春明教授联合牵头的国内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三期FIND临床试验，其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癌症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临床数据显示，对于接受根治性手术的I至III期结直肠癌患者而言，术后两年是复发和转移的高危时段，而肝脏与肺部则是最易受到侵袭的部位——这两处转移占总远处转移病例的60%至75%。一旦复发发生，医生能否及时施行手术切除、消融等根治性局部治疗手段，便成为决定患者长期生存几率的关键因素。

“现行临床常规使用的CT随访策略存在显著短板——只有当肿瘤增殖到一定体积才能在影像中显现，而当病灶最终被发现时，许多患者已经与局部根治的最佳时机失之交臂，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姑息性治疗，其疗效和患者的生存预期都受到严重影响。”彭俊杰教授在受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临床痛点。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彭俊杰教授和丁春明教授带领团队在2023年至2026年间，招募了584名术后结直肠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分配至ctDNA监测随访组或常规CT随访对照组。彭俊杰教授阐述道，这一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通过持续的生物标志物监测，能够在转移灶仍然局限于寡转移阶段、尚适合局部根治性处理之时，及时锁定病灶，从而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二次根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