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七月二十四日电（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深耕澳门文物领域的专家赵强，今日在澳门博物馆完成了一桩文化盛事——他郑重地将六十九件（套）瓷器及佛教文献无偿赠予该馆。这一举动，距其六月向故宫博物院捐出五十五件明清瓷器仅一月有余，再度彰显了他对公立文博机构的拳拳之心与慷慨情怀。

这批捐赠的文物，时间跨度与地域广度皆令人瞩目，覆盖了海上丝路贸易、陶瓷工艺演进、跨文化互动以及宗教典籍等多个维度。其中，明清时期的瓷器尤为亮眼，囊括了漳州平和窑所产“汕头器”的青花与红绿彩佳品，以及景德镇窑系风靡海外的克拉克瓷；澳门本土烧造的彩瓷，则囊括粉彩、青花加彩、织金广彩等多元技法，尽显地方匠艺风采。此外，两册缅甸贡榜王朝时期的巴利文漆金羯磨经与一札贝叶经，亦为此次馈赠增添了浓郁的宗教与文化气息。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可茵对这批藏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极大充实并优化了馆内的收藏架构。她指出，从明清时期的外销瓷器，到澳门本地彩瓷，再到珍贵的佛教文献，这些看似独立的文物实则彼此呼应、互为佐证，构成了一幅描绘澳门在环球贸易、瓷器外销、文化交融与宗教传播中独特角色的历史长卷。它们为深入探究澳门乃至中西交流史，提供了更为严密、周详的实证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捐赠瓷器曾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葡萄牙里斯本澳门科学文化中心联袂举办的“镜海融光：澳门与中西文明互鉴五百年”展览中亮相，早已在国际舞台上生动诠释了澳门作为中西文明交汇枢纽的非凡历史地位。

谈及此次捐赠初衷，赵强言辞恳切，希望这批瓷器和佛教文献能够永久留存于澳门这片土地。他期待借助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展览与教育传播功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发挥其应有的公共文化价值，引导公众更清晰地触摸中国陶瓷外销的辉煌轨迹、澳门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佛教文化东渐的悠远回声。

三大股指今日集体低开并持续震荡，最终以阴线收官。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62%，深证成指重挫2.73%，创业板指跌幅显著，达3.97%。市场整体交投活跃，两市总成交额攀升至2.36万亿元，然而下跌个股数量超过3600只，市场分化特征明显。

从板块表现来看，资金呈现出明显的防御性偏好。酒类、汽车及银行板块全天保持活跃，成为多方主力的重要阵地；同时，油气、保险、电信、机场及海运等行业也录得上涨，为大盘提供了一定支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半导体板块领跌市场，CPO及芯片概念股集体走弱，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工业机械和互联网等板块也未能幸免，整体承压明显。

整体而言，今日A股呈现出结构性行情，权重蓝筹相对抗跌，而前期热门的科技题材则遭遇显著回调，市场情绪趋于谨慎。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 (钱晨菲)在7月28日至31日期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杭州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此举旨在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治水、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奠定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版规定定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生效，届时原有《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同步废止。

回溯至2017年，浙江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这一开创性立法精准划分了各级河长的权责范畴，系统构建了河长制的运行架构，使得河长履职从此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准则。自该法规落地以来，浙江水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其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同类立法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近年来，伴随国家在河湖治理与保护领域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及修订，加之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需求，浙江积极推动原有河长制规定实现全面升级与迭代。

此番推出的《规定》紧密结合浙江本地水域特色，将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河湖名录的池塘、塘坝等各类水体，均统一纳入治理与监管范围。

《规定》构建了四级总河长与五级河湖长的立体责任体系。具体而言，浙江将分别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总河长，总河长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首要责任人，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与此同时，还将在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全面设立河湖长，实现管理触角的全覆盖。

权责边界清晰、问题闭环处理构成了新规的一大突出特色。依照《规定》，各级河湖长需严格遵循国家和省级层面确定的巡查周期与巡查事项，对责任范围内的河湖展开常态化巡查。巡查重点涵盖水面保洁状况、水体污染情况、藻类及水葫芦等水生生物的生长态势、堤坝及绿道与亲水平台等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的各类情形。此外，《规定》还积极倡导乡级和村级河湖长借助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为持续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河湖长名单必须向社会公开。在河湖沿岸的醒目位置，应设立河湖长公示牌，详细载明河湖长姓名与职务、监督联系电话、河湖名称、河湖长度或面积、河湖长具体职责、治理目标及保护要求等核心信息。上述内容也可通过二维码等多种电子方式同步展示，方便公众随时查询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