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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十年行｜水清岸绿}港兴 长江上游的十年之变
在中国西南边陲，一条大江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绵延万里，它的源头清流正是云南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自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落地实施以来，云南省始终肩负起上游屏障的神圣使命，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坚定导向，在生态修复、绿色转型、通道建设和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十载光阴流转，从赤水河畔重现游鱼穿梭的生机景象，到水富港跻身千万吨级枢纽行列、实现通江达海的宏伟愿景；从层峦叠嶂间日渐浓郁的生态底色，到开放走廊不断拓宽的发展疆域——云南正将丰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上，用绿色笔触勾勒出一份独具特色的时代答卷。
赤水河，这条发源于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的河流，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着原始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如今正重新焕发出它应有的生命光彩。曾几何时，粗放式的开发模式让这条母亲河不堪重负，生态警钟频频敲响。而改变的火种，源自对生态红线的执着坚守——截至2020年底，赤水河流域云南段17座小水电站全部有序退出历史舞台。镇雄县在治理征程中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累计清理历史遗留硫磺矿渣728万吨，封停矿山73座，沿流域栽植生态防护林带绵延434.54公里。最新监测数据令人振奋，流域内鱼类资源从2020年的36种攀升至59种，出境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2023年，赤水河云南段更是凭借卓越的治理成效，成功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成为全国水生态修复的标杆样本。
生态修复的累累硕果，也催生了可观的经济回馈。在赤水源镇，7800亩方竹林不仅构筑起坚固的绿色屏障，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镇雄县充分利用赤水河生态优势，精心打造了3个精品示范村和66个美丽村庄，年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放眼全省，滇池、星云湖等湖泊已成功摆脱劣V类水质的困扰，大理市更是荣膺“国际湿地城市”称号。云南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累计向水域投放各类鱼苗8185万尾，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了整整2个等级，一幅鱼翔浅底、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正徐徐展开。
再把目光投向水富港——这是云南唯一能够常年接纳3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的深水良港，它的蜕变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短短数年间，这座港口完成了从籍籍无名到举足轻重的华丽转身：货物吞吐量从2020年的30万吨激增至2025年的突破1000万吨，集装箱作业量由1239标箱飙升至6.88万标箱，营业收入实现了令人瞠目的1645倍增长，正式昂首迈入长江上游千万吨级枢纽港口之列。港口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现已建成3个散货泊位和2个多用途泊位，配套建设的进港公路与铁路专用线纵横交错，确保了3000吨级船舶全年通航、万吨级船舶季节性通航的运输能力。2022年，水富港入选国家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创建项目，次年更被明确定位为长江上游骨干港口，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智慧化改造为这座港口注入了全新活力。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实现了3个作业区域的远程调度全覆盖，散货装船效率从过去的每小时200吨飙升至1000吨，效率提升令人惊叹。货源结构也在悄然转型，从过去依赖磷矿、砂石料的单一模式，向煤炭、化肥、铁矿石、铝锭等多元品类齐头并进的方向演进。自2021年以来，水富港陆续开辟了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地的6条班轮航线，编织起一张辐射广泛的黄金水道网络。
放眼云南全省的交通版图，变化同样翻天覆地。高速公路里程已达11184千米，在全国的排位从第20位跃升至第2位；铁路运营里程延伸至522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达到15个，位居全国第四；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运送货物逾7400万吨。云南正在完成从交通末梢到辐射南亚东南亚前沿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区位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胜势。
交通格局的突破性进展，也为产业升级打开了广阔空间。全省电力总装机突破1.7亿千瓦，较2015年实现了翻番目标，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绿色铝产业方兴未艾，2025年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000亿元大关。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更是创建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总产值超过1300亿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民生福祉。十年间，云南累计投入就业补助资金225亿元，建成就业“幸福里”社区106个，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2025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实现翻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2∶1缩小至2.52∶1，共同富裕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全省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37个，各民族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正在云岭大地不断巩固深化。
功能特点
广西持续推进漓江流域生态保护 巩固治理成效破解（发展难题）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记者 陈秋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31日对外发布了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专项检查报告。报告指出，自2012年该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自治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与桂林市紧密协作，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不断健全配套法规体系，深入推进漓江全流域污染治理攻坚与生态系统优化工作，促使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其生态治理实践已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在重大生态工程推进方面，总投资达54.91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正稳步实施，目前83个子项目中已有82个顺利完成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2.33亿元，投资完成率高达95.3%，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达9万公顷。广西生态环境厅针对漓江流域环境风险点开展了三轮全面排查，累计发现并反馈问题186个，其中167个已完成整改，整改率达到89.8%。此外，漓江风景名胜区内所有采石场均已关停并取缔，核心景区内的25处跨江线缆已全部迁移整治完毕，城市段洲岛沿岸的鱼餐馆及违法建筑被彻底拆除，重点水域的网箱养鱼活动得到全面清理，1210艘游览排筏全部完成“油改电”改造，困扰漓江多年的“四乱”顽疾得到有效解决。
截至2026年5月，漓江南溪河等四条支流水质已全面达标，“消劣返清”整体建设任务基本收官。漓江干流水质稳定维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国控及区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三年保持100%，漓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五年被评为“优”，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治理提名案例。
然而，执法检查同时揭示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协同管护机制仍存在壁垒、规划衔接不够紧密、环保基础设施尚存短板、绿色转型发展力度有待提升，以及条例本身亟需进一步修订完善等。
针对上述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提出了多项建议：一是提升依法治理能力，进一步汇聚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合力；二是强化规划的引领、衔接与约束作用，加快构建“山水城市”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大保护修复力度，切实筑牢漓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动绿色转型提质增效；五是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夯实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法治根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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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赵强：为何说澳门是（景德镇申遗的“海丝密码”？）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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