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7月10日电（记者孙玲玲）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日在线刊发了一项由中国科研团队主导的重要临床突破。该项名为ELEVATE的研究揭示，特定亚型肺癌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手术后，若采用国产创新靶向药物恩沙替尼进行辅助治疗，其复发或死亡概率可骤降八成，且对脑部转移的防护成效尤为显著。该研究由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二科王长利教授领衔，联合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协同完成。

在我国，肺癌长期高居恶性肿瘤发病与致死榜首。对于罹患早期肺癌并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而言，外科切除被视为通向治愈的核心路径。然而，即便实现肿瘤的彻底清除，仍有可观比例的病患会在术后数年遭遇复发，其中不乏令人棘手的脑部扩散情形。

在此类患者群体中，一个特殊亚群携带着“ALK融合基因”标志。尽管这一基因变异在肺癌病例中的占比仅为5%至7%，被归入“小众靶点”之列，但受此影响的患者往往发病年龄偏低，疾病进展却异常迅猛，术后出现转移的风险更让临床医师备感忧虑。如何在根治术后进一步压制复发隐患，尤其是筑牢中枢神经系统的“安全屏障”，长期以来被视为治疗体系中的重大攻关难点。

ELEVATE项目招募了274名成功接受肿瘤全切手术的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划归两大阵营：一组术后每日口服国产第二代ALK抑制剂恩沙替尼225毫克，另一组则接受安慰剂治疗，两组的用药周期均设定为24个月。试验采取严苛的双盲架构，无论医护人员还是受试者均对分组情况毫不知情，从而确保最终结论的客观性与严谨度。

数据表明，在中高危风险人群中，服用恩沙替尼的受试者于24个月内的无病生存率高达86.4%，相较之下，安慰剂组的这一数字仅为53.5%。换言之，该药物令患者的复发或死亡威胁锐减了80%。

更为亮眼的成果体现在脑部防护维度：用药组发生中枢神经系统复发的概率下降了78%，这无疑为患者术后的“头脑保卫战”增添了一件利器。

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的方案设计高度契合真实诊疗实践。受试者均是在完成既定辅助化疗程序后才进入随机分组阶段，这更贴近日常临床路径。此外，研究团队前瞻性地吸纳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更早期患者，由此为靶向治疗向早期人群延伸的探索铺设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作为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二科科主任岳东升表示，恩沙替尼身为国产原研药物，在确保卓越疗效的同时，亦具备良好的药物可及性，预期将惠及更为广泛的中国患者。据悉，此番已是本年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的第三篇源自中国肺癌领域的重磅学术成果。（完）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

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就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相关情况向媒体作了通报。据他介绍，新版目录实现了对各类疾病系统临床主要病种的全面覆盖，其中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疾病分类体系中的1180个具体病种，中成药则对应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所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

龚向光进一步阐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与使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实质上构成了群众就医问药、医生处方开具时优先考虑药物的重要参照基准。他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居民健康诉求的日益攀升，加之药品研发领域的快速进步，当前的临床用药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迁。为了更精准地契合人民群众的基本用药需求，对现行目录实施适时而恰当的修订与更新，已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为确保临床用药选择得更加精准、恰当且优质，国家卫健委集结了涵盖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政策及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近千名专家。专家团队基于对我国近年来疾病谱演变趋势、病种分布特征、国内外临床诊疗规范以及海量用药数据的深度剖析，正式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系统性更新工程。

在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国家卫健委精准把握基本药物的政策定位，紧密围绕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谱系，着重凸显临床首选地位、倡导中西药并重策略、适宜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等核心导向。与此同时，充分考量了临床实际应用反馈、药品标准的动态变化、创新药物的研发进展，以及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价格合理性和供应保障能力等多维度因素，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的最新动态，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推进了目录的更新优化，最终形成了2026年版方案。该版本目录总计收录794种药品，具体来看，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部分涵盖476种，涉及791个剂型和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个剂型和888个规格。

关于目录的主要调整内容，龚向光也作了详细说明。在品种增减方面，新版目录共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有2种化学药品或生物制品被移出，中成药则无品种遭到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用药表述被统一规范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明具体药品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优化方面，新增药品共增加剂型175个、新增规格260个。对于原目录中予以保留的药品，其中134种获得了剂型或规格的扩充，累计新增剂型161个、规格200个；另有部分原保留药品的75个剂型和100个规格被调整出目录，这主要归因于相关药品批准文号的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是已被其他更优品种所替代等因素。

在目录规范化建设层面，本次调整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通用药物分类标准以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化，对部分分类归属和剂型规格的表述予以了系统规范；同时，基于药品注册信息的变动，有2个品种从化学药品类别转划至中成药类别，以确保目录结构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在北京门头沟区，一家经营了约莫二十载的东北风味餐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人气。前来光顾的食客们坦言，吸引他们的不仅是那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更多的是这家店数年如一日坚守的几项“铁腕”控烟规矩。

这家东北菜馆铺面并不算大，乍看之下毫不起眼，然而门口循环播放的小喇叭声却格外引人注目。所谓“硬核”禁烟，其规矩之严苛从踏入店门那一刻便扑面而来。从入口处延伸至店内墙壁、房梁，再到每一张餐桌、收银台，甚至包间的四壁，凡目光所及之处，禁烟标志密布，简直无孔不入。

少了往日烟雾缭绕的呛人气息，这家小店的人气非但未受影响，反而愈发兴旺。记者探访时，恰逢一户五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此举办生日聚会，因店面狭小而空间有限，有些客人只能站着用餐，但大家依旧兴致盎然，纷纷表示正是看中了这难得的无烟环境。除了张贴满墙的禁烟标语，记者还留意到，店内每位服务员的胸前都挂着一枚印有禁烟图示的徽章，其上还附了一句温情的提醒——“感谢您不吸烟”。

一名服务员向记者解释：“最初每张桌子上都放了禁烟提示，可总有顾客推说不知情、没留神，于是我们又在墙上增贴了标语。还有人借口不识字，我们就索性添置了一个循环播放的小喇叭。也有人找其他五花八门的理由，所以现在我们点菜时，每位服务员都会当面告知屋内禁止吸烟。说白了，就是要把他们的各种借口都堵回去。”

小餐馆的禁烟规矩能够切实落地，其实并非坦途，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波折呢？这家营业近二十年的小店，是从六年前开始下定决心严格禁烟的。负责人回忆，早年间店里也按规定张贴过禁烟提示，可那些标识高高挂起，却未曾真正落实执行。结果便是，老板和服务员在这个不足六十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终日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来。

为了让禁烟规定真正行之有效，老板和服务员们开始主动劝阻吸烟的食客。负责人透露，过程中也碰过态度强硬、固执己见的人，甚至因此惹来过警察上门。餐馆严格执行禁烟，关键在于规矩要首先立得住。老板对所有服务员进行了统一培训，规定在顾客落座点餐之前，或是电话订餐之际，就要把餐馆的禁烟立场说得明明白白——若有顾客介意，大可另选他处。

一位食客对此深有感触：“进店时人家就提前告诉我们店里不能抽烟，而不是等有人吸了烟之后才过来制止。”与此同时，餐馆老板还将每一次因顾客吸烟而产生的环境和借口都梳理汇总，融入进禁烟标语之中，以便对症下药。

严格禁烟六年来，这间餐厅的生意反倒节节攀升，常有其他城区的顾客专程慕名而来，就为一睹这家“禁烟名店”的真容。时至今日，甚至无须服务员出言提醒，顾客之间也会相互督促，自觉遵守规矩。

这家小饭馆凭借铁腕禁烟而在网络上声名鹊起，众多顾客都期盼这样的无烟餐厅能越来越多。因为或许许多人并不知晓，近年来，餐厅吸烟的投诉量在北京的各项相关统计中始终名列前茅。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至今年6月期间，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所发布的曝光信息，发现“餐厅吸烟投诉量”连续三年稳居榜首。公开资料显示，今年4月，北京全市单月就查出多起违规餐饮单位，单店最高罚款高达6000元。

2015年6月1日儿童节当天，《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作为公共场所的餐厅，自然被明确纳入禁烟范畴。对于餐厅这一禁烟主体而言，事前预防比事后劝阻所付出的管理成本要低得多。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理事李恩泽指出：“倘若餐厅对吸烟行为不加劝阻，一旦违规被执法部门查获或遭人举报，便难逃罚款处罚。而若能前期就把风险降至最低，让顾客尚未踏入店门就深知此处禁烟，那么他们进门后自然不会再吸，这样一来，不仅餐厅省却了后续麻烦，也大大减轻了执法机关的工作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