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中新社香港7月24日电（记者 邱兆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最新揭晓2027年最佳留学城市排行榜，全球150个参评城市与地区中，香港位列第17名，而其“大学排名”单项指标表现亮眼，跃居全球第6位。业内专家解读称，这一成绩有力佐证了“留学香港”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正呈现稳步攀升之势。

回溯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培育未来人才、倾力塑造“留学香港”品牌形象的战略布局。如今，香港依靠三大核心优势在亚洲留学版图中强势领跑，对标国际一流城市，“留学香港”品牌蕴含的发展潜能极为可观。

首先，香港坐拥亚洲顶尖水准的高等教育资源。公立八大院校的学术实力获得全球范围广泛认可，多所高校长期稳居QS世界大学排行榜百强之列，泰晤士高等教育评估中更有三所港校包揽全球最国际化院校前三甲。近年来，香港积极引进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得主等世界级科研翘楚，雄厚的高端师资队伍不断推高香港高校的科研实力、办学层次及国际口碑。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专门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着力吸引东盟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学子来港深造，从而持续优化高校国际学生构成，增强校园多元文化氛围。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香港具备高度国际化的学术生态，涵盖全英文授课模式、与全球接轨的课程设计等方面，这一独特优势是许多亚洲城市在短期内难以企及的。

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凯杰则强调，顶尖人才的汇聚与国际生源规模的扩大，共同推动了香港高校办学水平、国际知名度及吸引力的全方位提升。他表示：“从硬实力维度审视，香港稳居亚洲第一梯队，综合竞争力足以同欧美传统留学名城比肩。”

其次，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了公立院校与自资院校协同发展、各展所长的格局，能够充分覆盖多元化的升学需求。在擦亮“留学香港”这一金色名片的过程中，自资院校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伴随“留学香港”品牌热度持续升温，内地学生赴港求学的意愿也水涨船高。以2026/27学年最新申请统计为例，香港树仁大学、恒生大学及东华学院三所自资院校累计收到近1.4万份内地学生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量同比激增三成，香港恒生大学内地新生录取规模预计将扩容25%。

黄锦良表示，自资院校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灵活性与市场敏锐度。这些院校能够迅速响应社会及产业需求，开设如医疗护理、航空管理、人工智能应用等高度实用型学科，既可与八所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高校实现优势互补，又能为香港实体经济与创新科技产业输送高端应用型人才。

最为关键的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地理区位优势为“留学香港”的吸引力持续赋能。选择赴港深造，学子们既能够近距离感知中国发展脉搏、对接广阔的内地市场机遇，又能借助香港学历及国际化教育背景申请海外名校或跨国企业职位，还可尽享大湾区人才引进、落户安置等多重政策利好。

“香港具备不可替代的桥梁功能。对于海外学生而言，香港是认识中国的最佳窗口之一；对于内地学生来说，香港则是迈向世界的国际跳板。”黄锦良如是评价。

展望未来，专家们建议，在巩固既有优势的基础上，香港应着力强化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为核心布局方向，进一步拓展留学生接收能力，优化求学体验，全力打造世界级校园集群。（完）

在中国西南边陲，一条大江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绵延万里，它的源头清流正是云南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自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落地实施以来，云南省始终肩负起上游屏障的神圣使命，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坚定导向，在生态修复、绿色转型、通道建设和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十载光阴流转，从赤水河畔重现游鱼穿梭的生机景象，到水富港跻身千万吨级枢纽行列、实现通江达海的宏伟愿景；从层峦叠嶂间日渐浓郁的生态底色，到开放走廊不断拓宽的发展疆域——云南正将丰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上，用绿色笔触勾勒出一份独具特色的时代答卷。

赤水河，这条发源于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的河流，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着原始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如今正重新焕发出它应有的生命光彩。曾几何时，粗放式的开发模式让这条母亲河不堪重负，生态警钟频频敲响。而改变的火种，源自对生态红线的执着坚守——截至2020年底，赤水河流域云南段17座小水电站全部有序退出历史舞台。镇雄县在治理征程中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累计清理历史遗留硫磺矿渣728万吨，封停矿山73座，沿流域栽植生态防护林带绵延434.54公里。最新监测数据令人振奋，流域内鱼类资源从2020年的36种攀升至59种，出境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2023年，赤水河云南段更是凭借卓越的治理成效，成功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成为全国水生态修复的标杆样本。

生态修复的累累硕果，也催生了可观的经济回馈。在赤水源镇，7800亩方竹林不仅构筑起坚固的绿色屏障，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镇雄县充分利用赤水河生态优势，精心打造了3个精品示范村和66个美丽村庄，年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放眼全省，滇池、星云湖等湖泊已成功摆脱劣V类水质的困扰，大理市更是荣膺“国际湿地城市”称号。云南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累计向水域投放各类鱼苗8185万尾，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了整整2个等级，一幅鱼翔浅底、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正徐徐展开。

再把目光投向水富港——这是云南唯一能够常年接纳3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的深水良港，它的蜕变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短短数年间，这座港口完成了从籍籍无名到举足轻重的华丽转身：货物吞吐量从2020年的30万吨激增至2025年的突破1000万吨，集装箱作业量由1239标箱飙升至6.88万标箱，营业收入实现了令人瞠目的1645倍增长，正式昂首迈入长江上游千万吨级枢纽港口之列。港口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现已建成3个散货泊位和2个多用途泊位，配套建设的进港公路与铁路专用线纵横交错，确保了3000吨级船舶全年通航、万吨级船舶季节性通航的运输能力。2022年，水富港入选国家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创建项目，次年更被明确定位为长江上游骨干港口，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智慧化改造为这座港口注入了全新活力。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实现了3个作业区域的远程调度全覆盖，散货装船效率从过去的每小时200吨飙升至1000吨，效率提升令人惊叹。货源结构也在悄然转型，从过去依赖磷矿、砂石料的单一模式，向煤炭、化肥、铁矿石、铝锭等多元品类齐头并进的方向演进。自2021年以来，水富港陆续开辟了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地的6条班轮航线，编织起一张辐射广泛的黄金水道网络。

放眼云南全省的交通版图，变化同样翻天覆地。高速公路里程已达11184千米，在全国的排位从第20位跃升至第2位；铁路运营里程延伸至522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达到15个，位居全国第四；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运送货物逾7400万吨。云南正在完成从交通末梢到辐射南亚东南亚前沿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区位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胜势。

交通格局的突破性进展，也为产业升级打开了广阔空间。全省电力总装机突破1.7亿千瓦，较2015年实现了翻番目标，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绿色铝产业方兴未艾，2025年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000亿元大关。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更是创建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总产值超过1300亿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民生福祉。十年间，云南累计投入就业补助资金225亿元，建成就业“幸福里”社区106个，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2025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实现翻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2∶1缩小至2.52∶1，共同富裕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全省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37个，各民族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正在云岭大地不断巩固深化。

眼睛瘙痒难忍、喷嚏接连不断、鼻塞如同灌了水泥、全身红疹此起彼伏——这些恼人的过敏症状不分季节、不论场合纷至沓来，许多人抱着“咬咬牙撑过去”的心态，却不料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放眼全球，约有三成至四成半的人口正被过敏性疾病所困扰，中国过敏人群的规模同样不可小觑。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过敏者与日俱增？是否存在一款“包治百病”的抗过敏神药？我们又该以何种策略彻底摆脱过敏的“泥沼”？日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彬在接受采访时，围绕这些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进行了系统解答。

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态势。现代人长期蜗居于都市“钢筋水泥”之中，呼吸道黏膜屏障因此受损，气道及鼻腔黏膜的通透性明显上升；久坐不动、熬夜成习等不良生活方式，再加上室内密闭生活时间大幅延长，空调长时间运转、空气流通受阻，使得原本正常的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变得异常敏感。与此同时，人们的膳食结构也悄然发生变迁——精加工食品、防腐剂、各类添加剂的摄入与日俱增，全身过敏易感水平随之水涨船高。童年阶段接触微生物、泥土等自然元素的机会愈发稀少，免疫系统缺少“实战锻炼”，调节性T细胞发育不够健全，这亦令体质逐渐滑向过敏倾向。

在山东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及呼吸慢病亚专科门诊中，常见过敏性疾病涵盖如下几种类型：过敏性鼻炎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喷嚏、清涕流淌、鼻塞鼻痒，每逢春季花粉弥漫、杨柳飞絮时节，众多患者还常合并过敏性结膜炎，此病是诱发哮喘最关键的前驱疾患。过敏性哮喘及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干咳为主、夜间或凌晨症状加剧，遭冷空气或油烟刺激时咳喘显著加重，临床上极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或咽炎，实则属于呼吸科重点盯防的过敏范畴。特应性皮炎与慢性荨麻疹亦不在少数，患者往往经历反复瘙痒、红斑、风团以及湿疹样皮疹，部分与尘螨、特定食物或接触性过敏原密切相关；花粉症、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等情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尽管过敏性疾病多发且常见，但公众对其认知仍存在诸多盲区。误区一：过度清洁被视为过敏“祸首”。事实上，过度讲究卫生、频繁使用消毒产品，确实会抬高过敏易感风险——例如家中全天候喷洒消毒剂、反复对手部进行灭菌处理、长期隔绝泥土与花草等自然接触，但这些仅仅是过敏发生的诱因之一，真正的“元凶”始终是各类过敏原本身。误区二：氯雷他定被奉为“万能”抗过敏药。真相是，氯雷他定属于第二代抗组胺药物，只适用于缓解打喷嚏、瘙痒、皮疹等过敏症状的对症处理，长期使用还可能出现耐药、嗜睡、口干等不良反应。误区三：过敏“忍忍就过去了”的想法大错特错。过敏绝非无关痛痒的“小毛病”，它可能诱发过敏性哮喘、鼻窦炎、鼻息肉，而哮喘反复发作将导致气道不可逆损伤；儿童食物过敏若延误诊治，会直接影响睡眠与营养摄入；严重过敏者在接触过敏原后，甚至可能发生心律失常、休克乃至死亡。误区四：将感冒久治不愈归咎于体质虚弱，却忽略了两周以上反复喷嚏、清涕不断，或夜间凌晨刺激性干咳为主的情况，此时应排查咳嗽变异性哮喘，可通过血清IgE检测、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等检查手段予以鉴别。误区五：认为脱敏治疗适合所有患者。实际上，脱敏治疗具有严格的适应证范围，仅适用于致敏原明确且可控的患者，如尘螨过敏、花粉过敏等；无论采用皮下注射还是舌下含服方式，对于顽固且难以根治的过敏性疾病，不妨尝试“缓兵之计”以控制病情。

在居家防护方面，应做好防螨除螨功课，每1至2周便以55℃以上的热水烫洗床上用品，同时尽量减少地毯、毛绒玩具、布艺家具的购置；室内相对湿度宜控制在40%至55%之间，并注意霉菌清理与宠物管理，卫生间、阳台等易潮湿区域需及时除湿。外出时佩戴好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立即洗脸、冲洗鼻腔并更换外套。饮食层面，应严格规避已知的致敏食物；若未明确食物过敏，则须保持营养均衡，少吃高添加剂及深度加工食品。鼻用糖皮质激素喷剂与鼻用抗组胺喷剂是临床上一线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基础用药，可遵医嘱配合口服抗组胺制剂；哮喘患者需长期按需维持吸入药物，荨麻疹或皮肤过敏者则口服抗组胺药。一旦因食用特殊食物或蚊虫叮咬诱发重症过敏，有条件者应尽快肌注肾上腺素，切忌仅靠自行服用抗过敏药消极等待。与其终日惶恐、过度忧心，不如科学防范、规范施治，方能真正走出过敏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