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7月31日电（向一鹏）在31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湖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一组数据揭示了该省金融体系的稳健态势：截至6月底，湖南各项贷款余额达到8.21万亿元，同比攀升4.6%，上半年新增投放3135亿元，贷款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

上半年，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积极发力，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834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229亿元；全国首笔民营企业再贷款成功落地，累计发放规模达154亿元；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提振消费等五大关键领域，全省再贷款专用额度被扩充至150亿元，为经济重点环节注入充沛流动性。

存款方面同样表现亮眼，6月末湖南各项存款余额达9.44万亿元，同比增速7.0%，上半年新增存款5267亿元，存款增长步伐明显加快。与此同时，省内市场主体在银行间市场的债券融资活动也保持平稳上升，上半年共发行债券793.4亿元，同比多发行12.6亿元，平均发行利率降至1.87%，较去年同期下滑32个基点，显示出融资环境的持续优化。

金融“五篇大文章”战略在湖南落地生根，重点领域贷款实现较快增长。省内金融机构在资源调配、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上不断探索，对现代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显著增强。截至6月末，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领域贷款余额同比上扬10.1%，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提升至40.6%，较上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彰显了金融资源向高质量发展方向倾斜的鲜明导向。

为助推消费扩容提质，湖南充分发挥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政策的引领效应，创新推出“乐享消费 金融‘湘’邀”专项行动，聚焦“食、游、购、玩”四大消费场景，配套实施加大信贷支持、深化政银企对接等五项具体措施，为全省扩内需促消费构筑了坚实的金融后盾。今年以来，省内银行机构累计发放服务消费与养老领域贷款417亿元，惠及2.3万家经营主体，消费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融资成本持续处于低位运行区间。1至6月，湖南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15个基点，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也下调11个基点。全省金融系统通过多维度举措为市场主体减负让利51.2亿元，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步走低。此外，湖南还着力规范市场秩序，严控融资中间环节费用，截至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完成明示业务26.6万笔，涉及金额1.6万亿元，惠及10.9万家企业，融资流程愈发透明规范，企业实际负担进一步减轻。

随着中国持续放宽免签及过境政策，加上社交媒体上“中国之旅”话题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正把中国纳入今年盛夏出行的热门选择。从底蕴深厚的历史人文，到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从各具特色的地道风味，到真诚友善的民间氛围，中国正以愈发丰满而真实的姿态，吸引着全球目光。不少欧洲青年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观望，而是选择亲自踏上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感知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代中国。

今年暑期，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学生索菲亚凭借中文赛事中的优异表现，赢得了一次难得的中国之行。在为期近两周的行程中，她与同伴先后造访深圳、上海、苏州等城市，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发现之旅”。同行的荷兰内容创作者桑德，则用镜头全程记录下这段奇妙经历。甫一出机场，他们便收到了期待已久的网红玩偶，一场满载惊喜的旅程就此拉开帷幕。

“去北方，能看冰雪、体验寒冬；往南方，能观海、享受温暖气候；到西部，则能饱览沙漠风光。”索菲亚感叹道，“无论你想体验什么，在中国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在她看来，这片土地辽阔而多元，几乎容纳了所有旅行者心中的向往。

除了秀美山川与悠久传统，中国近年来涌现的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消费场景，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新亮点。从移动支付到高速铁路，从人工智能到无人机配送、酒店服务机器人等智能生活应用，越来越多的欧洲年轻人渴望通过亲身经历，去贴近并了解中国的发展脉动，而不再仅仅依靠网络上的二手信息。

“之前也是通过视频看到，尤其是机器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索菲亚说，“当真正体验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其实已经身处一个机器人遍布的时代。而且它们演进的速度惊人，实在令人着迷。我感觉中国在这一领域走得非常靠前，领先许多国家，这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尽管便捷的生活方式和丰富的旅行体验让人流连，但索菲亚心中印象最深的，却是中国人的温暖与好客。她认为，人与人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真诚与开放，让整趟旅行更添温度，也更具纪念意义。“当我用中文与当地人交流时，大家都很愿意回应我，乐于继续聊下去。我真的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

中国持续优化签证政策，也为“中国游”热潮注入了强劲动力。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总数达到229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人数为1781.5万人次，占整体入境外国人比例接近八成。和索菲亚一样，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正从“线上围观中国”转变为“线下感受中国”。

正如总台记者顾鑫所言，当下欧洲游客奔赴中国，吸引他们的早已不限于名山大川与历史遗迹，更是一个在创新中不断前行的现代中国。从科技突破到消费新生，从高效便捷的城市节奏到开放包容的发展氛围，中国正以更丰富、更多元的形象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正从“屏幕前的关注者”变为“旅途中的亲历者”，他们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认识中国，也在行走之间，真切地触碰一个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

7月10日，一场聚焦首都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盛会——北京市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上正式宣告，涵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康、绿色能源、高端科学仪器、商业航天、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及生物育种等十个关键领域的产教联盟宣告诞生。

据悉，首批加入联盟的成员阵容颇为强大，囊括了北京地区59所高等学府、20家科研院所、207家产业链主及科创企业。各联盟的秘书处均依托于具备公益属性的实体机构，规范化开展运作，并已完成理事会搭建及章程审议程序。这一崭新的组织模式，突破了过去体制壁垒与信息孤岛的束缚，将原本零散、自发的短期校企合作，转型升级为组织有序、常态运转、全链条贯通的产教融合一体化平台。

为保障联盟长效运行并实质性推进，大会现场同步发布了配套政策与支持举措：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正式出台了《北京市支持校（院）企合作平台建设工作措施》，并于“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上新增产教联盟供需信息专区，促进资源与需求的高效对接；同时，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布了《北京市推动高精尖产业深化产教融合行动方案（2026—2028年）》，旨在引导产业要素更加精准地赋能教育领域。

在活动现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还同北方华创、智谱华章、蓝箭航天等十家联盟成员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此举标志着校企全面协同培育人才的新篇章正式开启。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奕表示，联盟将聚焦人力资源供给、核心技术攻关及校企项目协作这“三类需求清单”，引导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院校依据自身定位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他寄望各高等院校勇担责任，深化产业链育人实践，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瓶颈，以教育的创新供给激发产业的新需求，进而形成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环。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