蜱虫叮咬后，切勿贸然徒手拔除。这类小生物在吸血时，其口器会深深扎入皮肤组织，若强行用手拉扯，极易导致虫身断裂，而残留的口器将滞留在人体内，进而抬高伤口感染与炎症出现的概率。更为关键的是，鲁莽的处置方式还可能对蜱虫体内潜藏的病原体形成挤压，使其更轻易地侵入人体循环系统，带来潜在健康隐患。科学而稳妥的操作流程应为：选取一把洁净的镊子，尽可能贴近皮肤表层，稳稳夹住蜱虫的头部区域，然后以均匀而缓慢的力度垂直向上牵引，切记不可旋转或骤然发力。若条件允许，可事先以酒精涂抹叮咬处，再行摘除，以降低风险。然而，若叮咬部位较为隐蔽、虫体嵌入过深，或口器已有残留迹象，且操作者缺乏足够经验，最明智的选择仍是及时前往医疗机构，交由专业人员处理，切勿自行冒险。

七月二十九日当天，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遭遇了猛烈的强降雨过程，多个乡镇随即陷入严重内涝困境。至下午时段，当地防汛应急体系从二级警戒迅速跃升至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傍晚五时，全县范围内已从九个乡镇、一百零二个村屯中紧急疏散了七千余名群众。夜幕降临约七时，新华社采访团队抵达东光镇新兴村的新兴小学——这所校舍在当时已临时转型，成为三道沟村受灾民众的集中安置庇护场所。

此次报道由周万鹏、张楠与司晓帅三位记者共同完成，他们亲临一线，记录了这场自然灾害中的应急行动与人文关怀。

四川松潘，七月末的盛夏时节，一列别具意义的“健康列车”缓缓驶入阿坝州这片高原热土。7月27日至30日，由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携手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共同打造的“熊猫健康列车”，在此展开了为期四天的健康服务行动。来自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四十余名专家，涵盖全科、妇科、中医科等多个学科领域，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团队强强联合，为当地各族民众及铁路一线职工送上了与三甲医院同等水准的诊疗关怀。

“这趟列车，相当于把一所医院整体搬到了高原。”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曾红莲如是说。列车内配备了车载CT、数字化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一系列先进便携的诊疗设施，同时开设药房。群众完成问诊后，即可登车接受血常规、彩超、CT等全面检查，专家依据检查结果现场提供治疗建议，并免费发放对症药品。这种“零距离、一体化”的服务模式，让当地百姓耳目一新。

曾红莲回忆，去年列车初抵松潘时，居民们还仅仅将其视为普通问诊活动；而今年，群众明显有备而来，纷纷携带既往病历，主动请求检查检验和取药。“这种变化，正是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向基层下沉、深入人心的生动写照。”

松潘地处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高血压、退行性骨关节病、失眠焦虑以及白内障、翼状胬肉等眼疾在此较为常见。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吕献敏已是第二年随车出征。她观察到，受高海拔、强紫外线等因素影响，当地老年群体的眼部健康问题尤为突出。“不少老人对自己的白内障或翼状胬肉病情浑然不觉，我们一旦筛查出符合手术指征的病例，便会敦促他们尽快前往正规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每天午后，医疗小分队便携带专业设备和常用药品，深入周边的藏羌村寨及铁路值守站点，为高龄独居老人、残障人士及术后康复者提供上门送医服务。在村民家中，队员们为长期卧床的骨关节病患者精心调整康复计划，为脑中风后遗症的羌族同胞细致指导居家康复训练。一对来自邻近村落的藏族老年夫妇，由于行动不便，赴县城完成一次全面体检曾是他们难以企及的愿望。此次，驻村工作队协调担架将两位老人抬上列车，在医护人员全程悉心陪护下，仅用一上午便顺利完成了CT、彩超及心电图等全部检查。老阿妈用藏语反复表达感激：“医生护士一路体贴照顾，我们不用爬坡上坎，这辈子都没享受过这么周到的服务，心里暖洋洋的！”

在这支队伍中，同样活跃着一群青春身影——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微医生”青年志愿者团队。大三学生沈冰儿分享了她的初次义诊经历感悟：她协助一位老奶奶找到合适的医生问诊，并陪伴其上列车完成检查，最终赢得了老人的真诚感谢。“这份认可让我充满骄傲和成就感。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践服务能力，也真切体会到了医者的责任与奉献。”十余年来，这列火车早已超越单纯的医疗服务功能，它既是惠及基层民生的流动载体，更成为一堂生动鲜活的“行走思政课”，实现了服务基层与立德树人的双重价值。

短期巡诊仅是开端，建立长效帮扶机制才是核心要义。此次活动不仅为松潘县民众完成了系统性体检并出具健康报告，更依托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平台，提供免费的线上报告解读与健康咨询，有效化解了“义诊结束无人问询”的后顾之忧。同时，医疗队还对当地医疗机构进行了针对性的帮带培训，致力于将先进技术扎根高原。曾红莲强调：“唯有切实提升基层自身的医疗服务能力，才能确保群众获得更好、更持续的健康保障。”

从大凉山彝乡到阿坝高原，“熊猫健康列车”已累计服务民众近三万人次，并荣获第六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成为民族地区医疗援助的典范之作。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以健康列车为纽带，持续深化“医铁联动”、“校地协同”的创新模式，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输送到交通不便的边远民族地区。

汽笛长鸣，“熊猫健康列车”满载着三甲医院的专家、尖端设备与深情厚谊，穿梭于四川的崇山峻岭之间，以健康帮扶赋能乡村振兴，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广袤雪域书写着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的暖心篇章。（完）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