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疗保障局于今日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与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中，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清单。在此次目录调整的申报环节中，国家医保局累计接收基本医保目录相关申报信息共计800份，覆盖药品通用名称664个，经审查后有601个顺利过关，其中目录外药品368种，目录内药品233种，整体通过比例达到91%。与此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共收到申报材料62份，涉及62个药品通用名，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目录外品种57个，目录内品种1个，整体通过率高达94%。

值得关注的是，形式审查仅作为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流程中的首道门槛，其通过结果只表明相关药品满足申报的基本条件，进而获取参与后续专家评审的资质，而绝不代表该药品已被正式纳入目录范围。

当夕阳的余晖彻底隐没于远山之后，地处浙江衢州开化县深山腹地的高田坑村，方才迎来独属它的高光时刻。晚风轻柔掠过，裹挟着草木特有的清芬气息。抬眸仰望，万点星芒如碎钻般洒满苍穹，那条横亘天际的银河，以肉眼可辨的姿态静静流淌，深邃而纯粹，仿佛亘古未变。

“这才是真正的夜空，那种震撼无法用言语形容。”来自宁波的家长胡立冲，此番出行便是专为这片璀璨星河而来。他深知，酷爱天文的儿子亟需一次跳出书本的“真实体验”。于是，一家人的车轮碾过数百公里山路，历经六个多小时的自驾跋涉，终于抵达这座隐匿于层峦叠嶂中的村落，就此开启为期三天两晚的观星研学假期。

盛夏时节，以观星为主题的研学之旅，正悄然成为众多学生家庭心头所好。为了一窥浩瀚宇宙的奥秘，有人选择在深夜的北京天文馆里安营扎寨，有人不远千里奔赴贵州，只为亲眼见证“中国天眼”的雄姿，亦有人深入宁夏的茫茫大漠，在荒凉与孤寂中静观星河垂落。一片星空，不仅点亮了文旅消费的崭新“夜”态，更在无数青少年心中，悄然点燃了对天文科学的炽热向往。

孩子们渴望挣脱电子屏幕的束缚，去亲眼目睹一场“冻结的大雨”。

“如今的孩子常年被钢筋水泥包围，困守在方寸屏幕与厚重课本之间，真正接触自然、仰望繁星的机会实在少得可怜。”为了这场逐星之旅，胡立冲可谓煞费苦心。他提前数周便预订好山间民宿，对接好专业的天文辅导老师，并备齐了全套观测设备，只为腾出完整的时间，陪伴孩子全身心投入到这次沉浸式的“追星”体验中。

他们的目的地高田坑村，坐落在海拔接近700米的山峦之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天然隔绝了城市的光污染，堪称华东地区不可多得的暗夜观测胜地。据统计，自今年7月以来，该村已累计接待各地游客逾万人次。

抵达的首个夜晚，胡立冲便满怀期待地带着孩子登上了山顶的天文台。然而天公不作美，刹那间乌云密布，将整片夜空捂得严严实实，整夜不见半点星光。“孩子虽然有些失落，却并未轻言放弃。他悄悄为自己定下凌晨三点的闹钟，执意要等云开雾散。”功夫不负有心人，待到凌晨时分，天气终于放晴，漫天繁星清晰如洗。那一刻，孩子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他主动操控起观测设备，熟练地调试着望远镜，甚至用手机长曝光功能拍摄星轨，并兴致勃勃地辨认着每一颗可见的星体。

“那一刻，晚风悄然停驻，星光洒满整个山顶。孩子眼中闪烁的，全是热爱与光芒，那种画面特别治愈，令人毕生难忘。”胡立冲感慨道，这样一场与星空的邂逅，无疑已在孩子纯净的心田里，播撒下探索宇宙、坚守热爱的一粒种子。

同样痴迷于苍穹之美的，还有来自北京的高一学生王烁然。她曾专程前往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观星。彼时天气条件极佳，璀璨的星空令她目不暇接，恰如作家王小波笔下所描绘的那般——“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

“在城市里，即便天气状况再好，抬头也只能望见零星五六颗星。那一晚，我真正是饱览了一场视觉盛宴，只恨时间不能就此凝固。”王烁然久久地凝视着夜空，“仿佛整个灵魂都要出窍，被那片深邃的黑暗无情吸走”。

而在贵州观星的体验，则给了王烁然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感受。那里林木葱茏，空气湿润而凉爽，人的心境极易沉静下来。尤其当“中国天眼”那巨大的反射面首次映入眼帘时，“那种视觉冲击力真的太过震撼，自豪感与激动之情交织在一起，令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

据某在线旅游服务平台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数据显示，前往贵州打卡“中国天眼”、赴宁夏大漠观星等自然探索类玩法，已然跻身今夏最热门的旅行方式之列。

贵州贵旅天眼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麦炳亮向记者透露，截至今年7月中旬，该景区本年度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超过260批次，总接待人数突破3.8万人次；科普课程的预约档期更是排至国庆假期之后，热度始终居高不下。其中，夜间户外观星、机器人舞台表演以及“中国天眼”模型手工制作，稳居最受欢迎项目榜单的前三位。

仰望星空，实则是在眺望一个更为辽阔的世界。

观星研学缘何能持续走红？在麦炳亮看来，一方面，大众渴望远离都市喧嚣、回归自然怀抱、拥抱浩瀚星空的休闲需求正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当下的家长与学校愈发重视素质教育，尤其注重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而观星研学恰好完美契合了课外教学的核心诉求。“此外，‘中国天眼’本身就自带极高的国民关注度，加之南仁东先生的感人事迹与科学家精神，也吸引着广大青少年愿意走进这里，亲身感受科学所蕴含的磅礴力量。”

“全民航天科普的氛围正持续升温，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深空探测任务的稳步推进，不断点燃着大众的天文热情，观星研学也恰如其分地迎合了青少年旺盛的科学探索欲望。”浙江省开化县长虹乡人大主席蒋勇分析认为，仰望星空是最为直观的宇宙启蒙教育。书本中枯燥的星座图形与星系理论，在野外现场都能得到亲眼验证，这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远比课堂上的照本宣科要深刻得多。此外，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慢下来，渴望在山野星河之中舒缓内心的焦虑，而星空兼具科普教育与精神疗愈的双重价值，其热度自然水涨船高。

北京天文馆公共服务部的“95后”青年赵婷婷也向记者表示，家长对素质教育投入的高度重视，是推动观星研学热潮的一大核心动力，学生及家长对天文知识、天文启蒙的需求已然呈现出深层化趋势。正是基于此，她牵头策划并推出了“夜宿天文馆”研学项目。

“白天馆内参观人流如织，孩子们停留的时间非常有限，很多时候只能是走马观花，难以深入。而在闭馆之后，孩子与家长可以夜宿天文馆，拥有长达14个小时的充裕时间，进行沉浸式的探索与学习。”赵婷婷介绍道，“夜宿天文馆”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涵盖场馆深度探秘、户外星空实际观测、炫酷的星空秀表演以及亲手搭建帐篷等环节，并通过寓教于乐的游戏、互动实验等方式，将晦涩的天文知识巧妙融入其中。该活动自今年“五一”假期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10场，几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在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区域观测星星，在偌大的展厅里搭起帐篷露营，最后枕着满天的星光入眠，那一夜我们兴奋得只睡了4个小时。”不久前，北京家长路璐带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参加了“夜宿天文馆”活动。除了观星，活动中还有大量沉浸式科普内容。孩子们对于天文的巨大热情，让她感到由衷的惊讶，“有个孩子才10岁，就已经开始自己运营视频账号，用动画形式绘声绘色地科普天文知识了”。

夜宿当晚天气极佳。路璐坦言，这次研学对孩子而言，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而对她自己来说，则像是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重新审视了渺小的自我。“在亿万年的漫长时光里，我们抬起头仰望着星空，同时想到自己其实也是这满天繁星中的一员，这是何等的浪漫而又独特的存在。”

所谓的“追星”，所追逐的或许并不仅仅是那一颗颗遥远的天体。它更像是人类投向浩瀚宇宙的一声深情叩问。那些穿越了亿万光年漫长旅途才抵达我们眼底的星光，吸引着每一个仰望者去沉思、去感悟，引领着他们走向生命的更深邃处。“星空本身就是浪漫、治愈且震撼的，它能让孩子们暂时跳出琐碎的日常生活，看见一个更为广阔无垠的世界，这种成长体验，是任何补习班都无法替代的。”胡立冲笃定地表示。

暗夜保护，只为留住那一方星河璀璨。

然而，在灯火辉煌的今天，抬头即见繁星满天已然成为一种奢侈，暗夜也正蜕变为一种极度稀缺的生态资源。

“暗夜星空与绿水青山一样，都是无比珍贵的生态资源。过度的灯光照射会造成严重的光污染，这不仅会破坏天文观测的优良环境，还会干扰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节律，影响昆虫、鸟类的正常作息。”蒋勇指出，大力开展暗夜保护，既是对稀缺天文观测资源的守护，是为青少年科普教育保留一方天然课堂，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

如今，暗夜保护正从最初少数人的环保理想，逐步成长演变为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关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集体行动。

2023年，青海省正式实施《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暗夜星空保护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深圳则以大鹏新区的西涌社区为先行试验田，发布并实施了《暗夜社区光环境规范》等一系列细化标准。2023年，西涌成功获评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而到了今年，备受瞩目的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施行，其中更是就“光污染防治”问题作出了专章规定。

为了守住这片来之不易的星空，蒋勇介绍，高田坑村在全域范围内实行了精细化的灯光管理措施。村内所有路灯均加装了专业的遮光罩，严格限定照明时段与亮度，坚决杜绝向上照射的散逸光线，从源头上遏制光污染的产生。经过多年如一日的持续守护，高田坑村的夜空底色愈发纯净深邃，并于2023年获评“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2024年更是成功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暗夜保护地名录。

在高田坑村，这片澄澈的星空也成功带动了星空研学、星空露营、星空摄影、夜游经济以及精品民宿等一系列旅游新业态的蓬勃兴起，实实在在地帮助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渠道。暗夜保护，已然成为助力当地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当越来越多的城镇与乡村，愿意为了头顶的星空而适度“暗下来”，我们所守护的，便已不仅仅是那片悬于天际的银河。更是在守护人类凝望宇宙时，那份与生俱来的永恒谦卑与无限好奇，以及无数孩子仰望星空时，心底悄然萌发的那些或宏大或微小的梦想。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第二届肿瘤精准治疗前沿论坛于7月2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医学专家与科研工作者齐聚一堂，为肿瘤精准治疗的规范化发展及多学科协同创新注入了全新活力。本次盛会由中国新闻社记者张玮报道，围绕“创新、合作、交流”这一核心理念，全面串联起基础研究、临床实践与药物研发的完整链条。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就各自领域的最新科研突破进行了精彩分享，并就肿瘤机制探索、临床应用及成果转化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指出，当前我国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高位态势。“近年来，得益于早筛早诊技术的推广、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突破，以及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的普及，我国在精准医疗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全链条防控体系日趋成熟，为众多患者点亮了生命希望。”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季加孚则以《胃癌精准诊疗与转化：从分子分型到动态决策》为题作学术报告。他感慨道，这一选题凝聚了他数十年胃癌研究的临床心得与学术思考。“我初入医门时，面对胃癌患者，我们关注的仅仅是肿瘤的位置、大小和扩散程度。凭借临床经验实施手术，依据疾病分期选择用药，本质上属于‘千人一方’的传统模式，”季加孚回忆道，“然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让我们得以真正破译肿瘤的‘密码’——胃癌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由多种亚型组成的复杂疾病群，有些亚型侵袭性强却对免疫治疗反应良好，有些则相对惰性却对化疗不敏感。唯有精准识别‘敌人’的本质，才能实现个体化治疗。因此，分子分型构成了精准医疗的基石。”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运营三年来，始终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医院管理标杆、科研转化创新高地及肿瘤专科复合型人才培育摇篮。该院执行院长张小田透露：“过去三年，医院在诊疗规模、科研产出和临床试验能力等各方面均实现了质的飞跃，尤为可喜的是，自治区患者外转就医比例已由持续增长转为稳中有降，这一历史性转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家级水准的肿瘤诊疗服务。”张小田还强调，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是京蒙医疗协作在肿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深度实践。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勇在发言中介绍，目前全区已规划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他期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充分挖掘和运用内蒙古中蒙医药的独特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中西医融合、蒙西医协同的肿瘤综合诊疗创新模式，为健康内蒙古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