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广州7月22日电 (记者 蔡敏婕) 近年来，AR、VR游戏在孩子们中间流行起来，不少家长心生忧虑：“这些设备是否比手机更伤害眼睛？”甚至有人提出“戴上VR眼镜如同陷入沉浸式近视”的说法，这种观点是否科学？

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2日举办的“岭南时令与健康”发布会上，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医师刘臻臻对这一疑虑作出回应。他指出，所谓“戴上VR眼镜就像沉浸式近视”这一比喻虽然生动，却并不恰当。基于当前的医学认知，AR、VR设备本身并非诱发近视的“特殊风险因子”，核心症结仍在于使用时长、用眼方式及视觉负担。

刘臻臻解释道，此类设备能带来更加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孩子们往往会沉浸其中而忘记时间，眨眼频率随之下降，且视觉距离相对恒定。如果长时间不间断地使用，就可能加剧眼疲劳和干涩等视觉不适症状。

因此，关键并不在于“VR是否必然伤眼”，而在于“是否合理使用”。对儿童和青少年，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孩子，刘臻臻建议避免长时间佩戴沉浸式设备。若确实需要使用，则须严格控制时长，避免连续过久，并在每次使用后安排休息、远眺，帮助眼睛从持续性的近距离注视中舒缓恢复。

此外，若决定采用AR、VR等沉浸式设备，应通过正规渠道选购品质有保障的产品，并重视屏幕显示效果与佩戴舒适性，减少因设备性能欠缺或操作方式不当而诱发视觉不适的可能性。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随着盛夏的临近，一年一度的“三伏天”即将于7月15日拉开帷幕。这段时节既是自然界阳气鼎盛、湿邪弥漫的高峰期，也是人们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绝佳契机。很多养生爱好者早已跃跃欲试，计划通过贴敷“三伏贴”来祛病强身。不过，在行动之前，这份详尽的贴敷攻略值得一读。

所谓“三伏贴”，其理论基础源自中医“冬病夏治”的智慧，是一种作用于体表的特色外治手段。在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医者通常选用白芥子、细辛、生姜汁等具备温阳散寒、通络止痛功效的药材，调配成膏剂，精准贴敷于特定穴位。此举意在借天时之力，将潜藏于体内的寒湿之邪驱除体外，从而提升机体的防御能力。

关于贴敷的具体节奏，传统做法依照农历三伏的进程来安排。通常每个伏天可贴三次，既可以选择连续三日每日一次，亦可根据自身情况每三天贴一次，灵活把握。具体时段安排如下：初伏为7月15日至7月24日，中伏则从7月25日延续至8月13日，末伏自8月14日直至8月23日。

专家特别提醒，若因故漏贴某次，只要仍在三伏时段内，及时补足相应次数即可，切勿拖延至伏天终结后才进行，否则疗效将大打折扣。至于每次贴敷的持续时间，也有细致的讲究。成年人一般以6至8小时为基准，可依据皮肤的实际耐受情况适度增减；儿童则建议控制在半小时至两小时之间，以孩子感觉舒适、无明显不适为原则。

然而，三伏贴并非包治百病的“万能贴”。它仅作为治疗手段之一，无法替代常规医疗。对于正在服用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在接受敷贴期间切忌擅自减少或停用原有药物。同时，究竟何种体质适合贴敷，哪些人群又应慎用或避免，这些疑问都需通过专业医师的评估方能明确。

在贴敷期间，还有三点值得格外留意。首先，应保持贴敷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出汗过多而影响药效；其次，饮食上宜清淡，少食生冷油腻之物，以防损伤脾胃阳气；最后，若贴敷处出现明显瘙痒、红肿或水泡，应及时取下并咨询医生意见。

总而言之，想借助三伏贴实现“冬病夏治”的目标，最稳妥的做法是在中医师的悉心指导下，依据个人体质与病情的差异，制定合理的贴敷方案，方能事半功倍。

本次内容由编导单宏鑫、王鹤翔，记者翟子昊、戴威、林丽丽联合采写，特别鸣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专业支持。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 (钱晨菲)在7月28日至31日期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杭州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此举旨在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治水、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奠定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版规定定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生效，届时原有《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同步废止。

回溯至2017年，浙江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这一开创性立法精准划分了各级河长的权责范畴，系统构建了河长制的运行架构，使得河长履职从此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准则。自该法规落地以来，浙江水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其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同类立法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近年来，伴随国家在河湖治理与保护领域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及修订，加之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需求，浙江积极推动原有河长制规定实现全面升级与迭代。

此番推出的《规定》紧密结合浙江本地水域特色，将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河湖名录的池塘、塘坝等各类水体，均统一纳入治理与监管范围。

《规定》构建了四级总河长与五级河湖长的立体责任体系。具体而言，浙江将分别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总河长，总河长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首要责任人，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与此同时，还将在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全面设立河湖长，实现管理触角的全覆盖。

权责边界清晰、问题闭环处理构成了新规的一大突出特色。依照《规定》，各级河湖长需严格遵循国家和省级层面确定的巡查周期与巡查事项，对责任范围内的河湖展开常态化巡查。巡查重点涵盖水面保洁状况、水体污染情况、藻类及水葫芦等水生生物的生长态势、堤坝及绿道与亲水平台等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的各类情形。此外，《规定》还积极倡导乡级和村级河湖长借助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为持续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河湖长名单必须向社会公开。在河湖沿岸的醒目位置，应设立河湖长公示牌，详细载明河湖长姓名与职务、监督联系电话、河湖名称、河湖长度或面积、河湖长具体职责、治理目标及保护要求等核心信息。上述内容也可通过二维码等多种电子方式同步展示，方便公众随时查询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