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宁波7月30日电(邵燕飞 汪俐辰)东海之滨，浪涌千帆竞逐，三江汇流处，潮水拍打着千年古港的石岸，也叩击着这座制造名城向新迈进的脉搏。

在浙江宁波，前沿科技的“想象空间”正持续扩展：从关键材料的中试突破到探月镜头的光学飞跃，从实验室中对一块陶瓷的“驯化”到人形机器人远渡重洋“入厂”——这座享有“单项冠军之城”美誉的城市，正立于时代潮头，以创新重新书写自身定位。

一块陶瓷的“驯化记”

踏入甬江实验室展示区，记者手持一块陶瓷样本，轻捏之下，触感坚硬，却颇为轻盈。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块陶瓷自8米高处坠落，完好无损；在电镜原位测试中，微米尺寸试样于室温下强力弯折90度依旧不裂，陶瓷在此处真正被“收服”。

“最初是科学研究，从实验室的微小试样厘清原理，但仅仅原理可行还远远不够。”甬江实验室主任崔平在展厅中如是说。她身后展示着“硬科技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蓝图——从基础概念到市场落地，中间横亘着三重“死亡之谷”（即样品到产品的技术断层、产品到商品的产业化断层、上市到盈利的商业化断层）。“过去常说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症结就在于这三道鸿沟。”

这家于2021年揭牌的实验室，迄今已吸纳25支科研团队、逾600名研究人员。甬江实验室特种高分子研究中心主任金成九向记者展示了最新成果——液晶配向膜等长期依赖进口的关键材料，现已取得技术突破并完成中试验证。

从实验室的小规模样品到千吨级产线，甬江实验室构筑了“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放大—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实现了成果转化的完整闭环。正如崔平所言：“我们不希望甬江实验室仅仅沦为统计数字——我们追求的是直面挑战、破解难题，借力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创新效能，真正让科技为产业赋能、为发展引路。”

一枚镜头的“双重使命”

若说甬江实验室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永新光学则诠释了“从1到N”的产业化深耕。

在永新光学展示厅，记者双手托起一枚银灰色的探月镜头——镜片采用防辐射玻璃，镜筒为钛合金材质，专为38万公里外的真空及极端温差环境打造。2019年1月3日，正是这枚“眼睛”，伴随嫦娥四号挺过月球背面零下190℃的凛冽寒夜，捕捉到人类历史上首张月背近距影像。

“这岂止是一枚镜头，这是中国光学十二载的攻关征程。”永新光学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崔志英感慨道，自2006年至2018年，团队试制了逾百枚试验镜头，积累了上万组数据。

这家技术渊源可上溯至1943年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在高端显微镜领域率先打破国外长达30余年的垄断局面，2019年主导制定的ISO9345国际标准更实现了中国显微镜领域国际标准零的突破。从仰望星空到守护生命，中国光学技术不断延展应用疆域。

一台机器人的“入厂之旅”与一座城市的“创新沃土”

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人形”），3000平方米的空间内，一比一复刻了工业化场景。双足人形机器人自主绕障稳健行进，轮臂机器人反复锤炼柔性物料抓取技能。

“浙江人形的宗旨并非打造炫技‘舞者’，而是致力于研发化解产业痛点的实用产品。”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熊蓉的判断直截了当——人形机器人正由“表演展示”转向“车间上岗”。一台“NAVIAI-I2”双足人形机器人凭借0.03毫米级的精准操控能力，已远涉重洋，进驻欧洲家电龙头BEKO位于土耳其的生产基地。此外，浙江人形在上游环节联合宁波88家、全国200多家零部件企业，实现了供应链协同共建。

这家2023年末成立的企业，其研发团队深耕人形机器人领域已历19载。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国内迈向国际——浙江人形的“入厂”轨迹，正是宁波智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鲜活注脚。

这条路之所以走得通、行得远，离不开整座城市精心培育的创新生态。面对高端人才短缺、科创资源分散等难题，宁波深入实施科创“栽树工程”，已引进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所985高校研究院，落地中国机械总院南方中心、中国化学长三角科创中心等多家央企研发平台。

此外，宁波在全国率先组建市委人才科技委，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及一流创新生态建设，推行人才校（院）企双聘，深入实施“科技副总”“产业教授”行动，健全人才流动共享机制；在全国首创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联合基金，实行企业出题、政府立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的“四题一评”攻关机制，2025年度科技项目中企业牵头或参与比例逾80%，真正实现企业主导关键领域技术攻关。

放眼之江大地，此类创新生态正全域铺展。2026年上半年，浙江“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预计实现营业收入5.3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0%。

自甬江实验室至永新光学，再到浙江人形——从新材料到精密光学，再到具身智能——宁波的每一次跃升，都在重塑外界对这座制造业重镇的既有认知。

积厚方能成势，登高始可望远。这座“单项冠军之城”，正将“向新而行”的雄心镌刻于每一次技术突破之中，融入每一条昼夜不歇的生产线之上。（完）

地处长三角南翼的浙江台州，山海相拥，自古便浸润着“和合”文化的气息。当古老城市的烟火气与大国重器的工业气息在此交织，当千年前的东方智慧被转化为破解当代发展难题的钥匙，这座民营经济发祥地正凭借蓬勃的创新动能，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注脚。7月30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台州一线。在这片由山魂海魄铸就的土地上，一幅多维立体的活力画卷正徐徐铺展：从夯实工业根基的“制器之器”，到“像造车一样造卫星”的空天突破；从“点绿成金”的乡村振兴，到获联合国赞誉的海洋生态治理。台州的活力，不仅体现在产业集群的跃升，更彰显于人与城、经济与生态、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共长”。

“制器之器”焕发“新智脑”

步入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一排排智能数控机床装备整齐列队，格外引人注目。这里的“智造”堪称“硬核”。由该中心投资建设的智能数控机床装备中试平台，将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从30%大幅提升至80%以上；其自主研发的多模态大模型，更能在0.1秒内动态优化加工参数，赋予普通机床以高端效能。作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该中心深度整合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资源，汇聚国家级人才领衔的科研团队220余人，集中攻关数控机床数字化设计与优化、高性能数控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构建起“平台+高校+企业+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范式。

一边是传统机床产业的深厚积淀，一边是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的前沿赛道，台州架起了一座跨界融合的“科技桥梁”。据透露，机床是“制器之器”，更是产业“自强之基”。当前，高端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仅约6%，突破这一瓶颈已成为行业迫切需求。“我们并非为论文而研，而是为填补那6%的高端空白。”该中心副主任武建伟表示，通过“企业出题、中心答题”的大兵团作战模式，科研与生产实现了同频共振。目前，中心已成功突破九轴五联动工具磨床等多项关键技术，在牙科刀具等精密加工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超级工厂的“造星之路”

浩瀚星空中，商业航天的爆发正催生批量化柔性生产的需求。在这一历史性节点，台州的空天产业突围同样引人注目。在星空智联的超级“造星”工厂内，AGV智能运输机器人搭载卫星星体有序穿梭，充满未来想象的卫星产品在此实现规模化量产。作为全球首个深度融合航天与汽车制造能力的卫星量产工厂，这里打破了传统卫星定制化、小批量、长周期的行业桎梏。“我们将卫星制造从‘单件手工’转变为‘汽车式量产’，这是国内首次实践。”星空智联总经理刘勇介绍，工厂借鉴汽车行业平台化研发、流水线量产的思路，打造出深度融合航天与汽车制造能力的量产AIT全新生产模式，将卫星生产周期压缩至最快28天，生产成本下降约45%，年产能达到500颗。

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造星工厂的真正价值在于应用。与传统航天制造相比，模块化量产持续降低了卫星应用门槛，让航天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各类民生场景。在北方草原牧区，牲畜佩戴卫星项圈，牧民借助平板远程掌握畜群位置，实现大范围智慧放牧；在低空经济领域，搭载卫星通信链路的无人机常态化运营多条物流航线，为海岛居民配送包裹与急救药品，大幅提升跨海飞行安全性能。如今，由星空智联量产制造的卫星已广泛应用于智能网联、海洋渔业、工程机械等领域，可服务全球客户。

打通创新链跑出“加速度”

山海赋予了台州丰饶的资源与厚重的制造基座，但面对旧赛道饱和等发展瓶颈，台州何以交出亮眼的“跃迁答卷”？答案，藏在打破壁垒的创新生态里。在这里，科研的“第一现场”不在校园，而在轰鸣的生产线上。一项名为“科技副总”的制度正重塑产学研关系：高校研究员直接嵌入企业战略，将百人喷涂线改造为不足十人的智能产线。这种“国企搭台、民企出力、高校攻关”的混合架构，让科研精准对接产业痛点，直接站在产业链最前线。

一家企业的“磁力”，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智慧”。近年来，台州立足民营经济优势，在科创平台与金融生态上多点发力。依托独有的城商行金融生态，台州推出“科创保”“研发费用损失险”等产品，叠加超200亿元的产业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从研发到扩张的全周期保障。这套隐形的托举体系，让创新创业不再是孤注一掷，而是一场可持续的长期主义。随着创新链与资本链的深度融合，贴合台州产业特点的优质创新生态稳步成形。而在这片热土上，经济的澎湃活力，更离不开“和合”文化的内在滋养。

这种“和合”之道，正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仙居，“梅－茶－鸡－蜂”四位一体山地农业系统让山村日子越过越甜；在浩瀚东海，“蓝色循环”模式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与此同时，在天台，“和合调解”以情法交融化解纠纷；在温岭，“民主恳谈”升华为“参与式预算”，让民意直通法治殿堂。从人情味的“茶”到制度力量的“票”，“和合”文化已演进为一套刚性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这座“和合之城”，正把“向未来跃迁”的雄心写在每一次技术突破里，融进每一朵奔涌的浪花中。(完)

7月27日，广东省政府在广州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计划的参与者总数已突破18万人，累计资金汇划规模达到1403亿元人民币，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在跨境投资领域的通道正逐步拓宽且日益顺畅。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暨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吴燕生指出，大湾区金融体系的互联互通工程正在持续深化推进。截至目前，“横琴金融30条”与“南沙金融30条”中，凡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改革举措均已悉数落实到位。此外，辖内已有9家银行开通了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另有12家银行接入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两类账户迄今累计处理的资金业务额分别折合人民币高达7万亿元和6162亿元，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通道已愈发成熟稳健。

与此同时，大湾区面向民生的金融服务也实现了显著提速。以“跨境养老通”为例，该项目现已将服务范围扩展至粤澳与粤港两条线路，港澳长者在内地领取养老金或各类津贴时，无需再为手续奔波两地。具体而言，“粤澳养老通”依托同行系统清算机制，实现了跨境汇款手续费的全额豁免，预计此举每年可帮助每位澳门居民节省400澳门元的相关支出。目前，这一服务已在广州、珠海、中山、佛山及江门等大湾区内地城市落地生根，并升级至2.0版本，将澳门居民可跨境直接收取的资金类别拓宽至“2项养老金+5类津贴+1项中央公积金”。

另据了解，今年7月6日正式上线的“粤港养老通”，则为在粤生活的香港居民提供了便捷渠道，使其能直接收取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及高龄津贴，并同样享有“资金自动入账、汇款手续费减免、自主结汇使用”等多重便利。

近期，全国多所高校接连发布研究生招生计划调整方案，学术型硕士招生规模明显收缩甚至全面停招，这一动向迅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浙江大学已有十余个学院调整了招生布局，次年将仅面向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开放通道；上海交通大学数学学院亦明确表态，自2027年起将不再招收数学学科的学术学位硕士生。此前，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也对外宣布，2027年将全面停招该学科学术学位硕士（专项计划除外）。将时间轴进一步拉长，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近年均陆续削减或取消了部分学术学位硕士的统招名额，涉及经济管理、新闻传播、应用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学术硕士的“瘦身”与专业硕士的“扩容”，并非一项短期应急措施，而是延续了十余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性改革。改革方向上，学术型人才的培养重心正逐步上移至博士阶段，硕士阶段则愈发向应用型、实务型人才培育倾斜。这场调整的起点可追溯至2009年，当时国家启动研究生培养结构改革，大幅扩宽全日制专业硕士的招生范围，推动硕士教育由“学术主导”转向“应用导向”。

2020年，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共同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同年发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更是立下量化指标：到2025年，专业硕士招生规模应占硕士总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而最新出台的“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则进一步夯实顶层设计，要求健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分类选拔、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机制，并试点“博士+硕士”双学位新型培养模式。

新东方今年发布的《量化考研：新东方考研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专业硕士招生占比已突破60%，至2026年进一步攀升至69.7%。与此同时，学术硕士统考名额逐年大幅紧缩，统考通道日渐收窄。以北京某“双一流”高校语言学相关专业为例，其学硕统考名额已从18人骤降至1人，更有部分院校直接取消学硕统考，考生不得不临时调换报考方向。

政策调整的背后，隐藏着长期未解的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当前学术学位体系面临两大痛点：培养质量参差不齐，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错位。他分析称，我国学术学位制度起步较早、覆盖较广，而专业硕士制度直至1991年才正式建立。三十余年间，两类学位的发展严重失衡，学术硕士供给总量庞大，但市场所能承载的科研岗位却相当有限。从产业结构看，国内产业尚未全面迈向高端化，对应科研岗位的比例仅约5%。有限的岗位供给与持续大批量输出的学术硕士形成鲜明反差，既加剧了学生个体的就业压力，也造成教育资源浪费，拖累产业人才匹配效率。

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日益显现——博士毕业生就业市场渐趋饱和。据统计，2026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规模将突破10万人，但高校及科研院所新增教职岗位极为有限。大量博士不得不转向企业求职，却发现产业界更青睐具备实操能力、项目落地经验的人才，而非仅精通标准化理论知识的学者。尤其在AI技术迅速普及的背景下，那些仅擅长书本理论、缺乏实践能力的博士，其市场价值进一步“缩水”。为缓解这一困境，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已陆续启动“博士+硕士”双学位试点项目，鼓励在读博士生同步攻读人工智能等应用型硕士学位，以补齐工程实践短板。储朝晖认为，这类做法本质上属于行业供需失衡之下的权宜之计，并非高效的人才培养路径，却也折射出当前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教育”问题。不少博士深陷学术赛道，不得不额外修读应用型硕士以提升实操能力，从而更好地适配企业岗位需求。

学硕大规模缩招仅仅是教育改革的表层现象，更深层亟待破解的，是教育体系中“重知识、轻技能，重分数、轻实践”的积弊。从基础教育到硕博高等教育，单一的标准化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创造力与综合能力发展，人为割裂了思维训练与动手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储朝晖援引陶行知《手脑相长歌》强调手脑协同的重要性：大脑与双手相辅相成，只读书不动手难以适应社会，只动手不思考亦难突破困境，唯有二者兼备，方能实现全面发展。他认为，分割式教育将理论与实践人为割裂，正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短板所在。

针对专业硕士的培养考核，储朝晖提出“必须建立一套完全区别于学术硕士的评价标准”。目前硕士选拔仍以纸笔理论考试为主，这种评价方式只能检验书本记忆能力，难以衡量实践与创新素养。专业硕士应推行多元评价机制，弱化统一笔试权重，将实践项目、原创作品、落地成果作为核心录取依据，尤其适用于艺术、工程、技术等专业领域，给予考生充分展示综合能力的自主空间。

学硕“瘦身”与专硕扩容，既是国家顺应产业升级而作出的主动人才战略调整，也是对长久以来教育结构失衡的强制性纠偏。然而，学位招生规模的调整仅仅是外在形式，改革的真正内核在于人才培养逻辑的根本转变。当硕士教育定位从学术后备力量转向职业能力提升，考核标准从单一理论测试转向多元综合评价，升学路径从唯学历论转向因材施教，研究生教育改革才算真正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