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让痔疮“背黑锅”了！有一种肠道疾病，被称为“绿色癌症”，它的隐患远比想象中更为骇人。

曹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在门诊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不少患者长期便血，一直当作痔疮治疗，用尽各种药膏，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做了肠镜，才发现直肠早已大面积糜烂。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曹倩教授每日接诊中反复上演的真实一幕。

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为何总被误认为痔疮？若长期拖延、不予理会，又会招致怎样的严重后果？今日，请曹倩教授为我们逐一揭晓。

它其实并非简单的“肠道发炎”，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身肠道。此病名为溃疡性结肠炎，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吃坏肚子”有着本质区别。溃疡性结肠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或真菌感染源，而是一种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与免疫调节异常紧密相连。通俗地讲，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认错了对象”，猛烈攻击肠道黏膜，致使肠壁满目疮痍。溃疡性直肠炎，正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种亚型，其病变主要集中在直肠区域。

曹倩教授指出，该病最典型的标志是反复发作的黏液脓血便——大便中混有类似鼻涕的黏液与血丝，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腹泻、里急后重（总想如厕却排不干净），甚至有少数早期患者反而表现为便秘。

正因症状与痔疮极为相似，它成为被误诊率最高的肠病之一。“许多患者一见到血便就自行断定为痔疮，涂抹药膏拖延许久才来做肠镜。结果发现，出血的根源并非痔疮，而是整个直肠黏膜弥漫性炎症所致。”曹倩教授不无感慨。

那么，溃疡性直肠炎是否比全结肠炎更轻微？曹倩教授明确纠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的严重程度，关键不在于病变部位，而在于炎症的剧烈程度。即便直肠炎病变范围相对有限，若炎症严重、血便频繁，也属于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若听之任之，后果将一个比一个严峻。起初或许仅“轻微带血”“多跑几趟厕所”，许多人选择隐忍。但曹倩教授提醒，一旦延误规范治疗，后果远超预期——

其一，病情可能从轻度演变为重度。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分为轻、中、重度。轻度时每日血便可能少于4次，重度时则可达6次甚至10次以上。症状一旦加重，贫血、乏力、营养不良接踵而至，整个身体状态都将受到显著冲击。

其二，炎症范围会持续扩大。原本局限于直肠的炎症，可能逐渐向上蔓延，最终累及整个结肠。

其三，癌变风险随之升高。炎症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黏膜反复受损又修复，细胞异常增生的概率便会上升，进而一步步走向肠癌的深渊。

其四，严重并发症可能突然爆发。例如大出血、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等。曹倩教授警示：“若炎症失控，发展到这一地步，或需手术介入，甚至切除整个结直肠。”

正因该病目前尚无法根治、可能相伴终身，且极为折磨人，有人将其称为“绿色的癌症”。然而，曹倩教授更愿这样定义：“它固然磨人，但绝非绝症。只要管理得当，患者完全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迎来了新选择。药物治疗是该病的核心手段。曹倩教授介绍，传统药物如氨基水杨酸制剂，是轻中度患者的“老牌武器”，但部分人需大剂量、多次服用，依从性不佳。效果欠佳时，过去往往只能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近年来，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等新型药物陆续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一款名为艾曲莫德的小分子口服药为例，其作用机制颇为独特。曹倩教授解释，肠道发炎的本质，是被激活的淋巴细胞“迁移”至肠道黏膜，释放炎症因子，破坏肠壁。而艾曲莫德属于S1P受体调节剂，它并非中和已释放的炎症因子，而是直接将那些蓄意“破坏”的淋巴细胞“关押”在淋巴结内，阻断其外出路径，从源头上遏制炎症发生。简而言之，就是“不让这些细胞出来惹事”。

药物选择固然重要，用药时机同样关键。有些患者总想把新药或好药留到最后——担心过早使用一旦无效便“无路可退”。曹倩教授对此直言：“这是错误的观念。”她强调，当下的治疗原则是在合适时机，及早选用合适的药物。若病情已然加重，任何药物的疗效都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某种药物不合适，也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切勿将最好的‘武器’留到最后，届时它可能已不再是那件‘最佳利器’。”

曹倩教授曾接诊一位20多岁的年轻患者，其反复出现黏液脓血便，最终确诊为溃疡性直肠炎。确诊后，他先使用氨基水杨酸栓剂，控制效果不佳，随后加用同类口服剂型，每日需服用8片药物，但症状始终未达理想控制水平。有医生建议注射类药物治疗，但他对针剂心存抗拒，予以拒绝。

后来，他辗转至曹倩教授的门诊，寻求其他方案。恰逢医院有艾曲莫德可供使用，每日仅需口服一次，无需打针，他便接受了这一方案。“大约用药两三天后，他便告诉我们，原先每日可见的血便、黏液便，竟明显好转了。”曹倩教授回忆道。

曹倩教授所在的邵逸夫医院，是国内最早关注并诊治炎症性肠病的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参与艾曲莫德临床研究的中心。曹倩教授深耕炎症性肠病领域多年，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及疑难罕见肠病。早在20多年前，国内此类药物极为匮乏之际，她便组建诊疗团队，启动了相关研究。

在饮食管理上，曹倩教授还给出了两条核心原则。除规范治疗外，生活方式管理，尤其是饮食，至关重要。“饮食环境是炎症性肠病发生及加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她指出，过去国人很少罹患此类疾病，如今却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饮食结构的变迁——高盐、高油、高脂及超加工食品摄入显著增加。

她建议患者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体化回避。凡是食用后自觉不适、有刺激感或过敏反应的食物，坚决停止摄入。第二，优选天然食物。添加剂过多的超加工食品、高盐高油高脂食物，均对肠胃不利。推荐少油少盐、以清蒸为主的新鲜天然食材。

今年以来，香港新股发行市场呈现出一片火热景象。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27日，港股年内共完成100宗首次公开募股，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激增92.31%；而IPO募集资金总额则达到约2723.39亿港元，同比增幅高达111.26%。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批新股中，有31家企业此前已登陆A股市场，它们贡献的首发募资规模达1736.10亿港元，占年内港股IPO总募资额的六成左右。

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副主席及亚洲企业客户部联席主管李镇国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指出：“得益于新股市场强劲的动能支撑，预计2026年香港IPO市场将继续维持活跃态势。”这一乐观预期背后，是科技企业扮演了绝对主导角色。

纵观年内整体表现，港股IPO在发行数量和融资规模上均较去年实现显著跃升，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硬科技定调明确，大型“A+H”股则成为领军力量。从上市板块分布看，这100家发行主体中，主板占据98席，创业板（GEM）仅有2家。若以募资规模衡量，共有4只新股募资额突破百亿港元大关，分别为立讯精密、胜宏科技、牧原股份和东鹏饮料；而募资达到50亿港元及以上的新股数量则扩大至19只。

行业维度上，年内港股新增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硬件、半导体、软件等科技赛道，这些企业的募资占比接近七成。具体而言，按照Wind行业分类统计，硬件设备行业有21家企业成功上市，募资总额约1047.50亿港元，占比约为38.5%；半导体行业则有14家企业登陆港股，募资约522.06亿港元，占比19.2%；软件服务行业共15家企业挂牌，募资约279.94亿港元，占比10.3%。上述三类行业合计50家企业，IPO募资总额约1849.50亿港元，占全部募资额比重约七成。

科技企业对年内港股融资的引领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以半导体领域为例，澜起科技、晶合集成、壁仞科技、兆易创新、豪威集团等公司，业务覆盖存储接口芯片、晶圆制造、AI算力芯片及图像传感器等多个关键环节，构筑起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条。

与此同时，尚未实现盈利的生物科技新股年内也有11只亮相，合计首发募集资金128.83亿港元，这些企业均依照第18A章生物科技企业规则完成上市，为港股市场注入了创新药及医疗器械领域的新鲜血液。此外，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也迎来集中上市潮，Momenta、MINIMAX、商米科技等5家公司均于年内登陆港交所。

值得注意的是，IPO募资额低于10亿港元的公司则多来自机械零部件、细分医药、建筑材料、可选消费等传统领域，它们同样构成了年内港股新股的重要生力军。

“并非只有龙头企业才能觅得上市良机，成长型、专业化的中小发行人同样能抓住合适的窗口期。”汇生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总裁黄立冲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次成功的IPO并不以高发行价或大规模融资为唯一追求，更关键的是上市之后能够保持充沛的成交量、获得长线资金的持续加持，并具备实施再融资的能力。

基石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为港股IPO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年初至今，100只新股中有83只成功引入基石投资者，参与认购的基石投资者累计数量高达916家（未进行去重处理），同比增幅接近279%。进一步数据显示，基石投资者累计认购金额约1125亿港元，占IPO募资总额的四成左右，且其投资偏好明显倾向于“A+H”股或高成长赛道的新股，诸如立讯精密、东鹏饮料、三环集团、澜起科技等项目均受到追捧。

在国际长线资金配置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在港股IPO基石投资者中的地位愈发突出。今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投资（GIC）、淡马锡、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卡塔尔投资局等机构频频出手，多次现身于不同IPO项目的基石投资者名单之中。瑞银、富达、摩根大通、施罗德等知名长线资管机构亦积极布局新股项目的基石投资配置。此外，澳大利亚养老金基金NGS Super Pty Limited也参与了爱芯元智等项目的基石认购。

高盛亚洲（除日本外）股票资本市场主管王亚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参与香港IPO的投资者覆盖面更为广泛，全球长线基金数量显著增多，整体投资质量亦有所提升。”

中新网北京7月27日电（徐皇冠）日前，一场名为“笃行者经贸文史”的线上分享盛会于北京拉开帷幕，聚焦“三趟快车奔香江：回望半个世纪的香港生命线”主题。所谓“三趟快车”，指的是自1962年至2010年间，内地专为保障香港、澳门地区鲜活冷冻食品供应而开通的三列快速货运列车，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宛如一条输送养分的动脉，被亲切地誉为“香港生命线”。

这场别开生面的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指导，笃行者论坛组委会具体承办，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亲历者、学术研究者及文化传播者齐聚一堂。与会嘉宾围绕“三趟快车”的演进脉络及其深远价值展开了热烈的思想碰撞，共同回溯了那段跨越1962年至2010年的国家记忆，并就如何进一步深挖史料、赓续传承以及创新展示等议题，提出了前瞻性的思考与规划。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原外经贸部负责港澳供应“三趟快车”协调工作的办公室主任金旭亲临现场并发表致辞。他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这条“香港生命线”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的动人篇章，并对本次活动的成果进行了精辟总结。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金旭便曾向全国亿万观众讲述过“三趟快车”三十五载的风雨兼程与峥嵘岁月。

香港史领域的资深权威、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教授，在分享中着重阐述了“三趟快车”相关研究的关键节点与紧迫课题。他明确指出，这一专列的开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基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考量而对港澳实施的重要部署。它不仅切实满足了港澳同胞的日常生活所需，有效降低了当地劳动力成本，进而提升了港澳产品角逐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还为国家建设换回了宝贵的外汇储备，堪称内地与港澳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刘教授强调，深化对“三趟快车”的研究，对于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以及促进港澳同胞的国家认同，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与历史紧迫性。

华南师范大学的唐富满教授，则结合其正大力推进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对港澳供应制度研究》，深刻剖析了内地对港澳供应体系形成的历史逻辑及其对当下的启示价值。郑州铁路局原局长徐宜发以“三趟快车传真情”为切入点，生动讲述了铁路系统为确保专列高效运转而付出的不为人知的幕后努力。此外，原深圳动植物检疫局副局长唐桂章、武汉海关干部徐共和以及湖南粮油集团原副总经理何万兵等老同志，也纷纷分享了他们当年服务“三趟快车”的感人经历与点滴往事。三趟快车博物馆馆长万朝林，则向与会者介绍了博物馆从筹建到落成开放的过程，及其在公共展示层面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反响。

文化和旅游部香港青年中华文化传播大使梁家僖指出，明年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三十周年的重要时刻，这无疑是推动相关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绝佳契机。他认为，“三趟快车”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亟需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强大传播力，让更多香港年轻一代深入了解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脉络，从而在时代变迁中汲取精神力量。

为了达成理想的瘦身目标，如今不少人倾向于借助药物手段来干预体重管理。那些被冠以“躺瘦神器”之名的减肥针，凭借简单的注射流程和令人瞩目的减重成效，已然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式，迅速跃升为众多减重者心中的首选方案。

然而，许多未经医院专业评估便自行网购并注射的人，却遭遇了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个别案例甚至诱发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严重健康问题。这类减肥针究竟是否适合所有人？其潜在副作用有哪些？停药后会不会遭遇体重反弹？这些问题亟待厘清。

目前，多款减重注射针剂已获准上市，但无一例外均为处方药。胰高血糖素样肽-1本是人体肠道内天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核心功能在于降低血糖并抑制食欲。以此为依托，国内获批用于临床减重的针剂已逾六款。尽管不同药剂在靶点设定、适用对象及减重强度上各有差异，但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乏力、低血糖及腹痛等常见不良反应却普遍存在——这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作用机制的内在必然。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这类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减重针均属处方药范畴，拥有严格的适应症与禁忌症界限，唯有经医生全面评估身体指标后方可启用。违规私自采购、盲目跟风注射，本身便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者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陷入“节能状态”，其付出远超所获；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应严格避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明确指出：首先，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以及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病史或家族史者应坚决排除。其次，曾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伴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同样不宜使用。第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缺乏用药安全性证据，也不应轻易尝试。第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故不建议采用。

切勿盲目迷信减肥针的神奇效果。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下流行的几款药物开展了广泛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存在“一针瘦终身”的奇迹，绝大多数人在停药后均会遭遇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为何停药即反弹？其机制何在？对机体又会带来何种影响？

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高达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渐恢复至用药前状态，且原本伴随体重下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亦会逆转回退。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解释称，减肥针犹如体外调控器，持续向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压。一旦停药，饱腹感消失而饥饿感重现，摄食量与进食频率随之增加，能量摄入相应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产生代谢适应，静息能量消耗趋于减少。一边摄入增多，一边消耗降低，能量正平衡迅速形成，体重反弹便不可避免。

减重绝非单纯依赖药物所能达成。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者，在体重快速下滑后草率停药，待反弹再度打针，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这种体重的剧烈波动对机体伤害深远：脂肪量递减而体脂率反增，最终引发代谢损伤，甚至导致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问题。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强调，体重达标后需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量并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平衡点。无论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都应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涵盖饮食、运动、睡眠及情绪压力管理。药物仅是减重强化期的辅助手段，为建立持久的生活习惯变革提供黄金窗口。能否坚持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将直接决定体重反弹的速度与幅度。

减重之道绝非一蹴而就的捷径，终究需要科学饮食与规律运动作为坚实根基。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远离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菜摄入，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为可持续的健康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