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

蜱虫叮咬后，切勿贸然徒手拔除。这类小生物在吸血时，其口器会深深扎入皮肤组织，若强行用手拉扯，极易导致虫身断裂，而残留的口器将滞留在人体内，进而抬高伤口感染与炎症出现的概率。更为关键的是，鲁莽的处置方式还可能对蜱虫体内潜藏的病原体形成挤压，使其更轻易地侵入人体循环系统，带来潜在健康隐患。科学而稳妥的操作流程应为：选取一把洁净的镊子，尽可能贴近皮肤表层，稳稳夹住蜱虫的头部区域，然后以均匀而缓慢的力度垂直向上牵引，切记不可旋转或骤然发力。若条件允许，可事先以酒精涂抹叮咬处，再行摘除，以降低风险。然而，若叮咬部位较为隐蔽、虫体嵌入过深，或口器已有残留迹象，且操作者缺乏足够经验，最明智的选择仍是及时前往医疗机构，交由专业人员处理，切勿自行冒险。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度将“稳定房地产市场”列为政策焦点。这是继今年4月会议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后，高层在短短半年内第二次明确释放“稳楼市”信号。

为何“稳楼市”频频进入决策视野？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分析指出，房地产行业产业链条长、辐射效应广，市场深度调整会经由上下游产业传导至就业领域，乃至影响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此前有评述称，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导致财富效应弱化，居民消费行为趋于保守。稳住楼市，正是为了阻断资产价格下行对消费信心造成的负向循环。

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筑底”与“分化”交织并存。根据机构统计，上半年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1.6%，核心城市已现企稳苗头。自3月起，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连续四个月上涨。中指研究院数据表明，7月以来重点城市新房和二手房成交规模同比均呈小幅攀升，但部分三四线城市仍处于调整通道。有观点认为，新房市场有望在“十五五”中期逐步走出底部区间。

“稳楼市”的政策路径亦在悄然生变。以往调控多聚焦于房贷利率调整、限购优化等需求端工具，而今年以来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一项显著特征是供给侧主动收缩。李宇嘉表示，今年房地产新开工及批售规模仅约为销售规模的一半；同时，各地不再一味扩张供地，而是在控制土地出让总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片区配套成熟度。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等指标的回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各地主动控制增量的策略，这也是市场加速迈向供求平衡的积极信号。

与此同时，通过推进“好房子”建设提升产品品质，以及加快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等举措，政策正精准对接当前尚未被充分满足的多元住房需求。

更深层次看，“稳楼市”的指向在于驱动行业转型。据统计，上半年二手房在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达到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的二手住宅交易面积已超越新建商品住宅。随着二手房交易占比历史性突破半数，中国楼市正全面步入存量主导时代。未来的“稳定”并非简单维持房价或成交规模，而是在消化存量库存的同时，推动房地产角色从“开发商”向“运营商”转换。

德国政坛迎来一项重要人事变动。当地时间7月29日，由基民盟与基社盟共同组成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在柏林召开闭门特别会议，正式推举基民盟资深成员托尔斯滕·弗赖出任党团主席一职，以填补此前延斯·施潘辞职后留下的权力空缺。

作为德国执政联盟中的核心职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承担着统筹议会党团运作、协调党内议员配合政府政策执行，以及与执政伙伴就敏感议题进行磋商等多重职责，其政治分量不容小觑。

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弗赖在当天的投票表决中赢得了高达91.9%的党内支持率，这一压倒性数字彰显了他在议会党团内部广泛的人脉与认可度。

现年52岁的弗赖拥有法学教育背景，自2013年跻身联邦议院以来，其政治履历颇为亮眼。他在2021年接手联盟党议会党团议会事务执行干事的职务，长期浸润于党团内部的组织协调与日常运作。2025年联邦议院大选落幕之后，弗赖更被擢升为联邦特别事务部长兼总理府部长，在行政系统内同样占据重要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