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昆明滇池外海北岸，澄澈水面被阳光穿透，白瓣黄蕊的海菜花在碧波中轻轻摇曳，恍如星辰洒落人间。来自河北的游客周欣举起相机，屏住呼吸，将这颗水中的精灵定格在镜头之中。

对许多云南人而言，这朵小白花曾是童年河畔再寻常不过的景致。它只在清纯无染的湖泊与溪流中安家，水质稍有波动，便会悄然隐退，因此被誉为水质的“活体标尺”。如今，继滇池草海大泊口、东风坝之后，海菜花再度现身于外海的海洪湿地和龙门片区近岸水域。它的归来，恰似滇池水生态日益复苏的一抹生动缩影。“水下森林”焕发生机，滇池治理迈入新里程。

海菜花的绽放，离不开滇池生态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近年来，昆明市从源头控污、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科学调水等多管齐下，推动滇池水环境稳步向好，全湖水质已连续八年稳定在Ⅳ类，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铺平了道路。目前，滇池保护治理的重心，已由单一“水污染防治”转向“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双轮驱动的关键阶段，恢复水生植被成为重中之重。

草海大泊口的试点工程如同一剂强心针：通过截污与清水补给，这片水域的沉水植物覆盖率已从2014年的19%攀升至50%以上，局部水质甚至超过Ⅲ类标准。以此为样板，2026年滇池外海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全面展开。科研团队摒弃了过去高密度种植水草的粗放做法，创新推行“补水调控+沉水植被恢复”的组合策略。他们如“水下园艺师”，统筹牛栏江来水与水质净化厂尾水，对水体进行精细“透析”；在4.5万平方米的核心先行示范区，精心搭配苦草、马来眼子菜、穗状狐尾藻和海菜花等本土优势物种，构筑起层次分明、四季常青的“水下森林”。

这一精耕细作的成果令人瞩目：海洪湿地片区的水体透明度稳定在约2米，阳光重新成为湖底的常客，沉水植物长势繁茂，连片成林，海菜花大面积盛开，水下景观蔚为壮观；各项水质指标持续向好，水体自净能力显著提升。从洱海到泸沽湖，高原湖泊皆显芳华。

净水生繁花，盛景不止于滇池。夏日的云南高原，多片湖泊重现海菜花绽放的美丽画卷。2026年7月19日，苍山含翠，洱海如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沿着大理洱海生态廊道徐徐而行。湖面上，洁白如星的海菜花随风轻摆；岸边，生态廊道将村庄与湖泊串联起来，把苍洱风光与人间烟火融于同一幅画卷。他驻足感叹：“海菜花就是水质的晴雨表。”

从20世纪90年代水质下降、蓝藻频繁暴发，到如今生态廊道环绕湖岸，洱海经历了一场系统性的保护治理。近年来，大理持续推进截污治污、生态修复和流域治理，推动湖泊保护与城乡发展协调并进。洱海生态廊道不仅连接了湖泊、村庄和城市，也为自然空间筑起一道屏障，实现了人与湖的和谐共存。

海菜花的回归，正是洱海生态改善的鲜活注脚。2025年8月，大理州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发布“洱海指数”综合评价体系，从干净、清澈、生态、共享四个维度为洱海“打分”。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洱海指数”达93分，评估为优；全湖水质保持Ⅱ类，透明度达2.3米。这不仅是环保部门的成绩单，更是一份向社会公开的生态承诺。

在泸沽湖，成片的海菜花漂浮于清澈水面，成为高原夏日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线。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这片对水质极为挑剔的花海。几位成都游客乘着猪槽船穿行其间，不停用手机记录湖光山色，“网上说只有水质极好的地方才能长出这种花，亲眼见到还是很震撼，这趟没白来。”在他们眼中，连片绽放的海菜花，本身就是泸沽湖水质最好的明证。

2023年，《云南省泸沽湖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划定了湖滨生态红线和湖泊生态黄线，将波叶海菜花纳入流域珍稀水生植物专项保护范围。同时推进环湖截污管网全覆盖，推动商户和村落污水规范处置。近年来，当地持续深化川滇跨区域协同管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与水质监测，严控入湖污染，泸沽湖水质稳定保持在Ⅰ类。一朵花的盛放，记录着长江十年的蝶变。

一朵海菜花的涅槃重生、连片绽放，背后是长江大保护十年的深刻变革，更是云南作为上游生态屏障的生动实践。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云南坚决扛起“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持续改善和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十年来，全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地表水国控断面优于Ⅲ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2.3%上升至2025年的94.1%，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Ⅱ类及以上，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海菜花从几近绝迹到连片盛放——这朵“水质试金石”的回归，正是长江大保护十年最动人的云南答卷。

如今，当我们凝视滇池水下那片摇曳的“星河”，看到的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类与湖泊全新约定的印证。清澈，将成为这片红土高原上，最恒久的底色。

云南网编辑 郭建丽 综合整理自云南日报、昆明日报、丽江市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

联合国安理会于七月三十日就下一任秘书长职位的七名角逐者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投票，此举被视为遴选进程迈入关键节点。当日，这场意向性表决在安理会闭门磋商会议中悄然展开，各成员国代表以统一色系的选票参与投票，每张选票上均列有每位候选人的姓名，并附有“支持”、“反对”与“中立”三类选项供勾选。

投票落幕之际，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对外表示，首轮意向性投票进展顺畅，具体结果将由各候选人的提名国代为转达个人。尽管这些投票结果并未公之于众，但其内情始终吸引外界目光——候选人可借此衡量自身所获支持力度，进而抉择是否继续角逐；观察人士则能从中窥探遴选进程的走向与潜在变数。

现阶段，竞逐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七位候选人阵容包括：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厄瓜多尔籍的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阿根廷籍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现任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哥斯达黎加籍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现任秘书长蕾贝卡·格林斯潘、乌干达籍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莫斯·奥拉拉·奥通努、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以及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

这次秘书长选拔恰逢联合国面临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外界普遍分析，依据地域轮替的传统惯例，拉美背景的候选人或许占据一定先机；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亦持续呼吁，期待联合国能够打破历史，迎来其首位女性掌舵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秘书长的任命流程需先由安理会提出推荐人选，随后交由联合国大会进行正式批准。

在相亲的初次见面中，你会凭借对方的外貌迅速做出判断，还是愿意多花时间深入了解、培养感情呢？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与问卷网（wenjuan.com）联手开展了一项涉及1334名单身青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当首次相亲时对方颜值未达预期，81.2%的受访者倾向于继续接触，而55.7%的受访者认为，过度执着于高颜值可能会与真正的缘分失之交臂。

颜值，究竟会不会成为爱情的绊脚石？来自山东、现年31岁的汪可儿坦言，她从未因外貌而拒绝过任何相亲对象。“对我而言，比起颜值，初次见面能否聊得投机，才是决定是否继续交往的核心。”她认为，相亲的本质是为未来的共同生活寻找伴侣，“我并非不欣赏帅哥，只是觉得他们可能与我的人生轨迹相距甚远。我更想找到一个能携手应对现实风雨的人”。然而，在北京工作的27岁青年王一阳持不同观点，他将颜值视为相亲中的首要考量。“如果看到照片就觉得不合适，我绝不会进一步联系。”他回忆道，此前父母曾介绍一位朋友家的女孩，尽管两人不乏共同话题，但女方的外貌未能让他心动，“我便失去了继续了解的兴趣”。

当首次相亲时对方颜值未达预期，人们究竟会如何抉择？调查数据显示，在拥有相亲经历的1321名受访者中，81.2%的人表示仍会选择继续接触，而18.8%的人则将颜值视为不可妥协的底线，选择不再往来。

来自安徽的32岁李轩同样将颜值作为交往的前提条件。“至少对方要过我心中的‘及格线’，我才会决定见面。如果见面后发现照片与真人差距太大，我也不会继续投入。”他直言，“倘若看到对方长相，就不愿共度余生，那这种错过也只能顺其自然。”在他看来，真正让人错失良缘的因素，或许是交际圈过于狭窄。“如今单身青年众多，如果主动拓宽社交范围，或许能遇到更多合适的人选。”

王一阳的认知转变，源于身边一个实例。“我有个长相出众的朋友，她的男友个子不高，颜值普通，但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看到那些外表看似不般配的情侣携手同行，他开始反思，过度追求颜值可能让自己错过合适的对象。“如果能放下对外貌的执念，或许会遇见‘三观’相契、兴趣相投，相处起来格外舒服的人。”

那么，一味沉溺于高颜值，会不会让合适的缘分悄然溜走？数据表明，55.7%的受访者认为会如此，16.8%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另外27.5%的人则表示难以断言。

近半受访者认为，颜值会随岁月流逝而褪色，不应成为婚恋的核心标尺。在天津生活的27岁叶倾，随着年岁增长，选择多接触一些人以不错过可能的缘分，但她明确表示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如果颜值不达标，可能见一两次面就会作罢。”在她看来，若双方无法激发进一步了解的兴趣，“那段缘分便不算美好”。她此前曾遇过一位外形出众的相亲对象，“但他仗着自己有人追求，总觉得别人该为他提供情绪价值”，加之两人缺乏共同语言，最终未能走到一起。不过，叶倾也承认，与英俊之人相处能带来愉悦感，“尽管‘三观’等因素决定了婚后的状态，但对方的颜值至少要合自己眼缘，不能太过逊色”。

“高颜值确实更容易吸引他人。”王一阳曾在社交平台发布相亲帖并附上个人照片，收获了不少回应。“除了文字中显露的性格特质，我感觉大家还是更关注外貌。”但他认为，颜值在相亲中更像是“敲门砖”，若想步入婚姻殿堂，沟通技巧、家庭背景等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关于颜值在婚恋中的权重，调查揭示了多元观点：51.9%的受访者认为高颜值有助于迅速吸引对方、开启恋情；49.9%的人强调颜值会随时间改变，不应作为核心标准；47.1%的人觉得颜值虽非决定性因素，但也不宜过低。其他看法包括：与高颜值者相处心情更佳，值得重视（40.1%）；颜值无关紧要，性格与“三观”更能决定婚姻幸福（24.6%）；颜值或许是个“坑”，因为俊美者往往自恋（5.2%）等。

不久前，汪可儿与最后一位相亲对象步入婚姻殿堂。尽管对方在某些方面未完全满足她的期待，但相处中她看到了他的责任感与担当。“这些品质才是支撑婚姻的基石。”她总结道，“恋爱与结婚的评判标准迥然不同，颜值在婚姻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

此次调查中，受访者性别分布为男性44.5%、女性55.5%；地域上，一线城市占32.1%，二线城市占37.5%，三四线城市占21.7%，县城或城镇占7.0%，农村占1.7%；年龄层面，00后占28.9%，95后占28.3%，90后占26.2%，85后占16.6%。（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