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

7月30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杭州举行了一场关于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的新闻发布会。据会议披露，自8月1日起，该局将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授权，承担起浙江、福建、江西三省范围内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的审查职责。这一变化意味着，未来涉及这三省企业的投资并购交易，若符合经营者集中申报条件且适用简易流程，将能够在浙江本地完成审查，无需远途奔波。

并购活跃度向来是窥视区域经济脉动的关键指标。“十四五”开局以来，浙江企业的投资并购热情持续高涨，全省累计提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达360件，涉及交易金额总和逾4500亿元。从交易规模来看，绝大多数申报集中于中小体量交易，其中金额不足10亿元的申报案件达255件，占比高达70.8%。申报主体以本土企业为主力，国有与民营企业分别递交了241件和240件，几乎旗鼓相当，合计占据申报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外资企业的申报量仅为53件，占比14.7%。行业分布上，制造业是浙江并购活动的热点领域，相关申报有147件，占全部申报的40.8%。

所谓经营者集中审查，简而言之即为企业并购的合规审核。当企业间发生合并、股权收购、设立合资公司等行为，一旦触及反垄断法律法规设定的申报门槛，就必须事先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可推进。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指出，借着此次委托授权，该局将能更充分地发挥贴近市场、熟悉企业的独特优势，为企业投资并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有效压缩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浙江锻造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委托审查的具体范围也已明确界定。依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3月发布的公告，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受托审查浙闽赣三地符合下述任一条件的简易案件：其一，至少一名申报人的注册地坐落于三地辖区；其二，经营者通过股权收购、资产并购或合同安排等途径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而目标经营者的注册地在三地范围之内；其三，经营者共同设立合资企业，且该合资企业的注册地位于三地；其四，相关地域市场呈区域性特征，且该市场全部或大体位于三地；其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定委托的其他类型案件。

何为“简易案件”？其判定标准涵盖四种典型情形：第一种，在同一相关市场内，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合计市场份额不足15%；或在上下游市场中，各参与方的市场份额均低于25%；亦或参与方既无同一市场竞争关系也不存在上下游关联，但在与交易相关的每个市场中的份额均未超过25%。第二种，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境外设立合资企业，且该企业不涉足中国境内的经营业务。第三种，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的股权或资产，但该境外企业并不在中国境内开展商业活动。第四种，原本由两家及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资企业，经集中后转为由其中一家或多家单独控制。

数据显示，简易案件在全部经营者集中申报中占比接近九成，覆盖面颇为广泛，绝大多数并购行为均可纳入这一范畴。“借助委托审查机制，我们可以为浙闽赣三省的经营者提供近在咫尺的申报辅导，不仅显著降低了沟通成本，还有望压缩审查周期，助力企业更迅捷地推进投资并购计划。”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的一位负责人如此表示。

秉持“简案快办”的宗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划推出多项便民利企的创新举措。在靠前服务与风险防控层面，该局将强化与国资、金融及上市公司监管机构的协调联动，提前掌握省内大型企业的投资并购动向，前置实施政策引导与合规辅导；同时，持续优化企业并购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深化与福建、江西两省市场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推进长三角区域经营主体数据共享，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精准锁定达到申报标准的交易行为，不断提升申报预警的精确化水平。

为了最大限度简化办事流程，浙江已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业务系统实现全面对接，申报流程可在线上全链条闭环运行，切实兑现“让数据流转多、企业奔波少、甚至零跑动”的服务承诺。此外，为确保审查工作规范有序且高效运转，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组建一支专业审查队伍，主动对标简易案件“双二十”内部时限要求，即从申报受理到正式立案、从立案到审结，各环节原则上均须在20天内完成，以此为企业投资并购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

羊城盛夏，群贤毕至。第三届粤网安·网络安全新技术交流大会于7月16日在广州隆重启幕，汇聚了来自省内外的众多网络安全专家、学者及行业管理者，共同围绕AI安全、信创建设、数据合规等前沿议题展开智慧碰撞与深度研讨，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安全生态注入新动能。

这场被誉为大湾区网络安全领域标志性年度盛会的大会，由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携手广东省人民医院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联合主办。本届大会以“信创筑基、AI赋能——粤网安护航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敏锐瞄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新兴技术应用的安全走向，精心打造了一场主论坛与多场专题分论坛交相辉映的交流格局。

在主论坛开幕致辞中，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杨洋指出，数字中国建设正处于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速，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信息网络安全的专业协会，该协会自成立以来始终深耕等级保护、应急响应、人才梯队建设及标准规范制定等核心领域，已然成为全省网络安全综合治理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湘江在发言中强调，算力、AI及数据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省内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加速，与此同时，AI风险、数据泄露及供应链攻击等安全威胁亦呈上升态势。在此背景下，统筹安全与发展、构建行业协同联动的防护体系，已成为大湾区国资系统亟待破解的共同课题。

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张弩则从医疗视角切入，提出AI赋能医疗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安全与创新双轮驱动为根本原则，依托全生命周期可信管控筑牢医疗数字底座。他透露，广东省人民医院正积极探索AI医疗闭环与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以法律法规为准绳，通过智能体贯通诊疗全链条以提升服务效能，同时构建覆盖数据、模型、应用各层次的立体安全防护机制，全力打造可信、安全、可持续三位一体的安全基座，为医疗行业数智化转型保驾护航。

在备受瞩目的主题演讲环节，多位学界翘楚与业界精英轮番献上思想盛宴。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率先以“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研究”为题展开系统阐述；天翼安全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唐洪玉则带来“新时代、新安全、新运营”的实战经验分享；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李颉更以“人工智能可信数据助力网络安全创新发展”的前沿视角，为与会者描绘了未来安全生态的全新图景。（完）

　　开了家公司“交作业”、投资人当期末考官……

　　AI时代，大学创业课悄悄变了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潇宇完成了一项特别的期末作业：作业内容是完成一款AI陪伴应用程序；结课展示时，顶级投资机构的投资人、知名创业前辈坐在教室担任“主考官”。在演讲最后，他邀请在场者加入“天使用户群”，发放了100个产品体验邀请码。

　　这是本学期“智能产品设计与创业孵化”课程的最后一课。18个创业路演项目紧凑登台，这些借助AI诞生的产品都已经或即将上线、开卖、运营，有人借助“剧本杀”思路，设计了为“社恐人士”模拟对话场景、提升社交能力的应用，有人把控糖理念的科普做成了一款星际冒险游戏，已经赢得国际奖项。当晚，整栋教学楼熄灯后，师生们还意犹未尽地聚在广场上交谈。

　　与此同时，6月27日，南京大学举办了“AI新势力·OPC嘉年华”，把“人工智能+产品：创意、设计与开发实践”课程(以下简称“‘AI+产品’课”)的结课展示搬到了校外。

　　课程主讲教师、南京大学新科技校友会理事兼执行秘书长严格介绍，本学期这门课程形成了69个创意项目，学生除了完成路演，还在大厅中摆起了摊位，形成一场AI产品项目展会。投资机构、企业高管、政府OPC园区负责人也来到现场寻找创意。

　　去年选修这门课的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晓旭带着迭代的产品到现场。她坦言，产品摊位展示的形式让学生有了更多交流机会，原本自己也不确定要不要把项目做下去，但在摆摊时收到面对面的反馈，给她增加了很多动力。

　　对于授课教师严格，陈晓旭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大双肩包、大水壶。她记得老师每次上课都是从上海赶到南京，当天往返，有时晚上、周末还会安排“加餐课”。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重塑，并非简单加上“智能”二字。一门创业“网红课”既要承接市场上AI创业热潮的传导，也要体察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方式与需求的变化。教师们试图解构那些最新的成功案例，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AI时代，一个优秀创业者的能力图谱发生了什么变化？

　　让创业课不是“纸上谈兵”

　　南京大学直博生杨天成研究着宇宙早期星系“死亡”的秘密。AI辅助编程飞速进步，能否把这种能力应用在科研，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尝试更多不同方向？带着这样的期待，杨天成选修了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的“AI+产品”课。

　　记者了解到，该课程是南京大学“研究生‘AI+’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的一门重要课程，由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人工智能学院联合南京大学新科技校友会开设，面向全校研究生开放。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孝磊表示，希望通过AI赋能研究生培养的一系列改革，教学生在快速变化的AI赛道中如何坚持、如何判断，区分“技术能做什么”和“我们该做什么”，在创新创业时解决真实需求。

　　作为学校魔方社社长，杨天成在课程中开发了一款产品，希望解决魔方竞速观众看不懂、新手不会玩、高手复盘慢的全流程问题，用机器视觉捕捉选手动作、让操作可视化，为此构建了大量数据集去训练模型，产品已经在社团内小范围测试。

　　最初那段时间，杨天成亲身感受了AI如何让“想法到落地的阶段”加速，降低试错成本。他只需要花一个下午就能知道某个想法能不能成、能否进入下个环节。他很快发现不对劲，AI写代码越写越多，他感到“跟不上思路”。他花了一个学期，为管理那些“像树一样展开”的任务找方法，探索人与机器协作的规程，并试着利用AI搭建大量论文的知识地图。

　　严格认为这是一种普遍情况。一些学生经常到校外听论坛，见识不浅，但也有不少零基础学生选课，因此课程早期阶段他就会讲AI辅助编程，尽量拉齐学生的水平。

　　“他们初次接触AI辅助开发的阶段是非常兴奋的，因为AI一下就做出漂亮的界面、可运行的初始原型，得到了非常好的正反馈。但是，在和AI频繁沟通，反复修改细节‘打补丁’后，由于缺乏工程经验，最后发觉引入了大量冗余或错误的代码，或者始终无法让AI准确地按自己的想法落地，甚至发现也无法有效地和队友沟通。”严格说。

　　因此，他选择在课堂上讲解偏理论性的内容，要让学生具备科学的思维方式，理解AI的相关技术原理，甚至直接展示代码案例，要求学生从中凝练工程思想、印证理论知识。

　　“我告诉学生这门课是语文课，其实是说产业里有很多术语和概念，如果对这些概念不了解、对着AI表达不出准确的术语，那么也就无法指挥AI很好地完成任务。”严格说，对理论的重视让“AI+产品”课虽然采取项目制教学，但又与一般的AI工具操作培训不同。学生实践项目是通过课外的工作坊来推进的，5名授课教师都有丰富的创业经验，且依然在IT技术一线，他们分别指导不同小组。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吴卓浩开设“智能产品设计与创业孵化”课程已有6年，最初这只是一门专业课，今年面向全校开放报名、覆盖不同专业的本硕博学生后，团队组合、产品丰富性大大提升。“学生们的自驱力真正调动起来，真的是了不得，投资人也说这是他们看过高校路演中质量最高的。”

　　吴卓浩更愿意在上课时呈现“线索”，他永远在课前一天才最终敲定教案，点评“全世界最前沿、最新的科技创新创业内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研究。

　　刘潇宇即将跟随吴卓浩读研，他开发的Flowie(浮忆)是一款以生活影像为入口的AI记忆陪伴App。当用户把日常照片、视频投给住在手机里的小鱼，小鱼会触碰影像的“气泡”，给出有趣的互动评论，系统还会理解画面中的场景、人物和氛围，把它们沉淀成个人的影像记忆。

　　他从大三就开始创业，当时AI辅助编程能力还不强，他自己开发软件、小程序的推进效率很低。过去一年AI编程能力突飞猛进，帮助他正式推出了给用户使用的产品，收获创造产品的乐趣。

　　但这绝不意味着产品一定能成功。刘潇宇说，他在课堂上学到的是，从仅仅追求高级感的“专业”创作理念，转变为置身真实商业环境来考虑用户体验、付费意愿、商业可持续性。老师还在更多商业维度，比如成本测算等方面作了针对性指导。“AI工具迭代速度很快，但商业有一套稳定的内核逻辑，这些是课程中最宝贵的内容。”

　　AI来了，创业教育应该怎么“进化”

　　吴卓浩把很多人生经验浓缩在了课程里。他曾任谷歌中国用户体验团队负责人，后来在创新工场工作10年、曾负责人工智能工程院，并参与孵化了300多家公司。他撰写的《AI创造力：智能产品设计与研究》入选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还被翻译成了4种语言。

　　这些经历让吴卓浩坚信，“解决真问题，创造真价值”的创业方向并没有改变，科学、人性与经济的规律也没有改变。

　　AI时代真正颠覆的是生产力工具。吴卓浩认为，学生们过去受限于能力类型，必须凑成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做成一件事；现在，AI可以帮助补足所需的能力，帮助创业者快速起步闯过“新手村”，把想法变成一个相对完整、可以检验的成果，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能力与自信。

　　吴卓浩说，在创业初期，由于研发的复杂性被压缩，“一头一尾”变得更重要了——选到合适的题材，以及如何推广和商业化。长远来看，研发的投入仍然重要，在“新手村”之后，一旦真正和市场头部的产品展开竞争，仅仅靠今天AI的能力还是不够的。

　　温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教研室主任徐曼莉也在尝试新教学方式。她负责学校公共必修课“创新创业基础”，这门课引入了课程智能体，通过启发式对话帮助学生把模糊想法变成项目雏形。每学期，创新创业课程需要持续更新，她的改动幅度能达到50%，由于教学范围覆盖全校，她要先在自己的教学班做试验，成熟后再在教研室里推广。

　　“AI时代，创业者也需要更强的验证意识。AI有幻觉，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对真实行业场景的观察，难以判断真伪。此外，还需要建立合规意识。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项目时，多数学生对于这方面的意识相对比较差。”徐曼莉认为，教师起到了一种弥合认知偏差的作用，网络上的教程可以教会学生使用某个工具，但课堂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工具是什么、怎么用以及用在哪里。

　　严格认为，课堂还需要为学生梳理一套针对AI时代的创新思维方法论。“AI提升了产品的面世效率，但创意实际上是跟不上这种速度的。创意大量重复以后会形成雷同和竞争。当一个需求同时被很多产品满足的时候，谁更有创新点、对痛点把握更精准就变成了决胜的关键点。”

　　一门课的“连锁反应”

　　就像“滚雪球”那样，南京大学“AI+产品”课孵化出了一些创业社团，更多AI工作坊、讲座在校园涌现。学文物专业的郑亦彤参加一场工作坊后就做出了一个产品原型，今年她决定选课深入学习。课程就这样在校内形成口碑，严格介绍，500人的学习群一直是满员的，今年除了选课的学生，还有大约300个旁听生。

　　郑亦彤坦言，上这门课的时候没有焦虑怎么拿高分，精力都花在做让自己满意的产品上。除了完成一个AI文博策展工具，她还用AI辅助论文阅读、做了一个电子手账本。暑假即将前往考古工地实习，她还询问老师“有没有和AI结合的工作”。

　　对陈晓旭来说，AI工具迭代速度超过想象，去年在做产品的过程中还需要自己跑代码，今年更多是用自然语言进行调试。她认为课程的价值在于培养了AI思维，组建团队、担任管理者的角色、课堂展示与交流让她重新找回了“主体性”。

　　“通过课程建立了自己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连接，回答‘我要去做什么’，而做学术可能是你和议题之间的关系，正反馈不会那么快。”陈晓旭发现，在“AI+产品”课上获得的这种主体性和自我效能感能够转化为内驱力，让她更有动力去做学术研究，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根基。

　　今年秋季，“AI+产业”课将接棒产品课，更多来自业界的专家会参与课堂，学生需要带着产品来上课。“产品走完以后，商业闭环要往后走，并不是课上讲一个商业模式、创新方法就能解决，需要有更多视野补充。”严格说。

　　一门创业“网红课”的声量还影响着校园的创业氛围。吴卓浩说，班级有学生自发组建了X Space社群，几周时间已经“打开局面”拉到了赞助。学生们探索打造帮助创业公司宣传、发布产品的传播平台，通过充分发挥中国传媒大学的优势来帮助校内外的创业者。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付晴雨把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看作自己的“第二学院”，这是她在人工智能与创业管理微专业学习的第四个学期。两年中的大部分周末里，她一边紧跟AI发展步伐，一边走进温州当地企业、乡村调研。

　　付晴雨发现，针对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OPC(一人公司)、“养龙虾”这些AI领域热词，学校总是第一时间开设相关创业实训营、讲座，这让微专业一直在“自我更新”。稳定的班集体和教学团队则让彼此关系更紧密，让她把微专业不是当成培训，而是一个可以随时求助的平台。

　　作为微专业负责人，徐曼莉把它看作长期的“陪跑”。她观察到，一些来自经商家庭的学生从小耳濡目染，对市场、客户和交易过程有更直观的感受，商业思维更容易被撬动。“有学生家里从事五金行业，我们会引导他探索传统五金业务的跨境拓展路径。也有学生家里从事广告业务，我们会指导他运用AI内容生产和流程自动化工具，提高广告设计和客户服务效率。”

　　“创新创业课程对学生的意义，是让他们在大学阶段形成问题意识、创新意识、行动意识和责任担当。即使他们不成为创业者，也能成为更有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专业人才。”徐曼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