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一场聚焦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的生态大会在广州南沙拉开帷幕，会上正式揭牌成立了广东词元交易和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词元中心”）。这一新平台由广州数据交易所主导发起，其核心目标在于探索词元交易这类新兴交易机制，逐步培育市场对“优质数据付费”的认知，并依托词元应用驱动商业模式的创新突破。

词元中心的布局以南沙为支点，辐射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其定位涵盖多个维度：既要构建合规且值得信赖的词元交易枢纽，又要充当模型与数据协同共振的价值转化中枢，同时还是AI惠企政策的承接平台，以及跨境词元流通的专业服务据点。针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AI采购成本居高不下、供需匹配不畅、合规风险难以把控、补贴申领流程迟缓等现实痛点，该中心将致力于推动模型、数据、算力等各类AI资源实现统一以词元计价、集中式汇聚以及公平有序的交易，从而助力广东打造成为全国词元供给的高地、智能应用领域的示范标杆，以及词元出海的战略枢纽。

在大会当天，词元中心携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主导运营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共同发布了词元出海服务包。该服务包内含三大类产品：一是专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跨境电商服务包；二是面向智能体平台商及通用人工智能（AGI）应用所生成的数字员工服务包；三是服务于大型出海企业的综合出海服务包。

在2012年至2025年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攀升了3.85岁，达到79.25岁；婴儿死亡率降至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减至5.4‰，孕产妇死亡率也下降至13.4/10万……这些数字，正是7月21日“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所展示的，勾勒出健康中国建设丰硕成果的鲜活注脚。

雷海潮指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维护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并部署了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举措。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由此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构建并持续完善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及医疗保障网络，历史性地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需求，成功应对了世纪疫情的严峻考验，民众健康水平得以稳步跃升。

“十四五”期间，6至17岁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2.1厘米和2.2厘米，6岁以下儿童超重与肥胖的上升趋势已被有效遏制，全国0至6岁儿童的眼保健及视力检查覆盖率高达95.8%。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4%以下，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以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到2025年已达到33.69%。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仍将面对多重疾病风险并存及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错的复杂情势。雷海潮坦言，传染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杂，慢性病防控压力日益加重，目前约有4.5亿慢性病患者，其死亡人数在居民总死亡中的占比高达88.5%。与此同时，民众对于生命质量与健康安全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健康需求不断增长且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的新特征。

面向未来，如何加速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雷海潮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紧扣党中央设定的战略目标，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着力完善健康优先发展的政策与法规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模式更注重以健康为核心、服务体系更强调质量与效益的提升、改革治理更突出系统与协同，力争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我们将全面深入实施国民健康、中医药振兴发展、疾病预防控制等‘十五五’专项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力求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奠定坚实基础。”他如此强调。

为此，雷海潮详细阐述了“十五五”期间的重点任务：推广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打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以及大力发展卫生健康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等。

雷海潮特别指出，未来将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聚焦于补齐短板、强化弱项。2026年将继续实施10项为民服务实事，具体包括：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服务、新增110个县提供心理门诊服务、三级医院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地市内检查检验项目互认至少达到300项、6万人口以上县均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1万家医疗机构开设早孕关爱门诊、新增普惠托位15万个、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HPV疫苗接种服务、开展3200名“西医学习中医”骨干人才培训、举办1万场以上健康知识讲座等。

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健康中国建设的每一步进展，都与每个人的幸福感紧密相连。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加健康、美好的中国正逐步走来。

7月28日，广州传来消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玲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港澳地区的中成药进入内地市场的审批流程已显著简化，目前共计25款来自港澳的外用中成药已成功取得内地注册许可，其中包括澳门6款和香港19款。

当天，该局召开了一场以“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成效”为主题的专题发布会。会上披露，广东为促进港澳企业更顺畅地融入内地广阔市场，率先开创了“港药粤产”与“澳药粤产”的独特合作模式。王玲解释说，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港澳企业持有的药品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中符合条件的制药企业进行生产。目前，已有4款港澳药品借此模式在广东落地投产。

此举不仅充分发挥了港澳地区在国际注册和品牌运营上的既有优势，也充分挖掘了广东雄厚的制造业潜力，从而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起一条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中药产业链。此外，针对澳门居民对中医诊疗和用药的特定需求，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澳门特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携手合作，支持广东省中医院和佛山市中医院等机构的10种优质中药制剂，通过“以医带药”的创新路径，跨境进入澳门镜湖医院供临床使用。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