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一桩尘封逾十七年的香港国际机场偷渡贪污案，于7月29日迎来最终落幕。一名前国泰航空地勤人员，在弃保潜逃超过十五年后主动返港，最终被法庭定罪判刑，为这段漫长的法律追诉画上句点。

现年45岁的被告徐英杰，早年担任国泰航空客户服务主任，于2009年卷入机场协助偷渡的贪污案件，同年8月遭廉政公署拘捕。然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徐英杰于保释期间突然销声匿迹，自此隐匿行踪长达十余年，裁判法院随即对其发出拘捕令。直至2025年7月，这名潜逃多年的被告主动回港，随即被廉署重新起诉，案件得以重启审理。

根据案情披露，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间，徐英杰利用其值机柜台的职务之便，与两名国泰航空地勤人员联手，与偷运人蛇集团勾结合作。三人专门为集团安排的非法出境旅客（即俗称的“人蛇”，指无合法出境资格、企图偷渡的人员）加速办理登机手续，并事先查阅航空系统资料、预警安检审查，巧妙规避机场监管的漏洞。被告按每位旅客1000至2000港元的标准收取贿款，整个运作期间累计获得利益达1.8万港元。

7月29日，徐英杰在香港区域法院出庭应讯，当庭承认四项代理人串谋接受利益罪名，相关行为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9(1)(a)条及《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条。暂委法官祁士伟宣判，判处其20个月监禁，并须向国泰航空全额归还涉案的1.8万港元贿款。

值得关注的是，本案其余四名涉案人员——包括两名地勤及两名偷渡集团成员，早在2011年2月就已被判处14至20个月不等的监禁。唯独被告长期潜逃在外，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然而，弃保潜逃终究无法逃脱法网，时隔十余年，正义依然如期而至，法律的严惩终究没有缺席。

电动自行车长期充当着众多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重要角色。然而最近，在北京的道路上，一些“乔装改扮”的电动摩托车悄然混入非机动车流之中。这些车辆从外形上看，明显比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大上一圈，却悬挂着白色的非机动车牌照——实际上，它们是最高时速能够飙升至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在其背后，隐藏着一条从伪造牌照的生产、到网络销售终端的完整非法产业链。

近期，在北京警方开展的路面执法行动中，执勤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该车虽然同样配有白色号牌，但车身尺寸显著大于合规电动自行车，车架也显得更为笨重。经过现场核查，确认该车实际属于电动摩托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秩序与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指出，电动摩托车的外形与电动自行车颇为相似，然而其整体车架构造和重量都明显超过后者，这是最直观的区别。此外，电动摩托车的行驶证通常为正规的机动车行驶证，凭此两点便可初步将电动摩托车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区分开来。

除了外形和车辆性质上的不同，技术参数才是从根本上划分二者的核心标准。根据新国标要求，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电压不得超过48伏，电机功率限制在400瓦以内，整车重量则不超过55公斤。同时，正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由15位纯数字组成，而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则是由17位字母和数字混合编排而成。

这些电动摩托车为何要冒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呢？民警介绍，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尹硕中队长表示，一部分车辆已在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并拥有自己专属的电动摩托车号牌，但为了规避执法打击，故意换上电动自行车号牌，从而混入非机动车行驶区域；另一部分车辆则从未在车管所进行任何登记，同样为了躲避监管而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

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者既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曾按规定办理机动车登记或购置保险。他们常常以商家宣传该车为电动自行车为借口，一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在路上行驶。尹硕进一步解释称，大多数当事人都会辩解说，购买时商家宣称这是电动自行车，此后便一直按电动自行车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说辞。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皆明确注明车辆属性为电动摩托车。

此类车辆上路，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和整车重量均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及合规电动自行车混行，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尹硕强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车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冲击力较大，极易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自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以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排查。对于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予以暂扣，并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6月以来，北京全市已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虽已被警方依法处置，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引人深思：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号牌，究竟从何而来？警方经过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照黑色产业链。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透露，在部分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幌子兜售假号牌的违法商家。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再转为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仅需几十元，甚至可以选择定制号码，其背后的制售用一体化产业链令人震惊。假牌流入市场后，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悬挂假牌后，会加大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追溯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时极易引发肇事逃逸，部分被盗抢电动车也借助假牌“洗白”后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埋下了严重隐患。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深入排查，警方迅速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晰，形成了集“制造、销售、运输”于一体的全闭环模式。刑侦总队民警介绍，团伙成员主要由制造人员和售卖人员两部分构成。买家在平台上发现有人出售假牌照后，便会联系售卖人员，售卖人员则向制造人员下单，制造完成后直接通过快递将假牌发送给买家。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环节，单张假牌的成本竟不足5元，其材质、配色和字体均高度模仿真实牌照。而线上的代理们则专门负责招揽客户，他们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力，再通过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该团伙也进行了层层伪装。民警指出，他们填写的手机号多为虚假或胡乱编造的号码，发货人姓名也是凭空捏造，快递单上的备注通常写为“文件”或“商品”等模糊描述。

这种种伪装无疑大大增加了警方的侦查难度。然而，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终究会留下资金流的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产业链上的核心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成功锁定了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北京本地的买家。7月6日，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共计8000余副。

在捣毁制售窝点之后，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对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凡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若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驾驶人又缺乏相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已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受到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另有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中新社香港7月31日电 题：法治真相的香港叙事——对话英籍资深大律师江乐士

中新社记者 刘玥晴 戴小橦

回溯1978年，一纸为期两年半的聘用协议，将英国检察官江乐士(Ian Grenville Cross)带到了香港这片热土。自幼随家人辗转各地的他，在这里停下了迁徙的脚步，从港英政府的法律官员，一路成长为香港特区律政司首任刑事检控专员，致力于向全球展现香港法治的真实图景。

近日，这位英籍资深大律师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忆及当年初到此地时，年轻的他已经能够接手在英国难以触及的重大案件，“挑战性的司法工作带给我极大的成就感，于是我决定延长两年半的合约。”随着对香港生活方式的日渐融入，他也结交了更多新朋友，合约到期之际，他毅然决定辞去英国的公职，选择扎根于此。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像我这样热爱这座城市的外国人被告知：只要你有心让香港繁荣，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希望大家留下。”江乐士坦言，特区政府委任他为首任刑事检控专员，恰好印证了“不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精神。

这座城市独有的开放与包容，也促使江乐士在香港法治与司法受到外部势力干扰和污名化时，挺身而出，积极发声，揭露不实之词，阐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并肯定相关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江乐士看来，法治始终是香港最为核心的优势之一。他强调，“任何审视香港法律体系的人，都会看到其中对人权的高度重视。事实上，香港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都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基本原则，人权理念早已深植于香港普通法体系的运作之中。”

江乐士还指出，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供着高水准的司法服务，除了本地法官外，还常常邀请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法官参与审理，持续保持着极高的专业标准，“这象征着司法公正就在‘家门口’”，多家独立观察机构也都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给予了肯定。

今年7月，江乐士参与修订的《香港案件判刑(Sentencing in Hong Kong)》迎来了第12版。“过去，香港缺乏关于量刑的本土专著，法官和律师们不得不翻阅英国旧有判例，但一个成熟的普通法管辖区不应总是向后看。”为此，在江乐士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这本著作于1994年首次面世。此后，他坚持每周关注法庭新判例，不断更新内容，如今该书已成为法官判决时的常态参考。

工作之外，江乐士也将生活经营得丰富多彩。身为香港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他热衷于珍藏港澳及上海的老照片和明信片；闲暇时，他喜欢前往西贡、南丫岛等地徒步，领略香港的自然美景。

江乐士的妻子是地道香港人，平日里会教他一些基础粤语。专访现场，他笑着向记者展示：“我叫江乐士，是英国人，住在香港。”这简短的话语中，流露出这位英籍大律师对香港深厚的亲切感。

“令人振奋、充满活力、成就斐然、幸福满满。”这四个词，是江乐士对自己香港生涯的精准概括。四十八载春秋流转，在他眼中，香港开放包容、不看背景，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这座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无疑拥有光明的前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