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酷暑如期而至，全国多地正经历持续高温炙烤。国家疾控局与中国气象局近日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公众警惕由炎夏引发的一系列健康隐患——包括中暑、肠胃不适及所谓的“空调病”。对此，多位权威专家为公众提供了详细防护指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特别提醒广大户外劳动者，应密切留意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号，科学补水尤为关键，切忌等到口渴难耐才一口气大量饮水。在进行机械操作、搬运重物等中高强度作业时，建议每15至20分钟摄入约150毫升水分，同时注重通过餐食和饮品补充矿物质，以维持电解质平衡。户外劳作时，可借助降温背心、防晒透气服饰等装备降低热暴露风险。一旦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泛红或皮肤灼热等中暑前兆，务必迅速转移至阴凉处，适量补水降温，若症状加重则须立即就医。用人单位也应科学统筹户外作业时段，合理缩减劳动强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安全。

夏季同样为肠道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指出，高温环境为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的滋生提供了温床，食材和饮用水极易因此腐坏或被污染。有效防范此类疾病的核心在于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双手清洁，务必在饭前便后和食品加工前后认真洗手；选购食材时注重新鲜度，杜绝食用过期或腐败变质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和蛋类必须彻底煮熟，尽量少吃隔夜饭菜和生凉菜肴；同时及时清理厨余垃圾，定期对厨房和用餐区域进行清洁消毒，并清除杂物及积水，从源头上阻断病从口入的途径。

面对酷暑，不少人为求凉爽将空调温度调得极低，却无形中增加了“空调病”的风险。徐东群解释，所谓“空调病”是指长时间处于冷气环境中，人体出现鼻塞、头晕、四肢酸痛等一系列不适现象。他建议，白天室内空调温度宜设置在26至28摄氏度，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对心血管系统造成应激性负担；夜间由于人体基础代谢率降低、体温调节功能减弱，空调温度应在日间设定基础上适当上调，以27至28摄氏度为佳。老年人及儿童等敏感人群尤其需要注意夜间腹部和关节处的保暖。此外，避免空调冷风直吹身体，配合使用薄毯护住腹部、穿上袜子等物理防护措施，也能显著降低“空调病”的发病概率。

夏季蚊虫繁殖旺盛，蚊媒疾病传播风险不可轻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醒公众，应及时清除居所周边一切积水源——诸如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以及空调接水盘等，使蚊子失去孳生环境。外出进行户外活动时，宜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并在暴露的皮肤上喷涂含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在蚊虫密度较高的区域，家中应安装纱门纱窗、悬挂蚊帐，还可使用传统盘式蚊香、电热蚊香液或电蚊拍等工具开展防蚊灭蚊工作。一旦被蚊虫叮咬后出现发热、头痛或关节疼痛等异常症状，应尽快前往医院就诊，切勿拖延。

记者近日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了三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分别为《电子商务家政 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 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以及《电子商务家政 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标准针对当前线上家政消费中普遍存在的痛点问题，对电商家政服务的全流程进行了系统规范，旨在推动这一业态向更加透明、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方向发展。

《电子商务家政 服务通则》着眼于电商与家政服务深度融合的发展走向，全面梳理并明确了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的基本运作模式、具体服务内容以及服务评价与优化机制。该标准重点区分了平台自营和第三方机构入驻两种运营路径，同时强化了平台在服务标准化、质量管控、信用评估及信息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制度建设。此外，标准还对咨询、下单、过程跟踪、支付结算、订单反馈及回访等各个环节的操作细节做出了具体规定，以此推动线上线下服务的无缝衔接与协同推进。

《电子商务家政 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则聚焦于家政从业人员进入平台时的准入环节，确立了合法性、保密性、客观性、时效性与便捷性五项核心原则。标准对人员身份资料、工作简历、体检报告等信息的采集与审核提出了明确要求，涵盖身份核验、证件查验、背景审查、信用评估、健康状况确认以及履历核实等多个步骤，并设定了定期复审机制。这一系列举措将有效保障入驻人员的专业素养与诚信水平，从而显著降低服务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家政 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针对电商家政平台的服务质量建立了一套科学评估框架。该体系从基础服务质量与交易过程服务质量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涉及平台构建与管理水平，后者则贯穿交易前、中、后各个阶段，并细化为17个三级指标。这一指标体系的出台，为平台服务质量的客观评定、动态优化以及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提供了统一且可操作的技术基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布的系列标准与2025年已经实施的《电子商务家政 家政服务人员能力信息描述》国家标准相互衔接，共同构建起覆盖平台运营、人员准入、能力刻画及服务质量评价等完整链条的标准化体系。这些标准的落地执行，将为线上家政服务行业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有助于规范平台运作与服务供给，推动从业人员专业技能的持续精进，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家庭在日常照料、养老托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同时，这也将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增强服务消费信心奠定扎实基础，在提升电商家政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让千家万户切实体会到更高水平的获得感。

银行卡上的资金悄然流失，待到察觉时，方才恍然——原来自己在某个时刻，莫名“被投保”了一份根本无所知晓的保险产品。近来，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反映，在充电桩扫码充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甚至浏览短视频和网购的过程中，稀里糊涂地便“落入”了保险的圈套，而申请退款更是举步维艰。记者经深入调查发现，这背后潜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延伸至自动扣款的“投保陷阱”链条。那么，这类陷阱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普通消费者又当如何有效规避？网络平台及保险公司在其中应负何种责任？

家住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便亲历了银行卡莫名被扣款的烦心事。首月仅被收取了数元费用，他并未放在心上，可次月竟被扣除了七十多元。经多方查询，他才恍然得知，自己居然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某保险公司办理了一款保险产品。王先生困惑地表示：“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这份保险究竟保的是什么。我十分不解，或许是孩子玩手机时误点了弹出的广告，又或者是在玩小游戏、小程序时无意间触碰了。”王先生的遭遇绝非孤例，在短视频平台和众多社交网站上，诸多网友同样纷纷吐露自己遭遇了类似的“坑”。家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向记者透露，不久前，他在某充电站为电动汽车充电时，用手机扫描充电桩上的二维码，率先映入眼帘的并非充电桩的小程序界面，而是一个看似寻常、毫无广告痕迹的页面，要求填写银行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索朗误以为这是充电所必需的身份验证步骤，未加细想便输入了相关信息。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竟意外收到银行发来的扣款通知，方知自己被某保险公司投保了。

索朗先生回忆道：“当时我以为那是充电桩核验身份的操作，便输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资料。因为当时急于充电，就直接填了，也没多想。当时并未发生扣款，可昨晚却突然被划走一笔钱，我这才发现那是一份保险。”他补充说，那个弹窗页面与平时常见的广告截然不同，因为一般广告都会有关闭按钮和倒计时提示，而该弹窗既未明示广告属性，也未清楚告知是在办理保险业务，更别提详细的保险条款说明及保单信息了。索朗感叹：“我压根儿没意识到那是在购买保险，它的迷惑性极强，输入界面也没有任何显眼的保险购买提示。”

针对此类“弹窗投保”乱象，记者调查归纳出三大诱导手法。其一，首月低价策略，即首月以极低价格甚至免费体验为诱饵，后续月份则通过自动扣款悄然恢复原价，且未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其二，平台默认搭售，在购物或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平台擅自勾选并附带保险服务。其三，各类生活场景中充斥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扫码充电等环节，突然弹出伪装的广告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完成投保。

专家指出，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弹窗广告若要合规，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并确保用户能一键关闭。若未标注广告或关闭困难，均属违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分析称：“以‘首月低价’为例，若未显著提示后续高额保费和自动续费条款，便构成价格误导，有违价格法相关规定。而‘默认搭售’则直接触犯了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强制性条款。任何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隐藏关键信息及关闭按钮的做法，都不能视作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投保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界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的扫码或支付流程中。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停车场使用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后，手机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关闭后竟又提示生成了“电池检测报告”，点击查看时，页面随即引导购买一份标价一元的“电池长效守护”保障服务。表面上是增值服务，实则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并附带一项电池保障保险。记者层层深入点击，直至《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最底部的“其他说明”中的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才发现一行小字：“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同意由服务平台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

专家强调，经营者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中误购保险。关键的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未能以显著方式提醒，这种做法无疑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已明令禁止以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然而，弹窗投保常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噱头，后续悄然转为收费项目。消费者在浑然不觉中完成了整套操作，致使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愿，这已违反法律，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申请撤销。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此类保险合同明显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愿，平台或保险公司也未履行法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因而，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依法申请撤销。”

记者调查还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除的费用通常拒不退回。由于消费者往往未留存相关证据，维权时常常陷入“举证难”的困境。对此，陈音江建议，应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至平台和经营者一方，要求其在操作流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知情权。若经营者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便应承担相应违规责任。他强调：“事先必须明确授权、明确告知，并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就要承担后果。”此外，网络平台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不可推卸的审核义务，须从源头上遏制此类违规行为的发生。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