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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健康｜T细胞《淋巴瘤为何更凶险？诊断又》难在哪里？专家详解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功能特点
中欧班列《（郑州）2026年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
中新网郑州7月31日电 (刘鹏 杨震)7月31日，一列满载纺织品、白色家电等货物的X8003次中欧班列自郑州圃田站鸣笛启程，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中欧班列(郑州)开行总数就此突破2200列大关，同比增幅达25.9%，这支奔驰于中原大地的“钢铁驼队”正以愈发矫健的姿态，为内陆腹地对外开放注入澎湃动力。
依托郑州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区位禀赋，中欧班列(郑州)在班列频次加密、物流通道拓展及服务能级提升上持续发力，已编织起多层次班列体系与特色专列矩阵。目前，进出境商品涵盖53大类逾万种，服务境外企业超8000家，开行规模节节攀升，堪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名副其实的黄金物流动脉。
“从早年间的单一线路运行，到如今双向流通货物品类琳琅满目，中欧班列(郑州)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愿景，推动了班列由过境通道向产业供应链枢纽的华丽转身，带动区域产业集群加速成形、蓬勃发展。截至目前，累计开行总量已达18250列。”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拉如是说。
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整车、工程机器人、精密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正逐步挑起出口大梁，中欧班列(郑州)货源结构由此实现质的跃升，完成了从“百货出海”到“高端智造”的深刻蜕变。
为破解跨境电商与精密货物运输的痛点难点，中欧班列(郑州)大胆探索“班列+口岸+产业+城市”一体化运营模式，持续织密国际通道网络，打通装卸、编组、通关及跨境运输衔接中的种种堵点，以稳定且成本低廉的国际物流通道为外贸主体扩容赋能，促成“货物出去、好物进来”的双向循环，让中原腹地由开放的“后卫”一跃成为“前锋”。
“为提升班列运行效率，圃田物流基地于7月新启用4000平方米箱修区与80000平方米堆场，单日最大装卸能力由此前的10列跃升至14列。”郑州铁路物流中心圃田营业部书记高宇介绍道。
展望未来，国铁集团郑州局将锚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进一步优化中欧班列(郑州)运输组织水平，持续拓展开放通道、升级运输产品、升华服务品质，做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枢纽功能，让疾驰的“钢铁驼队”畅通亚欧经贸往来，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注入源源不竭的铁路动能。(完)
使用说明
{卫星互联网组网提速 业界期待加快商业闭环}
卫星互联网领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提速进程：两大低轨星座密集部署、资本热度持续攀升、政策利好集中释放，三条主线交织共振，共同勾勒出产业布局的战略窗口期。然而，业内专家同时提醒，尽管建设步伐加快，商业闭环的完整构建仍面临不小挑战。
数据显示，千帆星座已有238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GW星座在轨卫星约180颗，两大星座均计划在年内完成骨干网络组网，远期规划部署总量分别达到1.5万颗和1.3万颗。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一级市场相关领域的融资规模刷新历史纪录，二级市场卫星互联网板块亦呈现持续的资金净流入格局。政策层面同样释放明确信号——今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卫星互联网纳入互联网基础资源体系实施统筹规划。业内普遍认为，密集组网、资本涌入与政策定调三股力量正形成合力，为抢占太空经济先机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对企业而言，组网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业想象空间的天花板。中科卫星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志高判断，当在轨卫星数量仅停留在百余颗量级时，可挖掘的商业场景相对有限，更多集中于高价值领域；只有当星座规模扩展到数千乃至上万颗，规模化商用的大门才会真正打开。他同时强调，各行业用户不应坐等星座体系完全成型，而应积极适配不同发展阶段，主动挖掘和培育应用场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共同成长。这一共识也在倒逼企业加快发射节奏。千帆与GW两大星座推进骨干网组网，本质上是在为未来万级规模星座提前锁定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卫星制造与发射环节的产能竞争，已成为企业布局的第一战场。
然而，卫星在轨运行只是起点，真正的角力在于场景的落地与商业价值的兑现。目前，在应急通信、海洋监测、越野赛事保障等细分领域，卫星互联网已能提供切实服务，但商业应用的模式和广度仍有待深入探索。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邓中亮指出，卫星互联网与5G、6G的深度融合，有望为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万亿级市场提供关键的“时空底座”，但前提是必须完成从“造星”到“用星”的价值跃迁。
数据潜力与转化能力之间的落差，正成为行业最突出的痛点。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广州大学教授张新长直言，当前行业面临“数据富矿与决策贫矿并存”的尴尬局面——卫星数量和原始数据源源不断，但真正转化为决策价值、产生商业回报的能力依然薄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张修远亦持类似看法，他指出，物理层面的卫星与算力基础设施已相对充足，但信道层、信息层、决策层所需的生产资料仍显匮乏，数据权属模糊、共享机制缺失，导致“可获得的数据很多，能用的数据很少”。
如何打通商业闭环？业界虽提出多种路径，但“必须向行业与大众市场突围”已成为广泛共识。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唐炉亮提出了“三大转变”方向：服务对象从稀疏场景转向稠密覆盖，商业模式从面向政府转向面向大众，功能定位从单一通信转向通导遥一体化。邓中亮则援引一组数据说明市场潜力：中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2万亿元，2030年全球无人机保有量或超1亿台，高精度位置服务日均请求量约5000亿人次——一旦实现商业化计费，日收入可达数十亿元。
事实上，面向大众市场的高精度定位服务已初现破冰迹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陈锐志团队将音频定位技术嵌入支付宝、高德等主流应用，并在杭州东站、上海虹桥、广州白云等数十个交通枢纽实现高精度定位，衍生出一系列空间智能服务，包括基于高精度室内位置的枢纽AI智能体、传帮带服务器机器人、枢纽交通数智出行等。与此同时，武汉大学陈亮教授团队另辟蹊径，完全复用现有通信网络，无需额外部署基站，借助智能手机头部企业的云端数据，在地下车库等无GNSS信号的场景中实现用户无感定位，楼层定位准确率超过98%。该技术目前已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有力验证了“通信网络即定位基础设施”的商业模式可行性。
在业内专家看来，卫星互联网商业化的核心瓶颈不仅在于技术本身，更在于运营理念与商业模式的深层转型。杨志高直言，当前行业宣传多聚焦火箭、卫星制造等“硬科技”，却忽视了“运营与内容”这一关键环节。他建议行业借鉴产业投资模式，由地方政府以资本入股专业运营公司，购买数据服务而非追求卫星物理产权；同时，企业应建设“时空数据工厂”，将原始遥感数据加工为标准化衍生产品，融入国家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实现从“做项目”向“做数据运营商”的角色转变。
卫星互联网组网的持续提速，为我国抢占空天信息战略制高点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从“技术可行”走向“商业可持续”，中间隔着场景挖掘、运营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层层考验。业内专家强调，行业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造星竞赛”，而是推动数据产生实际价值。唯有让卫星互联网从“天上的网”真正落地为“地上的生产力”，万亿级市场的蓝图才能变为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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