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国内存储芯片领军企业长鑫科技在股市迎来强势开局，早盘股价一度飙升至60.6元，公司市值随之冲高至4万亿元关口上方，一举跃居A股上市公司市值榜首。这一亮眼表现，标志着这家专注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全产业链的巨头，自上市以来便受到资本市场的热烈追捧。

回溯至27日，长鑫科技正式亮相科创板，其发行定价为每股8.66元。短短数日间，股价已累计攀升约六倍，展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这一涨幅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国产半导体产业的信心，也凸显了公司在该领域的核心地位。

资料显示，长鑫科技于2016年创立，总部设于安徽合肥。作为国内DRAM领域规模最大、技术领先且产业链布局最为完整的企业，它集研发、设计与制造于一体，堪称中国存储芯片自主研发的重要标杆。此次市值的飞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资本与行业版图中的双重地位。

中新网唐山7月29日电　题：唐山大地震50周年祭：7.28米纪念碑前的无尽追思

　　中新网记者　陈林　艾广德

　　7月28日，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低回的小号《思念曲》仿佛在空气中缓缓流淌。园中那棵曾亲历浩劫的泡桐树，枝叶半枯半荣，点缀其间的鲜花簇拥着一副副垂落的挽联，显得格外肃穆。

　　一座高达7.28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罹难同胞的名字，每一笔都记录着一个破碎的家庭。碑前方一汪水面，距碑身恰为19.76米，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漪。这两个精心设计的数字，将时间的指针牢牢钉在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那场7.8级大地震瞬间吞噬了超过24万条生命，另有16万余人身受重伤，被后世铭记为“20世纪人类最惨痛的灾难之一”。

　　正值盛夏酷暑，烈日当空。然而，灼人的热浪并未阻挡市民的脚步，一批又一批手持鲜花的人自发涌入园中。人群里，既有满头银发、步履稳健的老者，也有被搀扶前行或安坐轮椅的长辈；既有被父母怀抱的幼童，也有窝在婴儿车里咿呀学语的小儿。他们有的与家人亲友相伴，有的孤身而来，但每张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与沉思。

　　13面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工匠以金色隶书精心刻下247986个名字，笔锋刚劲有力。这些名字大部分完整无缺，但也有些尚未取名的婴孩，只能以“某某之子”或“某某之女”代称。自2012年管理方启动姓名补录与修正工作以来，已有3413个名字被补充刻入，594处错误得到校正。

　　碑墙之下，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寄托哀思：有人静默伫立，目光久久凝视；有人深深鞠躬，无声致意；有人低语呢喃，仿佛在与逝者对话；也有人难以自抑，放声恸哭。一些祭奠者将整束鲜花轻轻放置于墙脚，另一些则摘下小朵，小心翼翼穿过花丛，踮脚将花朵贴附在亲人的名字上方，用透明胶带固定。还有人戴着手套，轻柔地擦拭着刻有至亲姓名的碑面。

　　鲜花或成盆、或成束，却鲜有高大华丽的祭篮。人们只是将花安放在刻有亲人名字的墙根，既不喧哗，也未遮挡那些沉甸甸的姓名。

　　在纪念墙的一隅，镌刻着那些牺牲于唐山抗震救灾一线的烈士英名，此处同样鲜花环绕。一条挽联格外醒目，上写道：“悼念抗震烈士”，落款为“唐山市民敬献”。(完)

彭韵佳与龚雯两位记者于7月31日下午四时，在上海报道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活动，首轮竞标报价结果如期公布，共有二百六十五家医药企业凭借其报价成功晋级，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依据本轮采购方案，那些在首轮报价中未能获胜的企业，仍保有翻盘机会，可遵循既定规则参与次轮“复活”竞标，以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价格向临床需求供应药品。据悉，有一百二十家企业将在当晚六时三十分启动第二轮报价，预计于七时三十分左右揭晓并公布本轮报价唱标结果。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