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第十四届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与同济大学附属蓝十字脑科医院携手举办的神经医学国际高峰论坛上，一份关于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前沿学术报告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临床管理指南(2024版)》披露，35至75岁成人群体中，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患病比例约为7%。此类动脉瘤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导致偏瘫、失语、昏迷乃至植物人状态，致残率和致死率均处于极高水平。正因如此，如何为复发病例量身定制既安全又持久的干预策略，始终是神经介入学界持续热议的核心命题，也是蓝生脑科旗下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着力攻克的重点攻关方向。

在论坛上，上海卒中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蓝十字脑科医院王贵平博士以《血流导向装置在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聚焦二次治疗中的决策瓶颈与技术抉择，系统阐述了复发性及复杂性颅内动脉瘤血流导向治疗的要点与规范。王贵平指出，动脉瘤在接受血管内治疗后，部分患者仍面临瘤颈残留、弹簧圈压缩或瘤腔再度显影等复发现象。他比喻道，传统介入手段的核心逻辑是“填塞”，但复发风险相对较高；而二次干预好比修补一件已打过补丁的衣物，既要修复新的破损，又不能损及原有补丁，操作之难远非初次手术可比。

当前，针对复发性动脉瘤的主流治疗选项包括显微外科夹闭、再次弹簧圈栓塞、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及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等。相较于传统路径，血流导向装置通过重塑载瘤动脉的血流动力学、促进瘤内血栓形成及血管内皮重建，为复杂宽颈及复发性动脉瘤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新思路。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从“填塞”到“重建”的理念跃升。通俗而言，血流导向装置植入后横跨于动脉瘤的开口处，宛如在脆弱的血管壁上加装了一层内衬。有了这层屏障，血流不再直接冲击瘤壁，瘤内血液逐渐停滞并凝结成血栓，最终促成瘤颈的生物性封闭，从源头上显著降低复发概率。

二次介入手术往往伴随着操作空间受限和影像干扰显著等棘手的挑战，因此必须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进行细致评估与分层决策。王贵平在报告中分享了两例复发性动脉瘤分层精准治疗的实战案例——一例采用单纯血流导向实现血管重建，另一例则结合栓塞与血流导向进行分层干预，生动展现了该技术的临床优势。第一例为破裂宽颈后交通动脉瘤，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出现复发，二次治疗选择单纯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成功完成血管解剖重建。第二例为左侧大脑中动脉巨大血栓性动脉瘤，同样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复发，采用“再次弹簧圈栓塞+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的联合方案，术后分支血流保持通畅。

这两例患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初次治疗均采用了弹簧圈栓塞手段，这也印证了复杂性颅内动脉瘤单纯依赖填塞疗法存在复发的可能。相比之下，血流导向装置促使动脉瘤自然闭塞，完成了从被动填充瘤腔到主动重建载瘤动脉的质变，为二次干预提供了更安全、更持久的解决之道。王贵平强调，在已经存在弹簧圈或支架的血管内再度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既要确保新装置充分贴壁，又不能破坏旧有器械，堪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术中可能遭遇三大难题：显微结构遮挡导致支架展开不全、导丝意外穿入“网眼”、新旧器械互相缠结，概括起来就是“看不清、走错路、理还乱”。针对这些痛点，他提出了标准化应对策略：对于原有器械干扰X线透视的情况，可将球囊后扩张作为常规的“双重保险”；若微导丝误入原支架网眼，则需跟进中间导管实时验证“正道”；至于新旧器械的缠结与锚定，务必精准定位、一步到位，尽量减少推拉调整的频率。

在报告交流环节，中外专家围绕复发性病例的治疗时机、适应证选择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血流导向装置的临床推广必须建立在精准病例评估、规范操作流程及长期随访管理的基础上。尤其对于曾接受弹簧圈栓塞的患者，更应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制定分层干预方案，以确保疗效最大化。

医学技术的每一次迭代，终极指向始终是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王贵平博士的学术分享不仅是对前沿临床技术的深度探讨，也彰显了医院在脑血管病精准介入领域的扎实实力。展望未来，蓝生脑科旗下医院将继续深耕脑病诊疗技术的创新与升级，持续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可及、安全、普惠的医疗服务，让更广泛的脑病患者从中受益。

据民政部官方微信公众号披露，7月28日，民政部与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及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简称《方案》）。该方案旨在强化婚介机构的运营规范，推动婚介服务行业良性发展，并明确自2026年7月至2027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婚介机构集中治理行动。

此次专项治理的覆盖对象涵盖全国各类从事婚介服务的市场主体及社会服务机构，包括线上婚介平台、线下实体机构及相关组织，但纯属交友或社交性质的免费平台不在此列。整治焦点具体包含六大维度：其一，登记服务违规情形，诸如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或社会服务机构法人登记即擅自开展婚介业务，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不符，以及线上平台未获互联网信息服务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就擅自运营；其二，虚假营销行为，涉及对服务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或所获荣誉进行失实或误导性宣传，承诺“包成功”或“保证脱单”等不切实际的效果，捏造成功率及成功案例，或对征婚者数量、品质及来源进行不实表述；其三，“婚托”欺诈手法，包括安排假冒征婚者与客户见面，虚构约见记录，编造优质对象信息并借“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多次收费，或由多名“婚托”轮番与同一客户会面以消耗服务次数；其四，合同签约违规，即在合同中设置不公平条款，限制消费者权益或减轻经营者责任，尤其是利用格式条款规避退款义务；其五，收费管理混乱，未按规定明码标价，未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计价方式，或在标价之外额外收费，预付费服务未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服务内容、价格、退款流程及违约责任，且在未能履约时拒不退款，遭遇经营风险仍继续收取预付款，或在合同期内降低服务质量或随意加价；其六，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即对征婚者的身份、婚姻状态、学历、职业等核心资料不核验或敷衍了事，明知信息虚假仍予以公布，默许或纵容用户填写不实信息，或借“保护隐私”之名拒绝核实，实则助长虚假信息蔓延。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于7月10日对外通报称，当前该区多地正稳步推进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灾后防疫工作已步入关键攻坚阶段。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莎克”侵袭影响，广西境内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波及全区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为牢守“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底线，广西卫健系统迅速响应、前置部署，从应急指挥调度、专业消杀灭源、疫病动态监测、饮水安全管控、应急物资储备及健康科普宣教等多元维度协同发力，全方位构筑起维护灾后公共卫生安全的严密防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9日，全自治区传染病疫情报告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整体疫情态势平稳可控。

就在7月9日当天，广西多个指导组、专项工作组及防疫专家组已深入南宁市横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受灾一线，分级分类开展医疗应急、灾后防疫等卫生应急相关工作，涵盖指挥协调、业务培训指导及防疫消杀等具体环节。在防疫物资保障层面，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日紧急向上述受灾市县调拨各类消杀药品及药剂共计1881件（箱）。南宁市方面，则调配了200台消杀器械，优先保障横州市等重点受灾地区的环境消杀作业，并同步紧急采购了一批消杀药物及洪涝相关传染病快速检测试剂。

截至目前，南宁市已累计出动专业消杀人员500余人次，重点针对受灾较严重的街道社区、居民聚居区、公共活动场所及临时安置点等核心区域，开展了无死角、全覆盖的消杀处置。在此过程中，横州市已累计完成消杀面积达22.5万平方米，宾阳县亦完成7万平方米的消杀任务，有效消除了环境中病原体滋生和传播的潜在隐患。

与此同时，广西多地还同步启动了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具体来看，横州市的六景镇水厂、校椅镇水厂，以及陶圩镇、峦城镇的集中供水工程；宾阳县的大桥中学临时安置点及中华、古辣水厂；钦州市的皇马水厂、一水厂、二水厂、北投水厂，以及中马片区、梅园路、恒祥豪苑、市妇幼保健院、保税港区、勒沟市场、中山公园等重点区域的水厂，均已纳入采样检测范围。此举旨在全面评估饮水安全状况，及时排查并消除潜在风险，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饮水健康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