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气温节节攀升，一碗爽口顺滑的凉皮，成了不少人餐桌上的消暑首选。然而，就是这样一道寻常小吃，背后却潜藏着一种极其危险的“隐形杀手”——米酵菌酸。近年来，因食用此类食品而引发的中毒事件频频见诸报端。2025年6月，浙江义乌一名男子因食用放置了整整三天的剩凉皮，不幸出现中毒症状，最终被确诊为肝肾功能衰竭，经医院全力救治方才脱离险境；2024年8月，河南郑州一位市民亦因进食凉皮而诱发米酵菌酸中毒，病情严重，直接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更令人痛心的是，2023年7月，河南永城有两人因食用凉皮后中毒，酿成一死一伤的悲剧，接诊医生明确表示，两人均系米酵菌酸中毒所致。

那么，一碗看似普通的凉皮，缘何暗藏如此致命的毒素？米酵菌酸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为此，国家应急广播特别专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雪梅，为我们带来权威而深入的专业解读。

王雪梅主任指出，凉皮属于典型的湿粉类制品，在夏季高温高湿的“温床”环境中，极易滋生一种名为椰毒假单胞菌的细菌。这种细菌在大量繁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极具致命性的毒素——米酵菌酸。该毒素具备四大骇人特征：其一，毒性极强，仅仅1毫克的剂量便足以致命，中毒后的病死率高达40%以上；其二，耐高温性强，常规的蒸煮烹炸手段根本无法破坏其毒性，且污染的食品在外观、气味上毫无异常，极具隐蔽性；其三，极易误诊，中毒初期常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与普通肠胃疾病极为相似，常常被忽视或误判，从而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更可怕的是，病情一旦发展，将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可迅速累及肝、肾、脑、心等多个重要器官，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直接威胁生命安全；其四，无特效解药，目前临床上尚无针对米酵菌酸的特效解毒药物，治疗手段仅限于通过血液净化来清除体内毒物，并辅以对各重要脏器的对症支持治疗。

据专家介绍，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主要有三大类食物极易被米酵菌酸污染：一类是谷类发酵制品，如发酵玉米面、糍粑、粿条、米粉、凉皮等；另一类是变质食用菌，如泡发时间过久的银耳、木耳等；还有一类是薯类制品，包括马铃薯粉条、甘薯面、山芋淀粉等。这些食物的共同特点，在于制作过程中往往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浸泡或发酵，而这样的潮湿环境，恰恰为椰毒假单胞菌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土壤，使得米酵菌酸毒素得以大量聚集。

米酵菌酸引发的食物中毒，起病急骤，潜伏期通常为30分钟至12小时，极少数病例可延长至3天。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头晕、昏迷等情况。王雪梅主任特别提醒，如果怀疑发生食物中毒，科学处置至关重要，切不可盲目自救。若患者神志清醒且进食时间较短，应第一时间进行催吐，并妥善保留剩余食品样本，就医时务必主动说明“疑似米酵菌酸中毒”，为医生诊断争取宝贵时间。若患者已经意识模糊，则严禁催吐，以免呕吐物误吸入气道引发窒息；若进食间隔过长，食物早已离开胃部，催吐便毫无意义，此时应立即前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面对夏季米酵菌酸中毒的高发风险，王雪梅强调，预防是唯一且最为有效的应对措施。她建议，采购凉皮、米皮、河粉等食品时，务必选择正规渠道，并尽量做到当天购买、当天食用。要避免购买不新鲜的湿粉类淀粉制品，特别是购买散装湿粉类产品时，要仔细查看包装上标注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并确保当天吃完。对于木耳、银耳等食用菌，一般用冷水泡发1至2个小时即可加工食用，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若是用热水泡发，时间还应进一步缩短。此外，食物储存应选择阴凉通风的环境，避免阳光直射，注意防潮、防霉变。一旦发现有霉变迹象的食物，应果断丢弃，切勿简单冲洗或挖去霉变部分后继续食用。

时下正值米酵菌酸“活跃期”，凉皮等湿粉类制品切记不可久放，务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中新社香港7月23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于23日圆满完成其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访问之旅。在此次行程中，香港金融及会计监管机构与马来西亚对应部门共同敲定了多项合作谅解备忘录，内容涵盖基金互认、跨市场上市以及审计监管协作等领域，旨在全方位强化两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水平。

此番合作的一大亮点，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马来西亚证监会）正式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协议清晰界定了两地基金互认与股票跨市场上市的协作机制，为未来双向资本流动铺设了更顺畅的通道。与此同时，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亦与马来西亚证监会达成另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核心在于审计监督和财务报告合规方面的跨境监管协同，此举不仅有助于巩固投资者信心，也进一步提升了市场财务信息的可信度。

同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授予马来西亚交易所“认可证券交易所”资格。这意味着，凡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企业，今后均可直接申请赴香港进行二次上市，从而为两地企业拓展融资渠道提供了新的契机。

许正宇在总结时指出，这些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香港与马来西亚在监管协作领域迈出了具象化的一步，为两地投资者带来了更多元化的跨境投资选项。他同时强调，此举亦凸显了香港在推动亚洲市场发展过程中，对加强互联互通、恪守严格监管标准及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坚定承诺。

银行卡上的资金悄然流失，待到察觉时，方才恍然——原来自己在某个时刻，莫名“被投保”了一份根本无所知晓的保险产品。近来，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反映，在充电桩扫码充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甚至浏览短视频和网购的过程中，稀里糊涂地便“落入”了保险的圈套，而申请退款更是举步维艰。记者经深入调查发现，这背后潜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延伸至自动扣款的“投保陷阱”链条。那么，这类陷阱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普通消费者又当如何有效规避？网络平台及保险公司在其中应负何种责任？

家住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便亲历了银行卡莫名被扣款的烦心事。首月仅被收取了数元费用，他并未放在心上，可次月竟被扣除了七十多元。经多方查询，他才恍然得知，自己居然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某保险公司办理了一款保险产品。王先生困惑地表示：“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这份保险究竟保的是什么。我十分不解，或许是孩子玩手机时误点了弹出的广告，又或者是在玩小游戏、小程序时无意间触碰了。”王先生的遭遇绝非孤例，在短视频平台和众多社交网站上，诸多网友同样纷纷吐露自己遭遇了类似的“坑”。家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向记者透露，不久前，他在某充电站为电动汽车充电时，用手机扫描充电桩上的二维码，率先映入眼帘的并非充电桩的小程序界面，而是一个看似寻常、毫无广告痕迹的页面，要求填写银行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索朗误以为这是充电所必需的身份验证步骤，未加细想便输入了相关信息。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竟意外收到银行发来的扣款通知，方知自己被某保险公司投保了。

索朗先生回忆道：“当时我以为那是充电桩核验身份的操作，便输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资料。因为当时急于充电，就直接填了，也没多想。当时并未发生扣款，可昨晚却突然被划走一笔钱，我这才发现那是一份保险。”他补充说，那个弹窗页面与平时常见的广告截然不同，因为一般广告都会有关闭按钮和倒计时提示，而该弹窗既未明示广告属性，也未清楚告知是在办理保险业务，更别提详细的保险条款说明及保单信息了。索朗感叹：“我压根儿没意识到那是在购买保险，它的迷惑性极强，输入界面也没有任何显眼的保险购买提示。”

针对此类“弹窗投保”乱象，记者调查归纳出三大诱导手法。其一，首月低价策略，即首月以极低价格甚至免费体验为诱饵，后续月份则通过自动扣款悄然恢复原价，且未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其二，平台默认搭售，在购物或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平台擅自勾选并附带保险服务。其三，各类生活场景中充斥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扫码充电等环节，突然弹出伪装的广告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完成投保。

专家指出，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弹窗广告若要合规，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并确保用户能一键关闭。若未标注广告或关闭困难，均属违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分析称：“以‘首月低价’为例，若未显著提示后续高额保费和自动续费条款，便构成价格误导，有违价格法相关规定。而‘默认搭售’则直接触犯了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强制性条款。任何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隐藏关键信息及关闭按钮的做法，都不能视作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投保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界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的扫码或支付流程中。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停车场使用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后，手机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关闭后竟又提示生成了“电池检测报告”，点击查看时，页面随即引导购买一份标价一元的“电池长效守护”保障服务。表面上是增值服务，实则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并附带一项电池保障保险。记者层层深入点击，直至《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最底部的“其他说明”中的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才发现一行小字：“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同意由服务平台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

专家强调，经营者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中误购保险。关键的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未能以显著方式提醒，这种做法无疑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已明令禁止以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然而，弹窗投保常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噱头，后续悄然转为收费项目。消费者在浑然不觉中完成了整套操作，致使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愿，这已违反法律，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申请撤销。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此类保险合同明显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愿，平台或保险公司也未履行法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因而，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依法申请撤销。”

记者调查还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除的费用通常拒不退回。由于消费者往往未留存相关证据，维权时常常陷入“举证难”的困境。对此，陈音江建议，应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至平台和经营者一方，要求其在操作流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知情权。若经营者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便应承担相应违规责任。他强调：“事先必须明确授权、明确告知，并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就要承担后果。”此外，网络平台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不可推卸的审核义务，须从源头上遏制此类违规行为的发生。

在现实中，渴望在知名CSSCI来源期刊（通称“C刊”）发表论文的青年教师，往往不得不接受学术权威的“挂名”安排，甚至让出第一作者的位置。然而，对于这些青年教师来说，以第二作者身份刊发的成果，在聘期考核与职称评定中几乎形同虚设，因为评审标准普遍要求以第一作者为核心依据。即便是博士生，求职时第二作者论文也常常被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当青年教师将自己亲手打磨的论文拱手让出第一署名时，真正投入心血的研究者的权益与学术尊严便遭到了漠视。这一现象不禁引人深思：面对学术大咖的署名压力，青年教师究竟该何去何从？当前学术界已然形成一套由期刊评价机构、转载平台、学术期刊、高校评估部门、管理层、资深学者、青年学者及研究生等多方构成的层级分明的体制，由此催生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学术生态。挂名现象与这一体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许多高校的评价框架中，C刊被奉为唯一标尺，普通期刊则被摒弃于考核之外。唯论文实质上演变为唯C刊论文，而C刊内部又细分出权威、一级、普通、集刊及扩展版等多个等级，不少高校甚至将后两者排除在C刊序列之外。期刊评估、高校考核与学者评价均以C刊为指挥棒，学术生产因而被深度卷入工业化与指标化的洪流。

C刊不仅充当着评判的准绳，更牵动着整个体制运行所依赖的资源与利益链条。普通期刊需倚仗C刊的引用率与转载率等影响力指标实现升级，C刊则借此维护自身地位；高校管理层则依赖C刊发表量来抬升学校及学科的排名。与其说青年教师的发表话语权掌握在C刊手中，不如说掌控在囊括C刊在内的整套学术评价体系之中。C刊主编青睐“大佬”文章，以期提升或稳固期刊影响力；而“大佬”则凭学术声望与资源反向助推期刊指标，同时借C刊完成重大项目的结项，并获取高校的绩效奖励。两者由此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而青年教师独立署名的成果却因“影响力不足”而被边缘化。

青年教师堪称学术健康发展的生力军，其诉求理应获得充分关切。改进之道需立足现实，直面难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设想：首先，完善学术期刊的审稿与署名规范。期刊应注重“文”而非“人”，严格落实全流程盲审与三审制度，对资深学者与青年学者一视同仁。论文发表仅标注作者姓名与单位，去除行政职务、职称资历及特殊头衔等附加标签。同时，探索人文学科通讯作者机制，厘清导师与学生的贡献界限及权责归属。其次，优化高校评价体系的指标设计。评估机构应引导高校构建多元化学者评价机制，并限制唯C刊作为硬性考核条件的倾向。再次，调整学者考核标准。针对青年教师，可引入普通期刊论文折算、匿名同行评审等多样成果认定方式，以缓解C刊发表压力，防止因发表困境而削减研究热情。

人文学科的青年教师应坚守学术底线，从构思到投稿，每一步都需恪守学术诚信与伦理规范。若参与合作论文，务必遵循署名规则与权责边界，杜绝无贡献的搭车挂名。同时，以身作则，善待每位学生，将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