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已至，研学旅行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热潮，各类“AI研学”“清北研学”的宣传广告在社交媒体和家长群中频频刷屏。然而，一些机构打着研学旗号进行虚假宣传，导致了多种消费陷阱，严重侵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在全面梳理后，归纳出当前研学消费领域亟需警惕的三类典型套路。

首先，部分机构借助名校名义进行虚假包装。一些商家冒用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的名号，宣称可以“独家入校”甚至安排“院士授课”，但实际上所谓的行程不过是在校门前拍照打卡。高校校园参观均采用预约制，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开放的“特殊研学通道”，这类宣称均属不实宣传。

其次，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问题突出。不少研学项目以航天科技、地质考察、非遗文化等专业领域为卖点，但实际行程却流于形式，缺乏深度的探究任务或动手实践环节。更有甚者，将普通旅游线路稍加包装便贴上“研学”标签，报出的价格却大幅攀升。

第三，利用升学焦虑诱导冲动消费。部分自媒体散播“研学经历将影响升学”等谣言，借此鼓动家长以高价报名。然而，目前并没有任何政策把研学参与情况列为升学评价的依据。

家长在挑选研学产品时，遇到以下情况务必保持警觉：譬如仅凭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经历可加分升学”“状元全程一对一指导”等说辞；譬如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将在升学中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紧张气氛；又如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或不愿签订正式合同。

面对纷繁复杂的研学市场，家长怎样才能精准识别正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免“只游不学”的尴尬局面？不妨依照以下四个步骤审慎核验，科学选择靠谱的研学产品。

第一步，查验机构资质。在报名之前，家长可查看机构的营业执照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其经营范围是否涵盖“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等事项。同时，可借助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机构的注册信息及经营异常记录。那些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文化传媒公司或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往往潜藏着安全与维权隐患。

第二步，细读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应当要求机构提供详尽的课程安排，包括明确的课程目标、课时分配、教学手段和评估体系等。应重点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仅仅停留在观光游览层面。

第三步，签订正式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推出《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在报名时应主动签订这种规范合同，并在其中明确写出课程内容、师资安排、收费标准、退费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所承诺的每一项服务，都应逐条写入合同，切勿轻信口头约定。

第四步，确认保障体系。核实机构是否为未成年人投保了足额的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情况以及随行医护人员的安排；同时，确认其是否制定了应对恶劣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最后，特别提醒广大家长与学生，研学相关的政策信息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面对那些来路不明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宣传口径，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切莫轻信受骗。

在如今的情感市场中，一张照片就能让人瞬间出局？网络聊天相谈甚欢，现实中却因“没有眼缘”被婉拒？相亲，是否正演变为一场只看颜值的“选美比赛”？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与问卷网(wenjuan.com)联合开展的一项专项调研显示，在1321名拥有相亲经历的单身青年中，多达64.0%的人认为外貌已然成为步入恋爱关系的头号“拦路虎”。而在探讨为何如此看重颜值时，67.8%的受访者坦言，内在品性需要日久见人心，但一副赏心悦目的面孔却能在初见瞬间就赢得青睐。

身处天津的叶倾，今年27岁，最近刚结束一场由长辈牵线的相亲。由于事先未获取对方照片，见面后发现对方虽算不上丑，却也“未能击中自己的审美偏好”。整场会面下来，她对对方的言谈内容提不起丝毫兴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承认外形出众的对象总能牢牢抓住她的注意力，“哪怕他聊的话题我并不感兴趣，我也愿意安静地聆听下去”。而来自安徽的李轩，今年32岁，他的相亲法则则是颜值先行，一切条件均在其后，“只有跨过外貌这条基准线，才可能考虑深入交往”。若对方的样貌未达预期，他会觉得继续耗下去无异于自讨苦吃。

相亲市场中，颜值是否真的成了最高的准入门槛？调查数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64.0%的受访者深表赞同。交叉分析结果揭示，出生于1995年后的群体对此认同比例最高，达到67.6%；而85后群体的认同度则相对较低，为53.4%。叶倾自认并非“外貌红利”的受益者，但她敏锐地察觉到，颜值不同的人在婚恋市场上遭遇的天壤之别。“打个比方，长相能打6分的女生，或许能收到上百个相亲邀约；但颜值只有3分的女生，可能仅会被推荐寥寥几个对象。”

然而，任职于北京的27岁青年王一阳却持有不同见解。他认为颜值缺乏统一衡量标尺，评判难度极高。“我虽然自称‘颜控’，但审美本就是极为主观之事，岂能用一把尺子度量？”在社交平台发布征友启事时，他并不给外貌打分，而是直白地描述自己偏好的类型，“例如偏爱甜美风格，或肤色白皙一些”等等。对于相亲中盛行的“颜值打分”现象，公众反响如何？统计显示，14.4%的人觉得此举极为合理，堪称硬性标准；65.1%的人认为可以理解，至少给出了一定参照；另有18.4%的人不以为然，还有2.1%的人表示难以评断。

“第一眼看不顺眼，很可能就直接淘汰出局了。即便对方内在修养极佳，或具备诸多长处，也会因为缺乏后续了解的契机而遗憾错过。”李轩分析道。他感慨，在自由恋爱中，人们能通过日常相处慢慢发现彼此的美好品性，相互吸引的过程水到渠成，外貌的权重往往没那么显眼。可相亲则不然，两个陌生人缺乏共同的过往积淀，仅凭一顿饭、一次闲聊，根本难以预判能否携手长远。在这种情境下，颜值便成了最快捷、最直观的判断依据。王一阳在日常生活中颇为注重自我形象的经营，“我会有意识地管理身材，偶尔也会化个淡妆”，他期望觅得一位外形出众的伴侣。在他看来，倘若相亲顺利步入婚姻殿堂，毕竟要朝夕相伴几十载，“关于外貌，还是想尽量挑一个自己看着顺眼的人。”

调研还揭示了颜值在相亲中被高度重视的多重心理动因。得票率最高的依旧是“内在品格需时间验证，貌美者能快速引发好感”，占67.8%；37.2%的人坦诚自己是“重度颜控”，唯有与高颜值者相处才能获得身心愉悦；34.6%的人自认外形条件优越，自然期待另一半旗鼓相当；同样有34.6%的人觉得爱美是天性使然，无人能免俗。除此之外，还有人为下一代的基因与长相未雨绸缪（31.0%）；有人觉得带着高颜值的伴侣外出能赚足面子（24.4%）；有人期望对方的容貌能够匹配自身的优越条件（24.0%）；也有人批判这是浅薄与虚荣的体现，令人沉溺于皮相（9.4%）；甚至有人直言这类人尚未经历生活磨砺，仍沉浸于青春的浪漫幻梦之中（5.4%）。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结构中，男性占比44.6%，女性则为55.4%；地域分布上，一线城市占32.2%，二线城市占37.3%，三四线城市占21.8%，县城或城镇占7.0%，农村占1.7%；从代际来看，00后占28.8%，95后占28.2%，90后占26.2%，85后占16.8%。（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在相亲的初次见面中，你会凭借对方的外貌迅速做出判断，还是愿意多花时间深入了解、培养感情呢？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与问卷网（wenjuan.com）联手开展了一项涉及1334名单身青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当首次相亲时对方颜值未达预期，81.2%的受访者倾向于继续接触，而55.7%的受访者认为，过度执着于高颜值可能会与真正的缘分失之交臂。

颜值，究竟会不会成为爱情的绊脚石？来自山东、现年31岁的汪可儿坦言，她从未因外貌而拒绝过任何相亲对象。“对我而言，比起颜值，初次见面能否聊得投机，才是决定是否继续交往的核心。”她认为，相亲的本质是为未来的共同生活寻找伴侣，“我并非不欣赏帅哥，只是觉得他们可能与我的人生轨迹相距甚远。我更想找到一个能携手应对现实风雨的人”。然而，在北京工作的27岁青年王一阳持不同观点，他将颜值视为相亲中的首要考量。“如果看到照片就觉得不合适，我绝不会进一步联系。”他回忆道，此前父母曾介绍一位朋友家的女孩，尽管两人不乏共同话题，但女方的外貌未能让他心动，“我便失去了继续了解的兴趣”。

当首次相亲时对方颜值未达预期，人们究竟会如何抉择？调查数据显示，在拥有相亲经历的1321名受访者中，81.2%的人表示仍会选择继续接触，而18.8%的人则将颜值视为不可妥协的底线，选择不再往来。

来自安徽的32岁李轩同样将颜值作为交往的前提条件。“至少对方要过我心中的‘及格线’，我才会决定见面。如果见面后发现照片与真人差距太大，我也不会继续投入。”他直言，“倘若看到对方长相，就不愿共度余生，那这种错过也只能顺其自然。”在他看来，真正让人错失良缘的因素，或许是交际圈过于狭窄。“如今单身青年众多，如果主动拓宽社交范围，或许能遇到更多合适的人选。”

王一阳的认知转变，源于身边一个实例。“我有个长相出众的朋友，她的男友个子不高，颜值普通，但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看到那些外表看似不般配的情侣携手同行，他开始反思，过度追求颜值可能让自己错过合适的对象。“如果能放下对外貌的执念，或许会遇见‘三观’相契、兴趣相投，相处起来格外舒服的人。”

那么，一味沉溺于高颜值，会不会让合适的缘分悄然溜走？数据表明，55.7%的受访者认为会如此，16.8%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另外27.5%的人则表示难以断言。

近半受访者认为，颜值会随岁月流逝而褪色，不应成为婚恋的核心标尺。在天津生活的27岁叶倾，随着年岁增长，选择多接触一些人以不错过可能的缘分，但她明确表示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如果颜值不达标，可能见一两次面就会作罢。”在她看来，若双方无法激发进一步了解的兴趣，“那段缘分便不算美好”。她此前曾遇过一位外形出众的相亲对象，“但他仗着自己有人追求，总觉得别人该为他提供情绪价值”，加之两人缺乏共同语言，最终未能走到一起。不过，叶倾也承认，与英俊之人相处能带来愉悦感，“尽管‘三观’等因素决定了婚后的状态，但对方的颜值至少要合自己眼缘，不能太过逊色”。

“高颜值确实更容易吸引他人。”王一阳曾在社交平台发布相亲帖并附上个人照片，收获了不少回应。“除了文字中显露的性格特质，我感觉大家还是更关注外貌。”但他认为，颜值在相亲中更像是“敲门砖”，若想步入婚姻殿堂，沟通技巧、家庭背景等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关于颜值在婚恋中的权重，调查揭示了多元观点：51.9%的受访者认为高颜值有助于迅速吸引对方、开启恋情；49.9%的人强调颜值会随时间改变，不应作为核心标准；47.1%的人觉得颜值虽非决定性因素，但也不宜过低。其他看法包括：与高颜值者相处心情更佳，值得重视（40.1%）；颜值无关紧要，性格与“三观”更能决定婚姻幸福（24.6%）；颜值或许是个“坑”，因为俊美者往往自恋（5.2%）等。

不久前，汪可儿与最后一位相亲对象步入婚姻殿堂。尽管对方在某些方面未完全满足她的期待，但相处中她看到了他的责任感与担当。“这些品质才是支撑婚姻的基石。”她总结道，“恋爱与结婚的评判标准迥然不同，颜值在婚姻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

此次调查中，受访者性别分布为男性44.5%、女性55.5%；地域上，一线城市占32.1%，二线城市占37.5%，三四线城市占21.7%，县城或城镇占7.0%，农村占1.7%；年龄层面，00后占28.9%，95后占28.3%，90后占26.2%，85后占16.6%。（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