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个！不写论文也能拿下医学博士学位——北大医学部创新分类培养路径

今年五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答辩现场，2026届外科学（骨外方向）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铁大钊，现场演示了一款智能化术前规划系统如何在真实诊疗环境中操作运用。从自主提出的临床分型体系，到智能化的手术方案设计工具，这些根植于临床一线、又反哺于诊疗工作的创新成果，正是铁大钊此次申请学位所提交的实践成果。

一个月后，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铁大钊顺利通过审核，成为全国医学领域第一位凭借实践成果获得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临床医学研究难道可以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吗？铁大钊为何能凭一套软件完成博士答辩？这一切，还要从一种少见疾病说起。

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作为一种罕见且复杂的脊柱结构异常，因发病率不高，临床医生接触到的病例有限，长期难以积累丰富的诊疗经验。更棘手的是，每位患者的畸形表现千差万别，加之颈椎邻近脑干、脊髓等关键神经构造，手术中任何细微偏差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多年来，国际范围内始终缺乏成熟且统一的临床分型和治疗指南，面对疑难病例，医生们往往依赖个体经验来制定手术策略，难以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诊疗路径。如何精准判断病情，如何为不同患者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成为该领域亟需攻克的临床难题。

作为一名供职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青年医师，铁大钊每天所面对的，并非冷冰冰的医学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而又迥异的患者个体。从门诊接诊、病房巡查、影像解读，到术前探讨、手术策划、术后康复追踪——随着接诊病例的不断累积，铁大钊逐渐意识到，真正的挑战不仅在于疾病本身的罕见与复杂，更在于每位患者的情况各有差异，现有经验很难被简单地复制套用。

“如果能把多年积累的病例进行系统整理，从中提炼出规律，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一套通用的判断标准，让医生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时能够有据可循，而不是只依赖个人经验？”这个念头驱动铁大钊开始重新翻阅科室十多年来积累的病历资料。依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建立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专病数据库，在导师周非非教授及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团队的专业指导下，铁大钊对这些病例进行了再分析、比对和归纳，并不断回到临床加以验证。历经反复调整与打磨，他最终构建出一套原创性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

铁大钊坚信，临床医学研究决不能脱离真实的诊疗场景，医学生的科研应当“发端于临床、归宿于临床”。借助信息技术，铁大钊与团队将这一分型体系进一步转化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只要输入患者的影像数据，系统即可辅助评价畸形特征，为手术计划提供参考依据，既提升了疑难病例判断的规范性，也让不同医生之间能用同一种“语言”进行高效对话。

目前，该软件已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国内多家高水平脊柱畸形诊疗机构推广应用，并正在全国多个临床研究中心开展验证。在铁大钊看来，这项研究的核心价值，不止于完成一项博士课题，而在于它切切实实帮助医生解决了临床中的实际难题。

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立法形式把“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之一。在周非非看来，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虽然在形式上各有侧重，但绝不是简单的一替一换，而应“透过形式变革，去追问研究生培养的深层命题：究竟什么类型的成果，才配得上‘临床医学专业博士’这一学位”。

临床医学的根本，在于从临床实际中发现难题，在攻克难题中凝练成果。正如周非非所言，在指导铁大钊的过程中，“教师团队始终在引导学生开展深层次的临床思考：什么是真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一个有价值的临床分型，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是逻辑的严密自洽，还是临床的实际可操作性？”

铁大钊所提交的实践成果，正是循着这一路径展开的。从识别临床问题，到建立分型体系，再到研发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并投入临床应用，整个研究过程始终围绕真实诊疗场景持续优化与验证。“我们把学位评价的重心，从‘论文是否发表’转向‘临床问题是否解决、解决得是否具有学术水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徐明表示，这既是《学位法》施行后的新要求，也是北大医学部推进分类培养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此番改革“并非降低学术门槛，而是重新定义‘学术’的内涵——让临床难题本身成为学术课题”。

以实践成果作为学位申请依据，绝不意味着评价标准的放松。为确保学位授予质量，这一实践成果经历了与传统博士论文同等严格、甚至更为多元的评审流程。铁大钊就其实践成果撰写了详尽的报告，答辩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严格审议，并结合临床应用情况做了全面评估，最终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正式授予其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此次答辩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领衔，7位国内骨科领域权威专家共同组成，教育部及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到场监督指导。答辩过程中，铁大钊围绕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的构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的研发及推广应用情况进行了系统汇报，并逐一回应了专家的质询。最终，经无记名投票，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其通过答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表示，此次探索构建了一套以临床创新价值、实际诊疗效益、多中心应用成效为核心的评价机制，真正实现了“临床产出成果，实践决定学位”。

“临床医学研究无法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问题，更在于形成可验证、可应用、可推广的临床工具，切实服务于诊疗决策和患者利益。”对于亲历全过程的铁大钊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学位答辩，更是一次对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培养内涵的重新认知。

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唐熠达指出，这一探索既孕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知识体系，也反哺了教育教学，形成了“临床—科研—转化—教学”全链条育人新模式，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大样本”。

中新社北京7月30日电 题：中央政治局会议勾勒中国经济“下半场”三大关键信号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7月3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剖析当前经济形势，并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从会议释放的信号来看，今年中国经济后半程的发展方向与政策取向已然清晰浮现。

定调研判：动能焕新，结构升级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挑战，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成功保持在年度预期区间之内。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动能转向创新驱动、结构持续优化的积极态势。

所谓“新”，突出表现为新兴产业的厚积薄发。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芯片产量同比增长23.1%，总量达到2798亿块，折算后日均产出芯片约达15亿块，展现出强劲的产能跃升势头。

而“优”则体现在质量效益的稳步提升上。作为经济根基的制造业，依然是中国长期竞争力的所在。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回升至26.2%，较三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18.7%，且已连续多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水平。

基于此，会议特别提出，需对经济运行中遭遇的困难与挑战给予高度重视，并强调要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在攻坚克难中把握和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政策导向：宏观调节加力增效

针对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会议重申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并着重提出宏观政策需进一步发力并提升效能。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溟分析认为，预计下半年各类政策工具将加速落实并发挥实效。

在财政政策端，相较于4月政治局会议“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表述，本次会议更加明确地要求“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这预示着专项债券以及“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相关政策资金，有望在下半年更快落地见效，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投资的关键性拉动作用。

此外，会议还强调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并“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时首次提及“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市场普遍预期，下半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将打出更具主动性、更强有力的“组合拳”，共同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

针对近期消费与投资领域出现的波动，会议再次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并将服务消费、“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具备高技术含量、高效率运行和高增长潜力的领域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会议还要求，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布局，着力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并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市场护航：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生态

本次会议不仅着眼于宏观层面的调控，更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切。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琪嘉指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叠加国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体系形成的冲击不容小觑。其中，部分中小微经营主体正面临着成本上升、资金周转不畅等现实困境。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切实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已成为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

在持续强调深入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基础上，此次会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并部署“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分析人士观察指出，从治理恶性价格战、打破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壁垒，到建立健全企业账款清欠长效机制，这一系列举措正推动市场治理模式由阶段性的专项整治，向法治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方向深刻转变，旨在为各类经营主体的发展营造一个更加稳定、透明且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广东、浙江等地儿童福利机构正积极探索“开门办院”模式，面向社会上有特殊需求的残障儿童提供养护、康复及特殊教育服务。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扩展福利院的服务半径，让更多亟需专业支持的孩子受益。

近日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以独立专栏形式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7月30日，民政部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相关配套政策。据悉，目前广东等多地儿童福利机构已先行先试，为有康复训练需求的病残儿童提供包括养护、康复、特殊教育在内的综合服务。对于孤独症患儿及其家庭而言，“开门办院”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机遇？福利机构又该如何有效推进这一模式的落地？记者为此专访了广州、杭州两地儿童福利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开门办院”对儿童福利机构而言，仍处于摸索前行的试点阶段。在广州，市社会福利院于今年4月2日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日当天，启动面向社会的孤独症特殊需求儿童招收试点，资金由福彩公益金和残联共同资助，目前已有8名学龄前儿童参与，福利院在日间为其提供教育与康复服务。而在浙江，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则于2026年争取到省级福彩公益金300万元，面向社会困境儿童实施“儿童养育和康复区域性示范中心服务”的开门办院项目。截至目前，该院已接收26名来自低保或低保边缘等困境家庭的残疾儿童，其中以孤独症儿童为主，提供日托、周托和全托三种模式的照护服务。即便是全托安排，院方也要求父母每周至少探望孩子一次，相关负责人诚恳表示：“我们非常欢迎父母多来探访。”

两家福利院在接收孩子前，都会进行系统评估，据此制定“一人一策”的个性化方案，以充分发挥福利机构的专业优势。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院内组建了由特教老师、康复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跨专业服务团队，能为孩子们在社交能力、心理调适、自理水平等维度提供全面训练。短短数月，变化已悄然发生——有的孩子开始开口说话，有的摆脱了纸尿裤，还有的性情变得更为平和。“我们并不把孩子定义为病人，而是视其为需要帮助的服务对象。”这位负责人强调。

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环境转变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需要福利院与家庭携手应对。杭州市儿童福利院相关负责人指出，从熟悉的家进入全新环境，面对陌生的房间、伙伴、护理员、特教老师和康复师，部分孩子可能出现“信息过载”的现象，需要一段时间方能适应。为此，福利院将持续跟进评估，并与家长保持密切沟通，陪伴孩子平稳度过调适期。

对许多家庭而言，照护孤独症孩子往往意味着至少有一名家长被迫放弃工作。两地福利院负责人均表示，“开门办院”正是希望缓解这一现实困境——既为家长创造喘息机会，又让孩子获得更专业的特殊教育。在试点之外，更大范围的政策与行业行动也在同步推进。今年，广东、浙江等地已将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纳入“民生实事”清单：广东计划为超8000名孤独症儿童免费提供个体康复和社会融入等专项服务；浙江则提出为全省0-6岁儿童免费开展孤独症筛查。

今年7月，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联合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并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学术年会，汇聚全国各地的儿童福利机构负责人、行业专家和一线特教骨干，为特殊儿童关爱保护与融合教育发展搭建了全国性交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家福利院均在2024年入选首批全国儿童福利机构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单位。

步入“十五五”时期，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计划依托面向社区孤独症儿童开设的跨专业融合试点班，为社区家庭提供系统化指导培训与教育服务支持。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则期望以孤独症康复、特殊教育、社工服务等特色业务为核心，持续强化专业能力与人才梯队建设。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委会未来将发挥行业桥梁作用，整合全国优质特教资源，分享各地优秀实践经验，牵头制定统一行业标准，深化专业理论探索，协同推进人才培养，多措并举激活全国儿童福利特殊教育领域的发展动能。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生命，作为特教工作者，我们要守护他们的尊严，满足他们内心的价值感。”一位拥有近20年特殊教育经验的从业者如是说。

　　《中新网》北京电（记者 孙自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近期在京举行。期间，来自暨南大学科协的基层代表史进程——该校素有“华侨最高学府”美誉——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该校科协正积极整合科创、产业及平台资源，致力于为侨海青年科技力量提供全方位支撑体系，构筑人才选拔、培育与发展一体化的成长通道，以激发其报国热情。

　　暨南大学即将于2026年迎来建校一百二十周年庆典，作为中央统战部直属的“双一流”高校，这所学府坚守“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初衷，深耕于粤港澳大湾区，在“侨校+名校”的融合模式中开辟出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学校将科研布局与国家战略需求、海外侨胞诉求及区域发展脉搏紧密相连，为涉侨及国际化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丰沃土壤。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港澳台侨高素质人才摇篮，暨南大学依托遍布全球的校友网络及侨商侨资资源，推行“三赋双奔”策略——即成果赋权、校友赋能、金融赋资，推动科技与产业的良性互动，打造出以“成果多、转化快、效果好、省时省力”为特征的“暨南模式”。与此同时，学校还构建了华侨华人研究院、“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等高端智库集群，借助“科技赋能+智库支撑”的双轮驱动，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献智献策。

　　在粤港澳科技合作方面，暨南大学利用其广州、深圳、珠海三地五校区的空间布局，并发挥港澳校友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深化与港澳地区的科研协作，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力量。在平台建设层面，学校围绕生物医药、材料能源、光电智造、生态环境和网络空间安全等优势领域，不断拓展国际合作广度，已获批建立150个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其中中国-马来西亚油脂加工与安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更填补了国内东盟特色农林资源研究空白。此外，暨南大学还与香港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共建了24个合作平台，并同东南亚诸国在中医药、食品大健康、材料科学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为精准契合大湾区企业的实际需求，促进科技与产业的双向强化，暨南大学近年来与区域内多地政府协作，共建了6个地方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同时与50余家企业建立了产学研联合平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现已与广州市、深圳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积极参与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的筹建，推动包括生物医药、陆空一体化智能出行、高端科学仪器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在大湾区落地生根。

　　经过持续探索与创新，暨南大学在打造侨校特色创新引擎、支撑湾区高质量发展方面成绩斐然，成功推进了纳米药物研发、大脑原位神经再生基因疗法、全球首创破伤风治疗创新药、神经退行性疾病大动物模型构建以及复杂环境数据安全等多项关键技术的突破与产业化应用。

　　史进程强调，高校科协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桥梁。暨南大学科协，作为“华侨最高学府”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在常态化推进学术交流、学科交叉、人才培育、科普推广及学会发展的同时，充分挖掘侨校融通内外、联络广泛的独特优势，以科技创新为纽带，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力量，共同绘就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最大“同心圆”。

　　具体实践中，暨南大学科协完善了海外人才归国创业、就业发展及科研攻关的服务体系，全力营造引才、聚才、留才、用才的优质科创生态。通过举办海智青年志愿服务等交流活动，科协搭建起中外科技人文互鉴的桥梁，生动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方案与智慧。同时，科协紧扣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构建粤港澳协同、海内外共建的联合科创平台，畅通海智交流、成果转化及企业出海协作路径，并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为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添砖加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