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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天下）高通胀“担子”未卸 美联储{“鹰声渐}起”
北京7月30日电 (陶思阅) 北京时间7月30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外宣布，其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原有水平不变。在这场备受瞩目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内部意见不一，分歧明显：在12位委员当中，有3位成员投下反对票，主张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
面对近期出炉的各项经济指标，美联储主席沃什再次强调其压制通胀的坚定立场。尽管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同比增速已从5月的4.2%回落至3.5%，然而这一数字仍远远超出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通胀目标。沃什明确指出，政策制定并非依赖某个单一数据点，而是着眼于通胀在中长期内的演化轨迹。
沃什表示，通胀持续高企于目标水平之上，已经为美国普通民众及实体企业带来了不公正的经济压力。针对决策层内部日益高涨的加息呼声，沃什则将当前出现的投票分歧视为未来政策路径的一个重要信号，而非终点。
外界也有声音认为，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正在部分替代美联储的紧缩职责。通过自发抬升利率，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需求，进而缓解了通胀压力。
“实际收益率的攀升，更多归因于人工智能(AI)领域超大规模企业对资本的强劲渴求，而非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威灵顿投资管理固定收益基金经理库拉那(Brij Khurana)对中新社记者如此阐述。
与此同时，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发出警示，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所带来的潜在影响难以预估，这无疑令中期货币政策的制定更加复杂棘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亦指出，除了关税和地缘政治等外部冲击因素以外，AI资本支出的膨胀，有望构成新的边际通胀压力来源。
本次会议仍延续了沃什所偏好的“极简主义”与“模糊表达”风格。在前瞻指引被取消之后，市场预判政策动向的难度随之加大。中金公司研究团队认为，美联储此番“按兵不动”的举措，不仅未能缓解市场对通胀的忧虑，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债券市场的波动率，并加大股票市场的调整风险。
展望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会议，美联储将采取何种行动？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易峘已将其对美联储加息的时点预判提前，在她看来，基于基准情形推演，9月份美联储实施加息的概率相当可观。
而中信证券研究团队则持不同看法。该团队分析称，目前市场已对9月加息预期进行定价，在油价大幅飙升的背景下，这种定价具有其内在逻辑。但美伊两国在历经多轮博弈后，应当已经熟悉对方的意图与底线，双方在冲突烈度上存在一定默契。“因此，基于油价可能短暂冲高、中枢仅小幅上移的假设，我们维持对美联储全年‘按兵不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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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紊乱可能是心理问题？孩子出现这些情况{家长要注意}
夜幕降临，多少人辗转难眠；晨光熹微，又多少人深陷梦境迟迟不愿醒来，甚至一觉睡至午后两三点？人们往往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结为懒惰，或是假期综合征的副产品。然而，这也许是心理能量耗尽的警钟。作息紊乱，何以与心灵之病相伴相生？“昼夜颠倒”究竟对身体造成多大冲击？
假期一到，不少青少年晚间精神抖擞，迟迟不愿就寝。看似只是入睡困难，背后却可能隐藏着心理隐患。专家指出，青少年大脑发育尚未完全成熟，面对学业压力与人际困惑，最先失控的往往是生物钟。
从生理机制来看，心理压力导致皮质醇——即压力激素——水平异常飙升，进而抑制褪黑素的正常分泌。夜晚毫无困意，实则是身体在强行加码运转；白天难以起身，则是身心在被迫断电休整。从心理隐喻而言，这种颠倒黑白的作息，是孩子在潜意识中寻求与现实短暂割裂。夜晚的静谧和网络世界的虚拟感，成了他们唯一的避风港。
特别提醒：若孩子连续超过两周出现严重的睡眠紊乱，同时伴随情绪持续低落，家长务必带孩子前往心理科就诊，切勿掉以轻心。
更值得警惕的，是“失去笑容”的信号。许多家长抱持一种误区：“孩子能吃能睡，就没大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困扰的初期，往往不是歇斯底里的哭闹，而是快乐感的悄然消逝。曾经热衷的游戏、美食或球赛，如今提不起半点兴致；脸上的笑容日渐稀疏，甚至演变为一种机械的“社交面具”。
专家解释，快感缺失是抑郁症最为核心的典型信号之一。孩子并非不愿快乐，而是大脑的奖赏系统出现故障，致使他们无法感知愉悦。特别提醒：“笑不出来”往往比“睡不着”更隐蔽，更具危险性。若孩子频繁将“没意思”“烦死了”挂在嘴边，家长切勿以“身在福中不知福”来回应——那或许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查无实据的头疼与腹痛，是青少年心理困扰最为隐蔽的表现形式，也是最易被误诊的盲区。孩子频繁诉说头痛、腹部不适、胸闷或恶心，但经过CT、B超、胃镜等全面检查，各项指标却一切正常。专家将其称为“躯体化障碍”——当心理压力无法通过语言或行为有效释放时，身体便代为“发声”。尤其在晨起时分或考试前夕，这类症状往往明显加剧。
特别提醒：若孩子反复出现身体不适，且已排除器质性病变，务必认真考虑心理因素的介入，切莫让孩子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中苦苦挣扎。
一点即炸，转瞬即忘。青春期的情绪波动众所周知，但深陷心理困扰的孩子，其情绪反应往往更为极端。鸡毛蒜皮的小事即可引爆怒火，摔门砸物，或过度敏感，一句无心之言便能令其泪流不止。然而发泄完毕后，又仿佛风平浪静，甚至对刚才的激烈反应毫无记忆。
专家解析：这反映出情绪调节能力的严重弱化。内心积压的压抑与焦虑如同随时爆发的火山，一触即发。而“转瞬即忘”这一现象，有时是一种心理防御策略，用以规避持续而来的痛苦。特别提醒：面对孩子的暴躁情绪，单纯命令“不许发脾气”往往收效甚微。不妨试着温柔询问：“你是不是心里很难受？”这或许比任何道理都更具治愈力。
拒绝外出，拒绝交谈。许多青少年在假期将自己锁在房间内，家长往往将其简单归结为“宅”。孩子拒绝参加同窗聚会，不愿迈出家门，甚至连用餐都需要送至门口。与家人的交流仅局限于“嗯”“啊”“知道了”等敷衍回应，眼神也时常闪躲。
专家指出，这属于典型的社交退缩。孩子可能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例如校园霸凌或人际冲突，亦或是内心深处极度自卑，对人际接触产生恐惧，因此选择自我封闭以寻求一丝安全感。特别提醒：“宅”是主动选择，而“躲”是被动防御。若孩子连最喜欢的表亲来访都不愿露面，家长便应高度警觉。
对此，专家提出了四项可在家庭环境中尝试的“非药物处方”。第一，光照疗法：每日沐浴阳光15分钟。选择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紫外线较温和的时段，带孩子外出散步。阳光可促进血清素——快乐激素——的分泌，同时抑制褪黑素过量生成，有助于重新校准生物钟，改善情绪状态。
第二，运动疗法：每周三次，每次持续30分钟。快走、慢跑、跳绳、羽毛球等均为推荐项目，重点在于选择孩子喜欢且能坚持的运动形式。运动促使大脑分泌内啡肽与多巴胺，能有效缓解焦虑与低落情绪，发挥天然的情绪调节作用。
第三，饮食调整：减少甜食摄入，增加“愉悦食物”。奶茶、蛋糕、巧克力等高糖食品虽能带来短暂愉悦，却会加剧后续情绪波动。建议多摄取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类；富含B族维生素的食品，如全麦制品与坚果；以及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香蕉与牛奶。此类营养有助于滋养神经，稳定心绪。
第四，倾听处方：每日进行15分钟的“无评判式倾听”。放下手机，关闭电视，全神贯注地聆听孩子说话。不批评、不指责、不急于建议、不说教，只是安静倾听，适时点头，或轻声回应：“嗯，我听到了”“这件事确实让人不好受”。让孩子感受到被接纳与被理解，这本身就是疗愈的起点。
养育子女，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修行。当孩子出现睡眠逆转的迹象，一句“我知道你很难”远比一万句“你要努力”更具力量。
面对孩子的睡眠紊乱与心理信号，家长应立即停止三件事：首先，切勿贴标签，停止使用“懒”“矫情”“作”等字眼，那可能是孩子最后的自我防护；其次，切勿强行纠正，不要粗暴掀被、切断网络或将孩子拖出房门，激烈对抗只会将孩子推得更远；第三，避免空洞说教，诸如“我当年比你苦多了”“你就是想太多”之类话语，不是教育，而是对痛苦的漠视。
同时，家长应坚持做好四件事：第一，先进行身体检查，前往综合医院排除器质性病变，再考虑心理因素；第二，共同制定规则，与孩子协商作息时间与手机使用规范，双方共同遵守，而非单方面颁布命令；第三，以身作则，想让孩子早睡早起，家长需先放下手机；期望孩子情绪平稳，家长需先修炼自身脾气。
使用说明
为救患癌母亲，医生铤而走险！他为何走上“野{路子”}？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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