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4日电 根据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就进一步规范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管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强调，各级医疗机构在采购医用设备时，必须契合自身功能定位及阶梯式配置标准，将产品质量、价格水平、售后服务等核心因素全面纳入评审体系，坚持优质优价原则。一方面要依托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有效压缩虚高价格，另一方面则需树立全生命周期成本意识，统筹考量配套耗材、维护保养等后续支出，科学选定评审方式，杜绝“内卷式”恶性竞争。

这份编号为国卫财务函〔2026〕131号的通知指出，推进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管理，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亦是深化医药卫生领域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抓手。经与财政部协商达成一致，现将相关事项部署如下：全国范围内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凡使用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列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须执行部门集中采购程序。但遇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不可抗力引发的紧急采购需求时，可豁免此规定。采购甲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须事先取得相应配置许可。

按照通知要求，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应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落实各项政府采购政策导向，原则上采取公开招标等竞争性采购模式。涉及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计划管理及信息统计等事项，仍沿用现行管理规定和预算管理级次执行。

具体而言，集中采购工作须遵循三大核心原则：其一，管理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明晰分离、彼此制衡，通过科学制度设计、合理权限分配、多元监督落实，构建相互约束机制，确保采购流程规范有序、廉洁高效；其二，坚持技术适配、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导向，将质量、价格与服务等关键要素纳入评审标准，实现优质优价，既发挥规模采购优势、挤出价格水分，又强化全生命周期成本理念，兼顾耗材供应与维保需求，科学选择评审方法，防范“内卷式”竞争；其三，严格依法依规，确保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严禁设置歧视性或倾向性条款，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加快建立集中采购价格透明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组织架构层面，通知明确了分级负责机制。国家级集中采购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牵头组织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对于个性化定制程度高、需配套设计施工及基础设施建设、且须逐台按程序获取注册证的设备，待条件成熟后再纳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实施集采。省级集中采购方面，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全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并逐步将资金投入规模大、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其它医用设备纳入集采范畴，2026年底前须至少完成一轮集采，原则上每年上半年至少组织1次，可视实际需要适当增加频次。市地级集中采购方面，将积极稳妥推进试点，2027年6月底前，各省份至少确定1个市地开展试点并完成一轮集中采购。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着手构建医用设备集中采购价格透明机制，强化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支撑，推进全国高值医用设备备案数据库建设。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及时将高值医用设备的采购信息上传登记备案，具体操作细则另行通知。

在实施流程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重点环节：一是制定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编制本级目录，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试点市地须秉持稳妥审慎、先易后难原则，报省级部门研究拟定目录并履行相关程序，严禁将属于省级层面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采权限下放至市地级；二是确定实施机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在本单位等非营利性事业法人中择优遴选1家专业能力突出、内控管理规范、资质符合条件的机构作为集采执行主体，该机构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可自行组织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开展具体采购业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实施机构；三是加强采购需求管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需求管理主体责任，须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设定并报送采购需求，强化需求形成与实现全过程的内控和风险管理，集采实施机构应发挥专业支撑作用，科学合理划分采购包，杜绝简单“一刀切”，采购文件须全面规范反映需求并经医疗机构书面确认后方可发布；四是强化评审环节异常低价审查，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有关要求，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的具体情形，规范开展审查并及时应对处置，如实记录审查意见和结果；五是健全报告制度，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建立集采重大事项及年度情况报告机制，省级部门须于2026年6月底前将本省份集采工作方案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备案，每年12月底前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通知还从思想认识、统筹部署、实施保障、监督管理、政策解读五个维度提出要求。各地须深刻认识集采工作对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降低采购成本及患者负担、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重大意义，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高质高效、平稳有序，坚守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严格落实控制三级公立医院规模无序扩张、设备配置与功能定位相适应、严禁举债购置大型医用设备等规定。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明确牵头部门，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制度机制，加强对市地级工作的指导，鼓励建立省际、市际采购联盟，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各地要督促实施机构强化内控与风险管理，保障人力配置，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加强法制及廉洁自律教育。暂未纳入国家级集采的甲类大型医用设备，属地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实施机构须指导医疗机构依法依规自主采购。医用设备集采工作应接受本级财政部门监督，配合审计、纪检监察等外部监督，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和财会监督作用，强化日常过程监管，及时发现处置苗头性问题。各地在部署实施过程中须稳妥做好政策解读与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据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与此前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相关的未尽事宜均按政府采购现行管理规定办理。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管理的通知》(卫规财发〔2007〕208号)同时废止；《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2〕96号)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3〕7号)中与本通知不一致之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在经典武侠剧《神雕侠侣》里，周伯通的独门绝技“左右互搏术”令人津津乐道。而传授小龙女这项神功之前，他先让她练习“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的基础动作。想必不少观众当年看到这一幕时，都悄悄试过这个高难度动作，失败之余，难免对周伯通那份游刃有余、分身有术的本领肃然起敬。

如今，生活节奏宛如上紧的发条，人们常常顾此失彼，不得不“三头六臂”地应对日常——电话里跟客户谈着项目，微信上又向领导汇报进度，还得抽空给自己饥肠辘辘的胃点份外卖……在职场语境中，“multitasking”（多重任务处理）甚至被视作一项值得写进履历的亮眼技能。一心多用、并行推进，仿佛用同样的一小时，就能收割成倍的产出，听起来既高效又高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研究发现，同时兼顾数事并非值得推崇的良习，它非但无益于提效，反而可能给大脑带来损伤。

一心多用，往往事倍功半。我们的大脑如同一台多线程运行的计算机，但其处理能力终究有限。当多项任务同时涌来，每个任务分得的“资源”便大幅缩水，这意味着我们对每项任务变化的响应都会变得迟钝。一项模拟驾驶实验显示，司机开车途中若接打电话，面对突发路况时反应明显迟缓，语言表达也趋于简略。这恰好解释了为何与开车的人通话时，对方总是一连串“嗯嗯嗯”——并非敷衍了事，实在是大脑“卡壳”转不过来了。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频繁在简单任务间切换，例如对数字进行奇偶归类或大小排序。结果发现，每次切换后，参与者的反应时间显著拉长，失误率也陡然攀升。

多任务处理还会蚕食大脑的认知能力。当脑力被分散至各条战线，整体可用资源随之削减，这种现象在学术上被称为“认知负荷”。任务越是复杂，所需注意力便越多，认知负荷也愈发沉重。而这种负荷，正潜移默化地重塑我们的大脑。在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对75名志愿者进行了脑部扫描，并调查了他们日常的多任务处理时长，结果揭示：一个人长期沉浸在一心多用之中，其大脑结构便会产生愈发明晰的变化——尤其是与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的“前扣带皮层”区域，灰质体积明显减少。早在既往研究中，惯于分心多务的人便已在注意力相关的测试里频频落后。认知受损，学习能力自然也难逃波及。对于课堂上日益依赖电脑、平板和手机的大学生而言，multitasking无异于GPA（Grade Point Average，平均成绩绩点）的“隐形杀手”。研究表明，学习时惯于同时摆弄平板和手机的学生，其绩点普遍偏低。而这种现象并非大学生专属——即便是幼儿和小学生，在写作业或玩玩具时开着电视，学业表现同样会蒙上阴影。更令人意外的是，一项针对318名受试者的调查发现，平时越爱一心多用的人，越容易陷入焦虑与抑郁的泥沼。这可就非同小可了——原以为提早完成工作能换来轻松，结果反倒让自己雪上加霜。

那么，我们该如何破局？以下几点建议，或许能助你事半功倍。

1. 聚焦单一任务：尽量在特定时段内心无旁骛地投入一项工作，减少频繁切换带来的损耗。设定一段专注时间，既能提升完成度，也能优化成果质量。

2. 厘清优先级：将待办事项列成清单，按重要性与紧迫程度排序，逐一攻破。优先处理关键且急迫的任务，能有效纾解压力与焦虑情绪。

3. 适时休憩：定期留出空隙，让大脑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与整理信息。短暂的停歇有助于重新聚拢注意力，从而提振后续效率。

4. 修炼正念：借助冥想与正念训练，强化专注力与情绪掌控力。这类练习不仅有助于舒缓压力，还能提升内心的自洽与平和。

5. 屏蔽干扰：工作或学习时，尽量隔绝外界噪音，比如关闭无关紧要的通知和社交媒体。为自己营造一个静谧的环境，专注力与效率自然水涨船高。

总而言之，请尽量告别一心多用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次只做一件事——事情总会一件件被妥善完成，而你的大脑，也值得被温柔以待。

本文策划制作：作者丨廖宇莹 浙江大学博士生；审核丨詹丽璇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生化学组委员。

过去十余年，电动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上半场的赛道上完成了一场令人瞩目的突围。车企竞逐的核心指标集中于续航里程、电池容量以及充电效率，动力电池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从磷酸铁锂到三元锂电，续航水平从400公里一路跃升至1000公里以上。这场围绕“电量”与“补能”的硬件竞赛，不仅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更实现了对传统燃油车格局的跨越式反超。

时至今日，行业风向已悄然转变，竞争主战场迈向智能化下半场，逻辑也随之重构。车企的角力焦点，正从电池的储能能力，转向由车载芯片、智能算法与全域调度共同决定的计算能力。算力，正成为衡量智能汽车价值、驱动产业变革的新引擎。如果说上半场的“拼电量”是物理层面的同质化较量，那么下半场的“拼算力”则是一场由软件定义汽车、AI重塑出行体验的系统性博弈。

回溯新能源汽车起步阶段，消费者最迫切的困扰莫过于续航焦虑与充电不便，大容量电池和高压快充因此成为市场刚需。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产业链龙头在电池材料与PACK集成领域深耕细作，奠定了我国动力电池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历经多年技术演进，如今主流车型续航普遍突破600公里，曾经的短板已基本补齐，单纯依靠增加电池容量来换取竞争力的老路，显然难以为继。

与此相对，高阶智能驾驶、车载大模型、舱驾融合交互以及车路协同等智能化应用正加速落地，汽车的角色已从单纯的代步工具进化为移动智能终端。海量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多模态语音交互以及端到端智驾模型，无不依赖于强劲的算力支撑。以L4级全场景无人驾驶为例，其算力需求已超过2000TOPS。算力堪称智能汽车的“大脑中枢”，直接关乎车辆的安全表现、用户的驾乘感受，以及未来持续迭代升级的空间。

事实上，算力竞争早已蔓延至整车自研、芯片制造、算法开发与全产业链协同的多维赛道。为抢占智能化先机，国内头部车企纷纷投身车规级AI芯片的自主研发；与此同时，地平线、黑芝麻、华为昇腾等本土力量迅速壮大，构建起“整车厂+国产芯片商+算法服务商”的紧密协作生态。与电量时代依赖单一电池供应商的模式不同，如今算力产业已形成链条式协同发展格局：上游车规芯片、存储及功率器件企业实现技术突破，中游域控制器与操作系统厂商完成软硬件适配，下游车企则依托自研算力平台迭代智驾算法，并通过OTA持续推送功能升级，由此形成“算力硬件—软件算法—整车应用”的良性循环，摆脱了硬件同质化的内卷困境。

然而，行业在拥抱算力竞赛之际，仍需保持冷静，警惕两大陷阱：其一，盲目追求算力数值，陷入“TOPS数字内卷”的怪圈；其二，重硬件而轻算法，导致“高算力、低利用率”的资源浪费。现实中，不少车企将峰值算力作为营销噱头，频频推出数千TOPS级别的车载芯片，却在算法优化、散热控制与功耗平衡上投入不足，最终有效算力利用率偏低，徒增硬件冗余与成本负担。

笔者认为，算力竞赛的终极目标绝非数字上的攀比，而在于提升有效算力，落地真正可感知的智能化功能，让城市NOA、全场景自动泊车及车载大模型切实赋能出行安全与驾乘品质。对整车企业而言，应摒弃堆砌硬件的旧思维，坚持自研创新与开放合作并重，统筹算力硬件、软件开发与整车集成的协同推进；对产业链各方来说，则需聚焦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智驾软件等关键环节，开展联合攻关，夯实产业根基，补足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