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气温居高不下，人们衣着轻薄，肌肤大面积暴露在外，日常活动中的小磕碰在所难免，伤口流血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掌握科学的伤口处理方式显得尤为关键。不少人习惯用酒精或碘酒对伤口进行消毒，然而这种看似常规的操作，不仅具有较强的刺激性，反而可能延缓创面的愈合进程。那么，哪些情况下应当避免使用酒精？碘伏、双氧水、紫药水等常见的家庭消毒产品又该如何正确选用？伤口清理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国家应急广播特邀应急总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孟昌，为您一一解答，厘清误区。

孟昌指出，浓度为75%的医用酒精，其适用对象仅限于完整且无破损的皮肤表面，而不得用于破损伤口、较深创面或口腔黏膜等敏感区域。究其原因，酒精的强烈刺激性不单会造成伤口明显刺痛，更会不加区分地破坏新生组织，从而拖慢愈合节奏。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老年人与儿童的皮肤屏障相对薄弱，酒精更容易渗透进机体，从而诱发过敏反应或皮肤干裂。此外，酒精还能经皮肤被吸收，引起身体不适，故对这一群体而言，通常不主张将酒精用作常规消毒手段。

白酒或烈酒能否充当消毒剂？答案是否定的。白酒的主要成分虽为乙醇，但其浓度参差不齐，多数位于38%至60%区间，且可能混入多种杂质，难以达到有效杀菌浓度，故不推荐用于医疗范畴。另一方面，若酒精浓度超过75%，反而会使细菌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形成一层致密保护膜，阻碍酒精继续渗透，杀菌成效因此大打折扣。因此，消毒时应选用70%至75%浓度的医用酒精。

酒精的使用还需警惕喷洒风险。专家强调，酒精不可进行大面积喷洒，尤其是在夏季或密闭空间里。每次取用后应立即封闭容器，切勿让其敞口存放。由于酒精燃点偏低，遇火或受热极易燃烧，当空气中酒精蒸气浓度达到3.3%时，仅凭衣物静电、电蚊拍操作乃至有人吸烟，都可能引发爆炸事故。

在众多消毒剂中，碘伏因刺激性极小、杀菌谱范围广，可直接应用于伤口，目前被视为家庭日常处理外伤的首选方案。无论是擦伤、割伤、抓伤，还是小面积轻度烧烫伤等各类浅表破损，均可借助碘伏进行消毒。不过使用碘伏时须谨记：严禁与红药水（汞溴红）同时或先后使用，因两者相遇会生成有毒的碘化汞，腐蚀皮肤并可能导致汞中毒；亦不建议与双氧水混合，以免相互抵消消毒效果，加重局部刺激；对于大面积深度创面，则不宜自行长期使用，以防碘元素过量吸收。

双氧水，即过氧化氢，依靠氧化作用发挥杀菌功效，同时还能松动脓液及坏死组织，具有辅助清创功能。它通常适用于污染较深或存在厌氧菌风险的伤口，例如深而窄的刺伤，仅作短暂冲洗之需。孟昌特别提醒，双氧水严禁接触眼睛或深入体腔，家庭使用仅限3%的医用浓度，过高浓度会灼伤皮肤与黏膜。对于表浅的小伤口，也不建议使用双氧水，因其会破坏创面新生的肉芽组织，反令愈合进程受阻。

红药水（汞溴红溶液）与紫药水（甲紫溶液）虽具备一定杀菌能力，但效果有限且潜藏安全隐患，现已不再推荐作为常规选择。红药水务必避免用于大面积伤口、深度创伤及黏膜部位，以防汞中毒；孕妇及婴幼儿则完全禁用。紫药水则不可用于化脓性伤口，因其促使表面快速结痂，将脓液封闭在内部，导致感染向深层蔓延，反而加重病情。

孟昌进一步提示，夏日高温高湿，细菌繁殖活跃，伤口易被汗水浸渍，或受灰尘与泥土污染。若处理不及时或方式不当，轻则红肿化脓，重则可引发全身性感染，故须根据情况区别对待：若伤口较浅且周围洁净，直接涂抹碘伏即可；若伤口周边沾染污物，应先用生理盐水清洗周围区域，再以碘伏消毒；若伤口较深、出血不止，或可见发白发黄的组织、存在异物或感染隐患，则应立即赴医院寻求专业处理。

国家应急广播郑重提醒，各类消毒剂适用场景各有侧重，切勿再盲目用酒精处理破皮伤口。依据伤情选择恰当的消毒用品，规范操作外伤处置流程，方能有效保护皮肤、远离感染风险。

中新社香港7月19日电 (记者 赵静怡)2026年香港书展正于湾仔会展中心热烈举行，今年书展的一大亮点，是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跨界作家齐聚一堂。他们出身于文化教育、企业管理等各异行业，凭借各自丰富的人生历练，执笔书写多彩的生命故事，呈现出文学创作的新气象。

书展期间，作家赵阳与其创办的“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学员共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专场对谈，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各校师生及家长挤满会场。过去十余年里，赵阳往返内地与香港百余次，先后出版了《香港记趣》《香江四季》等五部以香港为主题的散文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阳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成立的年份为少年作家班命名，旨在“透过认识中央企业在香港及国家发展中的角色，让学生对国家概念形成更具体的理解”。如今，该作家班已获香港特区政府认可，成为“心系家国”国民教育冠名项目。今年夏天，赵阳将带领学生们远赴内蒙古与新疆，在祖国辽阔大地上续写香江故事。

在《鹰击长空》摄影集的签售会现场，冯炜光手持身着航空制服的卡通人偶，与读者亲切合影。这部摄影集凝聚了他长达12年的航拍心血，镜头遍及内地25个省区市及5个海外国家。“如今社会发展日趋多元，每个人都潜藏着无限可能。”冯炜光以自己的经历为例，称早年曾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统筹专员，今年更考取了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到了我这个年纪仍在不断跨界，我非常鼓励年轻人勇敢尝试更多新事物。”

首次参加香港书展的杨素秋，曾在2020年挂职担任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她将挂职期间筹建碑林区图书馆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一书，该书一举登上豆瓣2024年度书单榜首。杨素秋向中新社记者分享道，“有位80多岁的长者写信给我，说读后深有共鸣；还有一位女孩告诉我，因受这本书启发，成功考上了图书馆馆员。或许这就是我行动与记录的意义所在。”目前，杨素秋正筹备新作，同时计划联络乡村公益从业者，携手推进乡村小型图书馆建设、线下阅读课程以及图书捐赠等公益项目。

太古(中国)有限公司前主席陈南禄的新作《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同样在书展上备受读者青睐。该书系统梳理了陈南禄执掌大型企业、应对重大危机时的实战经验与管理智慧。自2000年起，陈南禄便以笔名“遨天”在香港报章开设专栏，分享生活见闻，亦曾出版多部旅游散文集。谈及写作动力，陈南禄坦言，平时灵光乍现便会随手记录，“对身边事物有所感触，便希望与更多人分享”。

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萍则携新作《文心，我的文学路》亮相书展。她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多年来深耕时政新闻与纯文学创作两大领域，两者互为滋养、相得益彰。长期的时政报道工作使她时常直面鲜活的人间百态，而丰厚的文学修养则令其新闻写作自带温度与独到的人文视角。这种“彼此成全”的跨界融合，正是她多年来坚持双线创作的核心动力。

暑期来临，徒步、溯溪与露营成为许多人消夏纳凉的热门选项。然而，当人们流连于网络平台上精心筛选的“打卡胜地”时，或许未曾察觉，一张完美的照片与一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之间，往往只隔着薄薄一层距离。

近年来，野外遇险的悲剧屡屡上演。2025年，深圳“望郎归”地区在短短80天内接连发生三起失联乃至遇难的事件；2026年元旦，五名人员擅自闯入秦岭“鳌太线”禁行区域，其中三人不幸丧生；六月，安徽淮南一名15岁少女在尚未开放的废弃矿坑边拍照时失足落水，命丧当场；同一月份，广东清远英德一处野外溪谷中，一名女子在戏水之际被湍急水流卷走，最终殒命。每一起惨剧过后，社会舆论总会掀起一轮反思，然而下一次意外却照旧接踵而至。为何那些事后看来危机四伏的地点，置身其中的人却毫无警觉？

事实上，危险始终如影随形，只是被滤镜悄然遮掩。社交平台上，人们更热衷于展示碧水青山、“隐秘角落”与“绝佳机位”，至于线路是否合法开放、需要何种装备、山洪暗流、失温坠崖等隐患，却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部分博主大肆渲染“勇敢者先享世界”的论调，却鲜少提及，那些迷人景致的背后，可能是通信中断、补给匮乏、救援无门的荒蛮地带。公众未必存心冒险，但极易被经过美化的信息所误导，将专业级别的探险误当作寻常观光。

这种选择性信息的泛滥，不仅误导了大众，更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十五条明确指出，旅游者必须恪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这意味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擅自涉足未开放区域，政府、旅游经营者及游客自身均须各司其职，共同筑牢旅游安全的防线。然而，实际操作中，不少“野线路”和“野景点”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反而将其频频推上首页，使得法律禁令在流量逻辑面前形同虚设。以安徽淮南天目湖为例，该地原为采石场遗留的矿坑，尚处于生态修复阶段，从未对外开放。可即便在15岁女孩不慎滑入溺亡的事故发生后，仍有众多网友主动推荐前往，声称此处“水色最美最蓝，拍照效果绝佳”“是戏水的理想场所”。

风险的另一个来源，在于人们经验的错位。城市生活中，我们习惯了有护栏环绕的公园、有救生员值守的泳池、有广播预警的园区，这种根深蒂固的安全预期，被不自觉地投射到了野外环境之中。然而，山野之间没有规整的步道、稳定的通讯信号或随叫随到的救援力量；一条在晴日里清澄静谧的溪谷，也可能因上游的一场降雨而骤然化身夺命洪流。野外的灾祸，往往并非肇始于某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是源于一次次“应该没事”的侥幸判断逐步累积。

更令人忧虑的是，有人将违规穿越粉饰为“挑战自我”，却将冒险的代价转嫁于社会。被称为国内死亡率最高徒步路线的“鳌太线”，自2018年起便全面禁止穿越，可违规闯入者始终络绎不绝。2026年元旦，某些招募贴甚至将此次非法穿越标榜为“新年挑战”。事故发生后，当地不得不动用直升机与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展开生死搜救。而在此前一年间，“鳌太线”已发生多起非法穿越导致的伤亡事件，每一次救援，都意味着大量公共资源为个人的一时冲动买单。这种“廉价冒险”的错觉背后，潜藏着“出事反正有人来救”的隐性心态，客观上助长了更频繁、更大胆的违规行为。

面对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法律与制度正在积极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旅游者接受救助后，须承担应由个人支付的相应费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的“自甘风险”原则，同样为野外活动中的个人责任划定了清晰界限。

重塑对自然的敬畏，绝非一纸禁令所能企及。平台方不能仅仅充当流量的搬运工，在推荐“出片机位”的同时，亦有责任将景区的开放状态、路线难度及潜在风险同步呈现给用户，对于涉及未开发区域的违规攻略，应当果断予以清理下架；监管部门既要拦阻违规脚步，更须依法追责无资质组织者、违规带队者，压实其应负的法律责任。更为根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亟待补上“野外风险认知”这一课——敬畏并非意味着远离山林，而是在出发前做好万全准备，面对风险之时懂得及时折返，对自身及同伴的生命负责。

大自然从不设“新手保护期”，也不会因一句“来都来了”而网开一面。真正的勇敢，绝非征服无人之境的鲁莽，而是看清危险之后转身离去的清醒。将平安归来置于打卡圆满之上，才是踏入山野之前最重要的一份准备。

　　中新网重庆7月30日电 题：大巴山深处药草芬芳 林间石隙皆蕴财富

　　炎炎夏日，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市城口县满目苍翠，草木葱茏。松林之下，淫羊藿绿意盎然，即将迎来采收期；在仿野生栽培基地的岩壁之上，曲茎石斛正悄然生长。这片土地上，“大巴山药谷”建设热火朝天，林下与石缝间不断演绎着“点绿成金”的精彩篇章。

　　“咱们村在家的务农者，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泡在山林里，忙着照料淫羊藿、黄连这些中药材。”城口县高燕镇星光村党支部副书记胡晓猛介绍道。该村通过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成功实现了生态资源向经济收益的转化。

　　村民胡建森回忆说：“老辈人常讲‘秦巴无闲草’，我们这儿历来就有采药、种药的习惯。”淫羊藿在当地颇为常见，早年间多靠野外采集，采药人深入深山采回后，再经由经销商转销至各地药材市场。

　　如今，城口的淫羊藿产品已远销至湖南以及安徽亳州等地的药材集散地。然而，旺盛的市场需求仅凭野外采摘难以满足，于是当地药农开始尝试人工种植淫羊藿。城口县属于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县，耕地资源匮乏，林地却十分充裕。为了发展淫羊藿种植产业，当地采取“向山要地”“向林拓地”的策略，积极探索林下种植中药材的全新模式。

　　“所谓林下种植，绝非单纯把药材撒进树林就完事，其中蕴含着一整套严密的科学规范。”胡晓猛表示，“从山林海拔的选取、树木间距的把控，再到病虫害的防治，各个环节都缺一不可。”他提到，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成为了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星光村成功建成了淫羊藿GAP基地，占地超过500亩，目前正值丰产期，为当地提供了60至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该村还在探索林下套种黄连、黄柏等品种，持续挖掘林下经济的潜力。

　　与此同时，河鱼乡的曲茎石斛仿野生种植基地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乡党委委员代海春指着那些附着在石壁、树干上的植物说：“我们正致力于破解曲茎石斛在石头上的生长奥秘。”据了解，曲茎石斛药用价值极高，曾被誉为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仙草”，野生资源极为稀缺。

　　重庆裕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组培负责人罗成向记者坦言，曲茎石斛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生长周期漫长，仿野生栽种难度相当大。为此，公司组织了专业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在组培繁育、种苗驯化和仿野生移栽等方面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终于实现了规模化的人工繁殖。据他介绍，一株曲茎石斛从组培开始到最终成熟，需要经历大约六年的漫长过程：组培阶段一年，驯化阶段两年，仿野生种植阶段三年。

　　考虑到其独特的生长习性，城口在选择仿野生种植场地时，特意选用了当地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与矿物质的岩石作为“基质”，并精心匹配适宜的海拔高度、坡度、温湿度等自然条件，以确保其健康生长。“正是由于这份稀缺性，我们对曲茎石斛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罗成透露，目前公司的组培室已全力运转，年育苗能力达到100万株，除满足自有基地种植需求外，这些种苗还会销售给周边农户。

　　在代海春看来，石上“生金”仅仅是曲茎石斛全产业链中的一环。从组培、驯化到仿野生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近年来，当地创新推行“公司+科研+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根据城口县人民政府2026年工作报告的部署，该县今年将深化“大巴山药谷”产业联盟协作，大力推进“城八味”道地药材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积极创建木香、川贝母新品种GAP基地，抢抓药食两用开发的新机遇，力争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23亿元大关。据县中药产业专班办公室透露，近年来，城口县摆脱了过去分散种植的旧有模式，立足市场需求与本地实际，精选淫羊藿、连翘、曲茎石斛、天麻、川贝母、独活、大黄、木香这八个道地优势品种，成功打造出“城八味”品牌，走出一条差异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有效推动了拳头产品的品质提升与效益增长。

　　业内专家指出，淫羊藿、曲茎石斛等林下和石上“生金”的成功案例，正是城口县全力推进“大巴山药谷”建设的生动缩影，也为山区县如何依托生态优势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