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热难耐之际，一碗清凉的绿豆汤俨然成为众多家庭消暑度夏的“救命甘露”。然而，近日一则急诊室案例却给绿豆汤的忠实拥趸们敲响了一记沉痛的警钟——一位饱受高血压困扰多年的女士，因酷暑难当，索性将绿豆汤当作日常饮用水，每日猛灌，岂料数日之后，突如其来的剧烈头痛将她推向了生死边缘。事实上，绿豆汤本身并无“毒性”，真正的隐患潜藏于饮用方式与时间节点的微妙把控之中。专家疾呼：牢记“3个不”，既能安心消暑，又可保全性命！然而，厨房里潜藏的某些食材，同样正在悄无声息地削弱药效。

此番惊险遭遇，并非绿豆汤直接导致脑部血管破裂，而是多重风险因子层层叠加酿成的悲剧。医学专家郑重告诫，以下三个关键环节，但凡有一处疏忽，便可能引爆健康危机。

其一，饮用量触目惊心：一日1500毫升，超出安全阈值整整三倍。专家明确划出红线——高血压患者饮用绿豆汤的安全剂量应为200至300毫升，即一小碗的容量，上限不可逾越500毫升。而这位女士日饮量高达1500毫升，相当于全天候超负荷补水，持续的超量水分摄入使得血容量骤增，血管壁承压剧增，恰似汹涌洪水反复冲刷脆弱的堤防，溃坝之险一触即发。

其二，药效惨遭“劫持”：鞣酸与利尿作用形成双重夹击。绿豆中富含鞣酸（即单宁酸）以及植物蛋白。大量饮用之际，这些成分能够与部分降压药物的活性成分发生络合反应，生成难以被人体吸收的复合物，从而显著削减肠道对药物的摄取效率——当然，并非所有降压药均会遭遇此类干扰。与此同时，绿豆天生具备利尿特性，当大量绿豆汤入腹，一方面液体摄入量剧增，另一方面利尿机制加速了代谢进程，双管齐下，促使药物更快速地随尿液排出体外，最终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持续走低。专家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如同一池墨汁，一端不停注水，另一端持续排放，墨色自然愈发浅淡。大量饮用绿豆汤，体内液体增多叠加利尿效应，血药浓度随之稀释，降压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其三，血管本就脆弱不堪：高血压病史埋下“定时炸弹”。该女士多年罹患高血压，脑内小动脉血管壁已然菲薄，弹性机能衰退。大量饮用绿豆汤，一方面干扰了降压药物的正常效用，引发血压起伏波动；另一方面，短时间涌入的巨量液体推高血容量，多重负荷交叠压迫，最终压垮了脑血管的耐受极限，诱发脑出血的惨剧。

务必明晰：绿豆汤本身无毒无害，降压药则是维系血压平稳的生命防线。真正致命的，是将绿豆汤当作日常饮用水长期超量摄入，且在服药期间全然不顾饮用禁忌，多重隐患彼此叠加，方酿成脑血管意外的不幸结局。

若您正在服用降压药物，或家中有高血压长辈，饮用绿豆汤务必恪守以下“3个不”原则。

不“夺时”——服药前后两小时堪称禁区。药物自入口至起效通常需要一至两小时的窗口期。错误示范：刚吞下药片便迫不及待地灌下一碗绿豆汤，或反之喝完绿豆汤立刻服药。正确做法：服药前后两小时以内，坚决与绿豆汤划清界限。举例而言，若您清晨七点服用降压药，那么上午十点之后再饮用绿豆汤才算稳妥。

不“贪凉”——冰镇饮品坚决拒绝，空腹状态同样禁忌。错误示范：从冰箱取出冰镇绿豆汤直接畅饮，或空着肚子将其当作早餐果腹。正确做法：选择常温状态下的绿豆汤，且最好安排在餐后饮用。冰镇之物刺激外周血管骤然收缩，极易引发血压剧烈波动；而空腹饮用则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削弱消化机能。

不“过量”——每日一小碗足矣，上限不逾500毫升。错误示范：将绿豆汤视作白开水般随意饮用，一天灌下数大碗。正确做法：严格控制于200至300毫升之间，即一小碗的份量。若患者同时罹患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更须减半摄入，或在主治医生指导下酌情调整。

绿豆汤虽为消暑佳品，然其性属寒凉，并非人人皆宜。专家特别提醒，以下四类人群同样需要管住自己的嘴。

脾胃虚弱者：但凡进食生冷便腹泻不止、四肢常年冰凉之人，饮用绿豆汤无异于雪上加霜，将进一步戕害脾阳之气。经期及孕产期女性：绿豆性质偏寒，虚寒体质的经期、孕产妇若大量摄入，容易加剧宫寒症状，诱发痛经或经血瘀滞不畅。正在服用滋补药物者：若您正在服用人参、肉桂等温补类药材，绿豆的“解药”特性将显著削弱其补益功效。糖尿病患者：市面上售卖的绿豆汤往往添加大量糖分，且历经长时间熬煮后淀粉糊化程度极高，升糖指数急剧攀升，建议选择无糖且未煮至开花的绿豆汤。

除绿豆汤外，夏季尚有两大“消暑利器”潜藏危机，同样可能令降压药效力尽失，许多人却日日饮用浑然不觉。

其一，西柚（葡萄柚）。危险机制在于：西柚所含的呋喃香豆素能够抑制肝脏及肠道中代谢酶的活性，对部分钙离子通道阻滞剂类药物影响尤为显著（如硝苯地平、非洛地平等），致使降压药在体内代谢速率减缓，血药浓度可能异常攀升。后果不堪设想：血压骤降至危险水平，引发头晕目眩、心慌心悸，甚至休克。应对之策：服用降压药期间应极力避免食用西柚或饮用西柚汁；若确需食用，建议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两小时以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降压药都会受到西柚影响，但药物间相互作用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仅凭时间间隔并不能彻底消除风险，最稳妥的策略仍是尽量远离西柚及其制品。

其二，浓茶与凉茶。危险机制：茶叶中的茶碱与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心率加快、血压上升；而凉茶中某些中草药成分亦可能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干扰药效发挥。对策：高血压人群宜选择淡茶饮用，远离浓茶及成分不明的凉茶。

那么，高血压人群夏季究竟该喝些什么？除了知晓禁忌之外，更重要的是选择更为安全的替代品。专家倾情推荐以下几款夏日饮品，清爽解渴又不伤身：首选温白开水——永远的安全之选，零负担、无风险，少量多次徐徐饮用。无糖酸梅汤与无糖柠檬水——清爽开胃，但务必确保无糖，市售含糖版本不仅令血糖飙升，还会间接干扰血压稳定。淡菊花茶——具备辅助降压与明目的功效，高血压人群可适量饮用，但切记是淡茶而非浓茶。淡冬瓜汤——冬瓜本身利水消肿，对血压控制有一定辅助作用，尤宜夏日饮用。高血压人群一切饮食当以清淡为纲，无论选择何种饮品，均须警惕过量摄入之虞。

温馨提醒：本文饮食科普仅供日常参考，高血压、糖尿病、孕期等特殊人群的饮食方案调整，请务必遵从主治医生的专业指导。

正确饮用绿豆汤行动指南：饮用量方面，每日200至300毫升（一小碗），上限不超过500毫升；饮用时机方面，宜安排在餐后，并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两小时以上；温度控制方面，常温最佳，冰镇一律摒弃；熬煮方式方面，若旨在消暑解热，则不宜煮至开花（保留绿色清汤）；若追求清热解毒之效，则可煮至豆花绽放（汤色转红）。高血压人群建议饮用未开花的绿豆汤。少喝人群包括：高血压服药期患者、脾胃虚寒易腹泻者、经期及孕产妇、正在服用温补药物者。警惕要点：切勿将绿豆汤替代饮用水长期大量摄入，服药期间务必严守时间间隔与饮用规范。

国家中医药局今日正式公之于众了《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这份文件对接下来五年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周详擘画。该规划清晰界定了“十五五”阶段全方位推进中医药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蓝图与量化目标。依照规划愿景，至2030年，一个覆盖民众全生命周期且普惠全民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为完善，中医药在攻克重大疾病领域将实现里程碑式跨越，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显著跃升，基础科研实力大幅增进，中药产业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力空前壮大，中医药文化及其全球影响力亦将迈入新层级，最终达成人人皆可享有中医药福祉的宏伟目标。

为何此时启动这项规划的编制？规划中有哪些关键布局值得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中医药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此接受了媒体采访，并作出详尽解读。回望“十四五”期间，中医药在传承与创新的双轮驱动下取得了一系列亮眼成就，积极融入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乡村振兴等国家宏观战略，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医药各领域呈现齐头并进之势，高效优质的服务体系构建步伐明显提速，防病治病效能持续攀升。截至2025年，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年诊疗量已高达18.2亿人次，每千人口所拥有的公立中医医院床位数增至0.82张，县级中医医疗机构实现了基本全覆盖，更有96.26%的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设立了中医临床科室。

至2025年末，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上收获了丰硕成果，人才培育被纳入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布局，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得到强化，注册分类体系愈发科学，药材品质稳步提升。同时，中医药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持续推进，公民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攀升至28.1%。中医药亦积极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进程中取得了新突破。当前，“十五五”时期正是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节点，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日趋复杂，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深，多重疾病威胁与多样化健康影响因素相互交织，民众对多层次健康服务的渴求愈发迫切。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中医药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通力协作，联合编制完成了这一规划。《规划》的出台与落地，将有力凝聚各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共同推进中医药振兴的合力，充分调动地方与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确保重点任务与重大政策举措得到有效执行，使中医药发展的红利更广泛地惠泽人民群众。谈及《规划》编制的基本考量，负责人指出，首要在于锚定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要求，补齐短板、放大优势、破除瓶颈，确保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为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道路增添新的内涵。其次，注重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优势，紧扣提升临床疗效这一核心，彰显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显著特点，聚焦重大疑难疾病开展中西医协同攻关，并在分级诊疗接续服务中充分释放中医药的特色潜能。

第三，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围绕“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这一命题，突出基础研究与经典传承，强化有组织科研攻关，借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的精华，加速其创新步伐。第四，致力于完善中医药政策机制，依托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生物医药发展等国务院协调机制，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与新药审评审批制度，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药发展路径。第五，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先立后破，精心谋划打基础、利长远、求突破的重大工程。同时，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中医医疗服务监管与行风建设，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以“祛邪扶正”之姿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生态。

针对“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具体目标，《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重大疾病防治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实现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跃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显著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整体振兴迈上新台阶，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成为现实。所谓“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意指全社会共同参与中医药事业，依托15分钟医疗服务圈，构筑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链条，且可及、可获得、可负担的中医药服务网络。早在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便首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此番重申与深化，既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战略导向，也是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民生承诺，更是发挥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双重资源优势、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发展道路的生动实践，为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在主要发展指标的设置上，《规划》统筹考量了指标与目标、重点任务的衔接与引领，充分反映新时期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注重人力与服务等资源要素的可持续增长，从资源、服务、文化、开放等维度提出了十项指标。具体而言，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了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为提升服务能力，设定了公立中医医院中医医师比例、中医类总诊疗人次占比等，而不再设置机构数、床位数等规模扩张型指标；为促进中西医结合，提出了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比例、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临床科室设置比例；为夯实基层根基，列入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人员配置、适宜技术提供及服务量等；同时，为强化健康促进与国际化，设定了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中医药国际标准新增数等指标。

关于重点任务的部署，《规划》全面覆盖了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等关键领域，确立了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一，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优化服务资源布局、强化重点人群服务保障、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其二，提升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涵盖提升临床诊疗、应急救治、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康复护理以及中药药事服务等五大举措；其三，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从提升服务能力与完善政策两方面发力；其四，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涉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发展机制；其五，推进传承与创新，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及经典传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高层次科技平台；其六，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与健康服务，包括加强资源保护利用、提升中药材产业水平、增强制造能力、壮大健康服务新业态；其七，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其八，扩大开放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深化国际交流互鉴；其九，加速数智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及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其十，深化改革与治理，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联动，加强法治建设与行业监管。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肿瘤靶向治疗手段日益普及，骨质疏松症患者与肿瘤骨转移人群长期依赖护骨类及抗肿瘤药物的情况已十分常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药物会显著削弱颌骨组织的修复再生能力。一旦此类患者接受拔牙、种植牙等口腔侵入性治疗，极有可能诱发颌骨长期裸露、组织溃烂乃至坏死，医学上称为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尽管这一病症在临床中的发生率并不算高，但其病理过程顽固、治疗难度极大，成为口腔科、骨科与肿瘤科三大学科携手应对的棘手难题。

颌骨作为全身骨代谢最为旺盛的区域，其牙槽骨处于持续更新状态，血供极为丰富，同时它也是全身唯一容易发生药物性骨坏死的骨骼结构。目前医学界普遍认同四大机制可干扰颌骨的自愈能力：破骨细胞功能受抑、创面处新生血管生成受阻、口腔菌群持续侵袭，以及联合使用两类高危药物时造成的骨吸收抑制与血管再生障碍相互叠加。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的好发人群可明确划分为两大类别，同时也是日常门诊中最容易被忽视用药史的患者群体。其一是中老年骨质疏松患者，长期通过口服或注射抗骨吸收药物来延缓骨质流失；其二是伴有骨转移的恶性肿瘤患者，涵盖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及多发性骨髓瘤等癌种，通常需借助骨保护剂及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来控制骨破坏进程。上述人群一旦接受口腔手术，颌骨坏死的发生风险将骤然攀升。

当然，并非每一种牙科操作都会触发病变。临床数据显示，约六成病例源于拔牙操作，牙周手术占比15%，种植牙手术约占10%；而根管治疗、充填修复、常规洁牙等不涉及牙槽骨损伤的治疗几乎不会诱发颌骨坏死。这为临床决策界定了清晰范围：服药人群应优先选择保守性牙科处理，尽最大可能规避有创性骨手术。

诱发颌骨坏死的高危药物可分为抗骨吸收类与抗血管生成类，二者机制各异，若联合应用则会使风险成倍上升。抗骨吸收药物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来减少骨骼破坏，骨质疏松及肿瘤骨转移患者均广泛应用。该类药物使用时长及给药途径直接左右风险高低：静脉用药的威胁显著高于口服，且用药周期越长、累积剂量越大，发病概率便越高。抗血管生成靶向药多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旨在阻断病灶新生血管，但其同样会切断口腔创面的血液供给，使软组织难以覆盖裸露骨面，即便是微小创伤也无法顺利愈合。

要想在口腔治疗需求与颌骨坏死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仅凭口腔科医师一己之力远远不够，必须构建起涵盖口腔科、内分泌科、骨科及肿瘤科的多学科协作诊疗体系。风险评估应围绕三大核心维度展开。第一，全面梳理用药史：就诊时患者须精准陈述药物名称、用药目的、给药途径及持续时间，切忌笼统表述为“打过骨针”或“吃过钙片”。肿瘤患者用药剂量较大、常合并放化疗，整体风险显著高于骨质疏松人群。第二，系统评估全身基础状况：排查血糖水平、免疫功能及营养状态等因素，长期化疗或使用激素者创面愈合能力明显下降，需提前调整全身基础条件。第三，完善口腔影像学与临床检查：重点筛查龋齿、牙周炎、残根、根尖炎症等感染病灶，尽早消除所有潜在口腔感染源，从源头减少术后感染诱发坏死的可能性。

依据患者是否已开始高危药物治疗，临床将分阶段拟定牙科手术方案，并实施差异化安全诊疗路径。对于尚未用药者，最佳策略为先完成口腔预处理，包括洁牙、龋齿充填、拔除无保留价值的残根、处理重度牙周疾病，待全部创面软组织愈合2至4周后，再启动骨保护或靶向治疗，此举可直接降低逾50%的发病风险。而对于已经长期用药且确需接受口腔手术的患者，停药方案因药物种类而异：口服双膦酸盐可暂停3至6个月；静脉双膦酸盐因半衰期极为漫长，不建议贸然停药；地舒单抗在停药3至4个月后血药浓度显著下降，骨代谢得以部分恢复，手术安全性相应提高。

需要特别强调，是否停药、停药时长等关键决策，必须由开具处方的肿瘤科或内分泌科医生裁定，切勿自行做主。擅自停药可能诱发椎体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高钙血症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若遭遇急性间隙感染或颌骨骨折等紧急状况，无法等待停药窗口期，医生将全程采取微创操作，减少软组织翻瓣、保护局部血运，术后严密缝合以封闭骨面，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并实施长期随访监测。

若术后超过4周创口仍不愈合，须高度警惕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的可能。治疗并不追求一刀切式处理，临床采取阶梯式分层方案，依据病情轻重对症施策，多学科协作全方位保障患者安全。轻症患者以保守治疗为主，所有患者均需落实日常基础护理：使用氯己定漱口水抑制细菌，以双氧水定期冲洗裸露骨面，减少口腔菌群的持续损害；若出现红肿流脓，遵医嘱服用抗生素，同时补充维生素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此外还需调控血糖、增强营养、提升免疫力，并在肿瘤科或内分泌科指导下调整高危药物，严禁自行停药。

若保守护理后仍反复肿痛、炎性肉芽组织增生，则需行微创清创术。医生仅清除松动的坏死颌骨碎片，尽量保留健康骨组织，术后严密缝合黏膜或转瓣覆盖创面，延长抗感染疗程，并定期复诊观察恢复进展。对于存在大面积死骨、皮肤瘘管乃至颌骨骨折的重症患者，则需实施外科手术，切除病变骨段，必要时移植骨组织修复缺损。高压氧治疗可作辅助手段，提升颌骨血氧供应，促进创面愈合。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具有明确的早期预警征象，包括术后超过4周创口不愈、牙龈反复肿痛、口腔内可见黄白色裸露死骨、持续口臭或流脓等，一旦出现上述表现须立即就医复诊。日常防控的核心原则清晰明确：用药前完成全面口腔预检；用药期间优先选择充填、根管治疗、活动义齿等保守手段，尽量避免拔牙及种植；确需有创手术时，严格遵循多学科医生制定的个体化方案；平日注重口腔卫生维护，每半年定期进行口腔复查，最大限度减少局部慢性炎症刺激。

中新社广州七月二十三日电（记者蔡敏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经优先审评审批通道，正式批准创新一类药物奥普雷顿片上市。此款药物系国内首度获准应用于治疗1型发作性睡病的食欲素受体激动剂，适应对象涵盖年满十六岁的青少年群体及成人1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该药物的问世，为相关患者群体增添了新的治疗路径。

发作性睡病属于一种慢性且极为少见的神经系统疾患，依据病理特征可细分为1型和2型两类亚型。此罕见病症最突出的临床表现，在于患者面临难以克制的嗜睡冲动——无论置身于交谈、进餐还是其他日常情境中，都可能骤然陷入短暂睡眠状态。这是一种全天候的睡眠调节紊乱，且1型患者往往还会在无预警情况下遭遇猝倒发作，其根本诱因在于下丘脑区域负责平衡睡眠与觉醒信号的食欲素神经元发生退化，进而导致睡眠-觉醒周期的稳定性遭受破坏。

除了典型的日间过度思睡，患者还可能经历反复出现的猝倒现象——即在情绪剧烈起伏时，肌肉张力会突然丧失；夜间睡眠则常呈破碎化趋势，伴随睡眠麻痹或入睡前幻觉等困扰；随着病程演进，注意力涣散及认知机能减退亦可能持续显现。值得一提的是，发作性睡病已被收录于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之中。然而，尽管其被界定为罕见病，但由于公众对这一疾病的认知仍显不足，加之临床诊断工具受限，患者从初次出现症状直至获得明确诊断，平均需要跨越十年以上的漫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