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新社北京7月31日消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当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三大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与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攀升至18.44亿户，其中5G用户规模达到12.88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总量中所占比重高达69.9%。

纵观今年上半年的整体态势，中国通信业运行保持基本稳定格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5G网络、千兆光网以及物联网等领域的用户规模均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而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也维持着较为迅猛的增长势头。

在固定宽带接入方面，用户数量稳步递增，尤其是千兆宽带用户群体正在不断壮大。截至6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合计达到7.01亿户，相比2024年底净增加了1024万户。其中，接入速率在100Mbps及以上的用户数量为6.7亿户，占据总用户数的95.6%；而速率达到1000Mbps及以上的用户则有2.58亿户，较去年底新增1949万户，在总用户中的占比为36.8%，相较于第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

移动电话用户方面，整体规模稳中有升，5G用户则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截至6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与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8.44亿户，较去年底净增1704万户。其中，5G移动电话用户累计达12.88亿户，比2024年末增加了8434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比例达到69.9%。

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同样表现出较快的增长步伐。截至6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所发展的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总数已达29.94亿户，较去年底净增1.06亿户。与此同时，互联网电视（包含IPTV与OTT）用户数量达到4.09亿户，比2024年末小幅增加99万户。

7月31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在上海举行，此次集采共纳入65个品种，预计当晚将公布拟中选结果。本次采购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

据国家医保局披露的信息，这轮集采纳入的品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包括沙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酚钠口服常释剂型及维生素B6注射剂等临床常用且销量可观、市场竞争充分的成熟药品。以维生素B6注射剂为例，该药主要用于维生素B6缺乏症的预防与治疗，也可辅助应对妊娠期、放射病及抗癌药物引发的呕吐以及脂溢性皮炎等病症。

从整体来看，此次集采的品种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参与企业超过500家。

按照本次集采规则，现场开标分为两个阶段：上午10:30起进行报价信息公开，预计下午15:30左右产生第一阶段的拟中选结果。随后，未中选的企业可依据“复活”机制，按照规则二（接受最高拟中选价）或规则三（未入围但报量超均值）依次生成拟中选企业。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

总体而言，第十二批集采依然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总体原则，但在防范极端低价扰乱正常报价秩序、丰富临床用药选择以及强化集采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完善与加强。

本次参与集采的药企数量庞大，部分品种的竞争态势异常激烈。根据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7月28日发布的企业信息表，维生素B6注射剂、伏诺拉生口服常释剂型、比索洛尔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及尼卡地平注射剂的竞标企业均超过30家，其中维生素B6注射剂的参与企业多达49家。

在“反内卷”层面，此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竞价规则。具体方案之一是科学识别过低的非正常报价。自第十一批集采起，价格锚点已被设定为控制入围企业最高中选价的重要参考。本次集采的锚点设置为“最低报价”与“入围均价下浮一个标准差”两者中取较高值。最低报价不得干扰其他企业的报价边界，同时规则也力图避免因超低报价引发的恶性竞争。

此次集采的锚点价分为两个档位：若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则该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也不给予“带量”数量保障，从而防范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时，通过极端压价手段抢占中选资格和份额。国家医保局昨日再度发布提示，呼吁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允许“按厂牌报价”，即具体采购可依据医疗机构的临床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值得关注的是，以原研药为主的参比制剂新增了“不带量复活”规则，企业报价只要不超过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即可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需求自主采购，业内普遍认为，这或许是对原研企业的一种积极鼓励。在竞争企业数量排名前四的品种中，除维生素B6注射剂外，伏诺拉生口服常释剂型、比索洛尔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及尼卡地平注射剂均有原研药企与仿制药企同台竞价。

自2018年“4+7”试点启动以来，国家药品集采已累计完成11批采购，成功采购490种药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路云指出，“以量换价”有望实现患者与企业之间的双赢。路云解释称，中选药品均为质量较高的过评仿制药，真实世界证据已证明其安全性，同时节省了大量医保基金，这些资金可用于将更多国谈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方面，集采也作出了显著贡献，从更多维度支持患者获得更新、更优的创新药物和疗法；集采还倒逼企业提升药品质量、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近年来，不少老牌大型仿制药企业也积极投身国谈创新药研发，通过开发“Me-too”“Me-better”乃至“First-In-Class”药物来稳固利润空间。

从“能对话”迈向“能动手”——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各行各业的生态面貌。AI眼镜化身随身“管家”，实时翻译、语音互动无缝衔接；人形机器人伴随旋律伸展肢体，一招一式尽显“功夫”；智能舌诊仪轻扫舌象，即刻生成体质评估报告与中医养生建议……日前，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四川成都隆重举行，众多前沿科技成果闪耀登场，“科技感”十足，引得中外来宾驻足围观、交口称赞。

那么，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的演进究竟呈现何种气象？各国又将如何深化务实协作，借力AI助推区域共同繁荣？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深入探访。

数智驱动，各放异彩。“考拉、土拨鼠、长鼻猴、大象——这些智能玩偶太讨喜了！”在大会数智赋能专题展区，来自印尼的嘉宾Indah被一组造型生动的智能玩具深深吸引。她一边饶有兴致地把玩，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功能细节与售价，意犹未尽。“这些AI产品我特别喜欢，真希望它们也能走进印尼市场。”她由衷感叹。

据现场工作人员刘莎介绍，这批智能卡通手办由成都市机器人产业协会专为本次大会量身打造，内嵌人工智能大模型，具备智能互动等能力。玩偶的耳朵、手臂处特别设置了感应开关，轻轻一捏即可触发对话，成为孩子们的贴心玩伴。“除印尼嘉宾外，泰国代表团成员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提出了不少优化想法。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偏好进行个性化定制。”刘莎补充道。

不远处，来自深圳的一家科技企业正在展示一款擅长家务的智能机器人。只见它一只“手臂”稳稳托着垃圾桶，另一只“手臂”则精准地将散落在地的矿泉水瓶、纸团等杂物拾起并投放其中，动作利落流畅、一气呵成。“该机器人搭载了视觉识别系统，能够自主判断并清理垃圾，适用于家庭保洁及工业生产线等多种场景。”该企业的技术支持工程师王贺介绍道。

此外，AI眼镜同样成为展会上的吸睛焦点。“我们带来的这款智能眼镜集翻译、提词、导览、拍照识别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目前已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投入使用，游客可以随时租借。在许多展区内，它能够自动开启讲解模式，用户也可通过语音指令轻松唤醒。预计明年我们将推出新一代产品，届时体验将更加便捷。”四川某科技公司的文旅业务负责人王晨帆表示。

展区内，AI眼镜、人形机器人、AI视觉检测设备等一系列“黑科技”产品轮番登场，生动诠释了各经济体在数智赋能领域的创新活力。

据悉，作为APEC框架下的关键部长级会议之一，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长期扮演着促进亚太区域数字及信息通信领域合作互通的重要桥梁。本届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刘伯超透露，本次专题展集结了包括泰国数字部及来自中国、美国等经济体的21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展示内容覆盖人形机器人、智慧医疗、数字化转型、AI大模型、智慧能源、跨境支付等多个领域，融合实物样机、动态演示、实时互动等多元形式，直观呈现了数智技术的落地转化成果。同时，展会也为中外企业搭建了面对面洽谈对接的平台，推动会议成果切实转化为产业协作实效。

场景牵引，应用驱动。面对患者不熟悉医院流程、不知该挂哪个科室的困惑，AI智能体给出了新答案。“这只身着白大褂、憨态可掬的‘熊猫’，正是我们的AI数字陪诊智能体‘皮西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信息与数据管理部部长石锐介绍道。该智能体由华西医院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联合打造，能够在线采集病史、智能筛查高危症状、精准预分诊，并自动生成量身定制的就医路线，主动推送导航和候诊提醒，还能智能解读检验报告、提供康复及复查指导。

目前，“皮西西”智能体已实现门诊全域覆盖、全天候响应，累计服务患者达85万人次，月均接待量约10万人次。

场景驱动、应用牵引始终是我国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思路与宝贵经验。当前，我国正加速推动AI赋能各行各业，尤其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逐个行业梳理并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专业应用服务商，打造系列工业智能体，推动AI在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等全链条中的深度融合。

从“能对话”到“能干活”，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经济社会肌理。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中AI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突破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占全球总量半数以上；已制定并发布近200项关键AI领域国家及行业标准，国内活跃开源项目数量突破425万个。

“中国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魏巍表示。据测算，2025年中国AI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相关企业数量逾6200家，AI眼镜、AI手机、AI电脑等终端产品层出不穷，人形机器人已陆续“上岗就业”，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位居世界首位。

这不仅是中国“AI+”战略的亮眼答卷，更为中国与APEC各经济体的深度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魏巍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开放互信的创新生态。中国愿与各成员经济体共建多元化创新平台，强化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联合打造高价值应用场景与典型案例；积极分享AI治理的中国经验，推进标准互认互通，协同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共同提升AI的安全性、可靠性与可控性。

共享红利，共创未来。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正在加速演进，机遇与挑战并存。2026年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正式通过《2026年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一致同意携手推动数字及AI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内APEC深化该领域合作勾勒出清晰的行动框架。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指出，这份分量十足的部长声明，不仅汇聚了APEC各经济体的合作共识，更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亚太伙伴坚定支持开放创新协作、共同拥抱数字与AI变革、携手构筑区域发展新优势的积极信号，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稳定预期与强劲动能。

此外，本次会议还着重强调加快通信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强化国际合作，打造广泛可及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会议达成的多项共识，尤其是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助力中小微企业借助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具体规划，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

“重要的不是各自跑得多快，而是我们能否并肩同行，确保每一个经济体都不缺席数字化未来。”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猜察诺·奇触表示，必须加强协作，共建值得信赖的数字基础设施。

大会同时呼吁加强政策协调，筑牢安全防线，分享防范技术滥用与恶意操作的实践经验，共同塑造安全、可靠、可信、有韧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强化亚太地区数字与AI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互通，促进普遍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充分释放数字及AI技术在工业、农业、医疗、教育、交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

印尼通信与数字化部数字政府技术司司长米拉·塔伊巴指出，数字与AI技术的变革潜能唯有通过协作方能充分释放。“我们愿与APEC各经济体紧密携手，推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创新，分享实践经验，从而加速各行业数字化转型。”

单弦不成音，独木难成林。李乐成表示，中国始终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全球治理及数智赋能的积极倡导者、坚定推动者和先行实践者。中方将继续发挥APEC机制的关键作用，与各经济体强化协作，全面落实本次会议共识，深化交流合作，缩小智能鸿沟，共享数智红利，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智能未来。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