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大暑，草木葱茏繁盛，流萤点缀夜色，荷塘清香四溢。一盏清香的伏茶，几颗甘甜的荔枝，承载着古人顺应自然、四时有序的生活智慧。在这炎炎盛夏，愿你我都能在心底修篱种菊，保持内心的清凉与从容，静候秋日的累累硕果与岁岁安康。

本文内容源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监制：冯旭宏、刘楠；制片人：李昕、姚勤、曹梓；编导：李伟、宋春瑶；记者团队来自云南、四川、安徽、甘肃、陕西、吉林、山西及福建等八个总站；配乐由Soulloom苏洛牧倾情制作。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四川盆地、陕西及河南等地，多地最高气温将相继突破35℃大关。以重庆为例，当地气温预计将逐步攀升至40℃，民众需高度警惕中暑及热射病的发生。

然而，待在室内就真的万无一失了吗？关于中暑的急救“偏方”，又有多少其实暗藏致命风险？出现中暑症状，究竟该如何科学应对？

中暑按其严重程度可划分为三个层级：先兆中暑、轻度中暑与重度中暑。其中，热射病即属于重度中暑范畴，典型表现包括体温显著升高、皮肤干燥灼热、无汗及意识丧失。若未能及时获得有效救治，其致死率不容小觑，切不可掉以轻心。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热射病并非仅由长时间户外暴晒引发，居家环境或密闭室内等非暴晒条件下的高温高湿状态，同样潜藏着巨大风险。当环境温度达到或超过32℃，相对湿度达到或超过60%时，人体散热功能将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概率随之显著上升。因此，高温天气下居家时应确保室内空气流通，室温宜尽量维持在26℃上下，并积极采取降温与除湿措施。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及孕产妇而言，应避免在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内长时间逗留，切勿仅凭体感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一旦发生中暑，若急救手段失当，非但无益，反而可能使病情恶化。以下常见做法均属误区，务必规避。

误区一：掐人中急救。中暑的核心病理机制在于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及电解质流失，掐人中仅能产生痛觉刺激，对缓解中暑症状并无实质帮助。对于已陷入昏迷的患者，掐人中甚至可能因疼痛刺激诱发呕吐物误吸，进而导致窒息风险。

误区二：大量饮用凉水。中暑后虽需补水，但不宜大口猛灌凉水。此时人体流失的是电解质与水分，若仅单纯补充大量白水，将稀释体内钠、钾等电解质浓度，可能诱发低钠血症，即俗称的“水中毒”，从而加重乏力、头晕乃至意识障碍等不适。正确的补水方式应是饮用淡盐水或口服补液盐溶液。

误区三：过量服用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含酒精量高达40%至50%，用于轻度预防尚可，但若已出现明显中暑症状，则不推荐大量服用（三支及以上），以免酒精大量进入体内加剧脱水状况。相比之下，绿豆汤的解暑功效更为理想。

误区四：误将热射病当普通发热处理。部分人会把热射病引起的体温上升错认为一般性发热，采取捂汗或服用退烧药的方式，这不仅会贻误最佳救治时机，还可能对脏器造成二次损伤。中暑的本质是体温调节中枢失衡，致使热量在体内过度蓄积；而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依靠发汗来降低体温，但严重中暑者已无汗液可排，药物反而徒增肝肾代谢负担，甚至可能诱发急性肝功能衰竭。

误区五：立即进入低温环境或冷水冲澡。中暑后，患者全身汗毛孔处于扩张开放状态，以利于散热。若即刻进入温度低于22℃的空调房或直接用凉水冲洗，会使毛孔骤然闭合，反而不利于体内余热散发。正确的做法是迅速脱离高温环境，转移至22至25℃、通风良好的阴凉处，脱去多余衣物，并用湿毛巾擦拭全身，使体温逐步下降。

误区六：大量涂抹风油精或花露水。此类清凉外用产品多含有薄荷醇与酒精成分，薄荷醇对婴幼儿大脑发育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而大量涂抹酒精亦会刺激皮肤，引发过敏或其他不良反应。

一般程度的轻度中暑，通过及时降温与补充水分即可缓解。然而，一旦出现高热、无汗、意识模糊、惊厥乃至无反应等热射病典型症状，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紧急送医救治。

在高温天气下，若察觉头晕、恶心、心慌等中暑先兆，除迅速通风、补水降温外，还可尝试掐按十宣穴进行辅助缓解。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十宣穴定位于双手十指尖端正中，距指甲游离缘约0.1寸处。以一手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垂直掐按另一手的指端，力度由轻渐重，保持10至30秒后松开。掐按时缓缓深吸气，松开时徐徐呼气。依序从拇指掐按至小指，随后换另一只手重复上述操作，共进行2至3遍。若头晕症状较为明显，可将双手十指指尖相互用力对顶。

需注意：此方法仅适用于轻症缓解及辅助急救。若体温持续上升、出现神志不清或抽搐，必须立即就医。凝血功能异常者或指尖有破溃者应慎用此方法，孕妇则可改用指腹进行点揉。

入伏之后，全年最酷热时段已然来临。外出时应力求避开高温暴晒时段，居家则需严防隐匿性热射病的发生。一旦出现中暑迹象，应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之处，若情况严重，务必即刻寻求医疗援助。

信息整合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生命时报等权威来源。

中新社香港七月二十六日电 题：深耕东盟市场，香港联通内外优势再度凸显

中新社记者 香卢平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近期出访老挝与马来西亚，围绕黄金市场及金融服务等范畴促成多项合作成果，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桥梁角色，其独特价值再一次得到印证。

与东盟深化伙伴关系，既是香港稳住既有市场版图的关键一步，亦是顺应区域经济演进大势所做出的前瞻性布局。香港与东盟地理毗邻，人文往来频繁，商业纽带紧密。东盟坐拥近七亿人口，近年来经济增速稳健、活力充沛，现为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全球经贸格局持续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及资本流向不断重塑的大环境下，东盟已然跃升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区域之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曾多次率代表团走访东盟各国，促成多项合作协议与备忘录的签署，为两地协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深化与东盟的合作，离不开对新增长点的持续挖掘。许正宇在老挝期间，香港与老挝签署了关于推动黄金市场及金融服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将老挝富饶的天然黄金资源与香港顶级的基础设施、专业服务能力及国际联通性对接，从而助推香港构建黄金交易生态体系。在马来西亚，许正宇与当地财经界、银行界、黄金产业及家族办公室代表举行会晤，就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离岸人民币业务、伊斯兰金融等多个领域的潜在合作展开了深入探讨。

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跨境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产业，是香港巩固和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持续拓展与东盟的新型合作赛道，正是香港积蓄经济新动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现实路径。

深化与东盟的互动，核心在于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双重功能。此次香港与马来西亚就基金互认及股票跨市场上市等制度安排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亦将马来西亚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这为东盟企业通过香港进行融资、并借此开拓内地市场创造了更为顺畅的条件，同时也折射出香港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值得关注的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日前宣布，将于八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成就机遇·首选香港”推广活动，聚焦投资与商贸协作新契机。从政府层面的机制对接，到贸发机构搭建合作平台，再到企业界的踊跃参与，香港与东盟的协作正由点及面、层层递进，逐步形成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推进的全新格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依然丛生。香港持之以恒地深耕东盟市场，既延续了传统合作优势，又积极培育新兴增长点，势必将进一步增强自身发展韧性，持续抬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完）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