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7月30日电（记者蔡敏婕）一个全新的汽车出口服务枢纽——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于今日在广州正式揭牌并投入运营。这一项目由广州港集团携手广州公交集团联合打造，旨在填补区域内汽车外贸标准化整备服务的空白，为中国品牌汽车及二手车的规模化“走出去”提供强大助推力。 据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金骑介绍，该中心致力于全面提升汽车出口全链条的服务效能，系统性地破解当前行业面临的车辆来源零散、整备标准参差等瓶颈问题，从而加速二手车及改装车出口业务的集群化发展。他表示，这不仅仅是一次硬件设施的迭代升级，更是南沙汽车口岸在延伸高附加值服务、强化后市场支撑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将为广州打造滚装物流枢纽增添新的活力。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朱世强指出，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两大市属国企的战略合作结出硕果，未来双方将围绕汽车进出口整备服务深度协同，共同开拓企业发展的新增长空间。他进一步强调，依托南沙口岸的区位枢纽优势，双方将携手推动中国汽车服务标准体系的整体输出，提升国际竞争力。 该整备中心坐落于南沙近洋码头，占地规模约3300平方米，功能覆盖检测维修、钣金喷漆美容、三电系统保养、零部件循环再造等多个环节，同时提供二手车出口的综合性服务。目前，其月处理能力已接近3000台次，成功打造出一个融合“技术服务”与“港口物流”的高效一站式运作闭环。 南沙汽车口岸作为内地领先的滚装码头集群，其外贸配套服务已相当成熟；而广州公交集团旗下的广交车服，则在车辆筛选、标准化整备、三电检修及配件再造等环节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两者的有机结合，催生了“港口物流”与“公交技术”的协同效应。此外，得益于“关港联动”的政策优势，出口车辆能够实现“抵港即整备、整备即发运”的流畅作业流程，大大降低了外贸企业的物流成本与时间损耗。 据悉，广州港集团将以该整备中心为重要支点，聚焦新能源汽车与二手车出口两大战略方向，着力构建从车辆集中采购、专业整备到跨境销售的全链路业务生态。凭借国有企业的资源整合优势，志在将南沙口岸塑造为标准化、专业化的国企汽车整备枢纽，进而激发整个汽车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潜力。（完）

中新网北京7月29日电 题：“西藏古碉遭强拆”真相大白 舆论操弄自取其辱

中新网记者 曾靖平

近日，一段声称“西藏嘉绒千年古碉遭强拆”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并激起诸多无端猜测。然而，热心网友实地探访后迅速揭穿真相，证实这场被恶意炒作的“文物拆除风波”，自始至终不过是一场张冠李戴、居心叵测的虚假编排。从实地探访拍摄的画面来看，所谓“强拆”视频在民族背景和建筑年代上漏洞百出，所谓“千年古碉”实为十几年前打造的仿古景观，且从未被列入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名录；事发地点并非网传的“西藏嘉绒”，而是四川阿坝州茂县沙坝村，一个羌族民众聚居之所。当地真正的羌族千年古碉楼安然矗立于高半山羌寨之中，始终得到妥善看护与保护。

进一步审视这则“强拆”视频的创作、扩散与升温，其背后蓄意的舆论操弄更令人警惕。整个造谣链条中，偷梁换柱与凭空捏造贯穿始终：将仿古景观渲染成“千年古碉”，把羌族聚居区偷换为“西藏嘉绒”，将正常施工曲解为“文物强拆”，每一步都在刻意篡改事实。视频制作者还特意截取建筑坍塌瞬间，放大局部画面，再辅以煽情解说与虚假指控，拼凑出“藏族文化遭破坏”的所谓“真相”，充分表明这是精心布局的舆论陷阱，而非无心之失。

谣言之所以能迅速蔓延，关键在于幕后操弄者精准利用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珍视、对民族聚居区的牵挂。一些境外势力也趁机推波助澜，将一次寻常的拆除施工强行贴上“毁坏古迹、抹杀民族文化”的标签。然而，此类手段并非首次出现。从所谓的“强迫寄宿”到“同化少数民族”，再到此番编造的“强拆西藏千年古碉”，这些别有用心的造谣、传谣伎俩如出一辙。他们惯于借谣言放大社会情绪，趁机炮制“文化灭绝”“少数民族受压迫”等虚假叙事，制造族群间的嫌隙与对立，并在国际舆论场上刻意矮化、丑化中国形象。

7月31日上午十点半，第12批全国性药品联合采购的企业报价资料递交环节告一段落，此次共有495家药企携带859个药品项目参与竞标。随即，现场步入报价公开唱标阶段。回顾过往，医保机构已顺利推进了11轮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累计覆盖490种药物，逾800家供应商的2500余款产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这些品质优良且价格合理的集采药品，如今已普遍渗透至临床日常治疗的核心领域，为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实惠。

7月24日，欧盟委员会向TikTok通报了初步调查结论，指出该平台在未成年人账户安全方面未能达到《数字服务法》设定的标准。具体而言，欧盟方面强调，未成年用户可将账户设为公开状态，而16岁至17岁用户发布的内容，甚至可能通过“为你推荐”信息流被推送给任意用户。欧盟明确表示，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不应依赖用户自行选择，安全设置必须成为系统的默认配置。

欧盟对平台安全设计的审视，与欧洲多国近期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方面的立法步伐形成了共振。就在三天前，法国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由此成为欧盟内部首个推出此类全面禁令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自9月1日起对新注册账户实施该规定，已有的低龄账户则在四个月的过渡期后予以关闭。不过，7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将法案提交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新规能否如期落地，仍需等待宪法委员会的最终裁定，同时，相关条款如何与欧盟统一数字规则相协调，也存在不确定性。

未成年人到底应年满几岁方可使用社交媒体？全球各地的年龄门槛与立法进度各不相同：澳大利亚已将16岁门槛付诸实施；法国的15岁禁令虽已获议会通过，但尚在宪法审查之中；英国政府拟自2027年春季起，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部分社交平台；加拿大则计划将最低年龄设为16岁，相关法案仍在议会审议阶段。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则提出建议，在平台能够证明其服务具备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的使用，同时允许各成员国为13岁以上群体设定更高的年龄要求。

这些差异化的年龄数字背后，折射出各国对网络风险责任的重新划分：过去，用户往往只需在注册时填写出生日期，或者点击确认“已满13岁”；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要求平台主动识别并核验用户年龄。然而，法律写下一个年龄数字之后，平台是否真能将低龄用户挡在门外？率先推行全国性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澳大利亚，或许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实案例。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制度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X等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账户；违规责任由平台承担，孩子和家长不会受到处罚。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游戏以及以教育、健康支持为主要目的的服务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据各平台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数据，制度实施初期，约470万个需要限制年龄的账户被删除或限制登录。今年3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根据家长报告，孩子在受限制平台拥有账户的比例，已从新规实施前的49.7%降至31.3%。法律至少在提高低龄用户进入大型平台的成本方面，显现了一定成效。

不过，账户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年龄限制已得到彻底落实。同一项调查显示，在新规实施前已拥有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或TikTok账户的孩子中，约三分之二仍保留着原有账户；而在孩子仍使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受访家长中，66.8%表示平台并未要求孩子进行年龄核验。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年龄限制在执行层面的困境。6月24日，《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研究团队对澳大利亚436名青少年进行了追踪，其中408人完成了禁令实施三个月后的随访。结果发现，在未满16岁的受访者中，超过85%仍在继续使用受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说明，年龄限制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系统能否精准判断用户年龄，还包括平台是否真正触发了核验流程，以及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审计平台的操作机制。但在探讨执行细节之前，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追问：平台长期沿用的13岁门槛，究竟源自何处？

长期以来，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服务条款中将13岁设为最低注册年龄。这一数字主要源于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则：面向13岁以下儿童的网站或在线服务，以及明知用户未满13岁却仍收集其个人信息的一般性服务，原则上须事先取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因此，13岁首先是围绕儿童个人信息收集设定的一条法律界限，并不意味着医学研究已证实，儿童年满13岁即可安全使用社交媒体。

法国国家食品、环境与劳动卫生安全署在分析超过1000项研究后指出，青少年正处于情绪调节与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参与这项评估的专家表示：“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弱于成年人，因而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该机构建议，未成年人原则上只应接触经过专门设计、并能够保护其健康的社交媒体服务。

然而，现有研究仍不足以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的统一年龄门槛。今年1月，英国《卫报》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员艾米·奥本正参与一项覆盖约4000名英国中学生的社交媒体限制试验。她表示，据研究团队所知，这是全球首项试图系统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预计到2027年陆续公布。在她看来，政策应随着证据的积累不断调整。现有研究显示，相关风险确实存在，但风险程度、影响机制及不同年龄段群体所受的影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年龄限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一刀切”的政策受到了质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提醒，年龄限制若孤立实施，可能将儿童推向监管更为薄弱的平台。该机构强调：“设置年龄限制不能替代企业改善平台设计和内容审核。”

在风险与权利之间，欧盟专家组提出了一条折中路径。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专家组的两位联合主席约尔格·M·费格特和玛丽亚·梅尔基奥尔建议：“在平台证明其服务具有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使用。”

设定年龄门槛之后，平台还必须判断屏幕另一端用户的实际年龄。现有方案包括身份证件核验、基于面部或行为特征的年龄估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年龄证明。英国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美国“常识媒体”高级顾问阿里尔·福克斯·约翰逊认为：“年龄核验技术市场在过去几年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技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平台会真正加以运用。7月7日，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独立测试机构KJR注册了50个测试账户，注册时均将年龄填写为16岁。该机构负责人安德鲁·哈蒙德表示：“我们一次也没有被要求验证年龄。”这表明，实际漏洞可能不仅在于验龄技术的准确性，也在于平台是否真正启动了核验机制。

核验越严格，越可能扩大身份信息和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范围；核验越宽松，又容易沦为“填个生日就过关”的形式。如何在核验年龄的同时，避免要求所有用户进行完整身份识别，成为新的政策难题。欧盟委员会正推动匿名年龄证明工具，使用户只需证明自己达到规定年龄，而不必向平台透露姓名、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欧盟方面表示，该方案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但仍有待各成员国进一步部署。

由此看来，13岁、15岁或16岁都不是自动解决问题的“魔法数字”。真正决定政策效果的，是平台能否可靠地核验用户年龄、保护验龄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并同步调整推荐系统与默认安全设置。这正是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TikTok时释放出的关键信号：防范未成年人沉迷及其他网络风险，不能仅靠一道身份验证的“年龄门槛”，还须重构平台底层的算法逻辑与产品设计。与其只问孩子多大才能进入社交媒体，更应追问平台能否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