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高温与降水交织的季节到来，蚊子进入了繁殖与活动的高峰期，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经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其感染风险正悄然攀升。那么，哪些户外或室内的角落最容易成为蚊子的藏身之所？频繁被叮咬是否真与血型存在关联？我们又能采取哪些科学手段，有效防范这些蚊媒传染病的滋生与扩散呢？

疾控机构指出，白纹伊蚊作为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尤为偏好于小型静止积水中完成产卵过程。这些积水可能隐匿于家中的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及时丢弃的一次性餐具中；而在户外，水池、树洞、落叶堆、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车库的排水沟以及露天堆放的各类垃圾，同样都是蚊子繁衍后代的“温床”。

清除积水，便成了居家防蚊的首要屏障。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醒，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接水盘、易拉罐等物品，皆是蚊子产卵的常见场所。他建议，应定期翻盆倒罐，将家中及周边的各类积水容器彻底清理；暂时不用的瓶罐需倒扣存放；水培植物则须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并同步清洗植物根部，以去除潜在的虫卵。

从疾控部门的监测数据来看，今年蚊虫密度较往年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指数已攀升至“非常活跃”级别；而北方多地因入夏以来降雨频繁，高温日数增多，也进一步加速了蚊虫的繁殖进程。针对这一态势，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组织社区、物业及志愿者力量，开展全域积水清整行动，并建立蚊虫滋生点位的台账动态管控机制，力求从源头上切断蚊虫的繁殖链条。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清除滋生地外，他们还加大了对成蚊栖息区域的监测与处置力度。

袁俊进一步解释，成蚊的栖息地多集中于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以及家具角落等阴暗潮湿之处。他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在这些区域附近长时间停留，同时要加强对这些场所的清理与灭蚊工作。若必须经过此类地带，务必做好个人防护。近年来，当地正积极探索更为科学且实用的新型防控手段，如借助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构建智能化监测平台，并推广使用对环境更为友好的生物制剂。此外，蚊媒监测电子地图也已上线，市民可随时查询周边区域的蚊媒动态。

关于“招蚊子”的说法，生活中总有人认为某些血型更受蚊子偏爱，而婴幼儿似乎也更容易被叮咬。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制所研究员周小洁解释，蚊子搜寻目标时，主要依赖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和皮肤代谢物所散发的气味进行定位。因此，新陈代谢旺盛的婴幼儿、孕妇，或是出汗多、体味较大的人群，自然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衣着的选择同样可能影响蚊子的偏好。由于蚊子具有趋暗的习性，穿着深色服装的人或许更容易吸引蚊子的注意。周小洁强调，目前科学研究并未发现蚊子会挑剔血型的证据。蚊子归根结底是依据人体的气味来挑选“猎物”，比如汗液气味、化妆品香气、代谢产物，乃至不同的生理年龄阶段，都会对蚊子的引诱率产生差异。

在选用驱蚊产品时，科学选择至关重要。市面上以避蚊胺和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加以区分。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低于10%的产品可用于儿童，而10%至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户外或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下可选用高浓度版本。驱蚊酯则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及孕妇。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如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的产品，刺激性相对较小，但有效防护时间较短，防护范围有限，驱蚊能力也相对较弱。需特别注意的是，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禁止用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所有驱蚊产品均须标注毒性等级，消费者应优先选择微毒或低毒产品。若某款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或“灭蚊率100%”，则多为夸大其词的虚假宣传，消费者需谨慎对待。

针对儿童使用驱蚊产品，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秘书长王文龙给出了具体建议：只需少量均匀喷洒即可。对于儿童而言，应尽量避免涂抹于手部，以防其通过触摸其他物品，将驱蚊剂或杀虫剂带入口中。面部涂抹时，则须避开嘴部和鼻腔区域。

七月二十三日的北京理工大学校园里，一场跨越地域的科教对话悄然展开。“期盼能与内地携手，在课程设计层面深度协作，共同打造创新科技与航空航天领域的教学体系。”香港棉纺会中学教师刘铭恒在参观间隙向记者吐露心声。

一场名为“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下的“新时代筑梦计划”2026年度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自七月二十日启幕，将持续至八月八日。此次盛会汇聚了逾三百名来自香港的中学师生，他们分别投身于新能源探索、航空航天工程、机器人技术及人工智能四大前沿领域的研习实践。

在当日聚焦航空航天与工程技术的专题活动中，香港师生们踏入北京理工大学校园，亲身体验化学实验的奥妙，随后又前往星际荣耀火箭工厂，近距离感受航天重器的制造魅力。刘铭恒分享道，他所在的学府早已将航天元素融入日常教学，电脑课程更是借鉴内地航天专家的设计理念，开展三维建模教学。“看到香港航天员如今也能遨游太空，同学们无不为之振奋。”他热切期盼，香港与内地能在科教领域深化合作，点燃青少年对创新科技与航天事业的热情，进而增进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的林骏封老师同样感触颇深。他表示，眼下香港学子已能跻身国家航天工程的行列，这无疑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香港大埔三育中学的学生胡延一诺坦言，众多科学巨匠皆自基础学科起步，“返港之后，我定当以这些科学家为楷模，更加勤奋向学。”而香港中华圣洁会灵风中学的黄延同学，则对能踏入内地顶尖学府参与实践感到无比欣喜与激动。

据悉，此次训练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倾力主办，并获公益慈善研究院与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联合资助，活动版图覆盖内地与香港两地。香港青年协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全程参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则承担了具体的承办工作。(完)

中新网青海黄南7月31日电 (祁绣娟 盈月)7月30日晚间，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揭牌盛典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重举行。今年4月，坎布拉摘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桂冠，由此跻身为青海省继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之后的第二处世界级地质奇观。

这座地质公园占地总面积达3149平方公里，坐落于西秦岭、南祁连与东昆仑三大造山带的交汇地带。其境内丹霞峰林景致绚丽夺目，赤壁丹崖与形态别致的奇峰洞穴交相辉映；麦秀中生代火山群堪称全球范围内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庞大的火山遗迹之一，完整镌刻着火山活动的历史脉络，被视为解读地球演化的“自然宝典”；隆务峡沿岸则如实记录了海洋向陆地嬗变的沧桑历程，成为地貌变迁的生动写照。沿河分布的巨型古滑坡群绵延不绝，为探究青藏高原隆升机制、黄河演化轨迹及高原气候变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资料；而李家峡鱼类增殖放流站则为黄河上游五种珍稀土著鱼类——包括黄河裸裂尻鱼、刺鮈及拟鲶高原鳅等——构筑了科学的种群恢复与生态修复体系。

在揭牌仪式上，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秘书长尼古拉斯·佐罗斯教授通过视频致辞表示，这一国际殊荣必将吸引更多游客与公众前来共赏这份大自然馈赠的独特遗产。

同日，第六届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也在此地同步启动。黄南州作为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重要节点，红色文化、生态理念、热贡艺术、游牧传统与农耕文明在此交汇融合，相得益彰。

据了解，为全面彰显黄南州在自然与文化“双生态”保护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助推“清清黄河”旅游带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当地精心筹划了为期十五天的“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其中重点包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揭牌仪式”“藏戏艺术展演周”“安多民歌展演周”以及黄南州本土歌手音乐会等一系列彰显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活动。

此外，热贡六月会、那达慕等民间传统庆典亦将在旅游节期间轮番登场，展现出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完)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