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长期充当着众多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重要角色。然而最近，在北京的道路上，一些“乔装改扮”的电动摩托车悄然混入非机动车流之中。这些车辆从外形上看，明显比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大上一圈，却悬挂着白色的非机动车牌照——实际上，它们是最高时速能够飙升至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在其背后，隐藏着一条从伪造牌照的生产、到网络销售终端的完整非法产业链。

近期，在北京警方开展的路面执法行动中，执勤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该车虽然同样配有白色号牌，但车身尺寸显著大于合规电动自行车，车架也显得更为笨重。经过现场核查，确认该车实际属于电动摩托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秩序与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指出，电动摩托车的外形与电动自行车颇为相似，然而其整体车架构造和重量都明显超过后者，这是最直观的区别。此外，电动摩托车的行驶证通常为正规的机动车行驶证，凭此两点便可初步将电动摩托车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区分开来。

除了外形和车辆性质上的不同，技术参数才是从根本上划分二者的核心标准。根据新国标要求，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电压不得超过48伏，电机功率限制在400瓦以内，整车重量则不超过55公斤。同时，正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由15位纯数字组成，而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则是由17位字母和数字混合编排而成。

这些电动摩托车为何要冒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呢？民警介绍，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尹硕中队长表示，一部分车辆已在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并拥有自己专属的电动摩托车号牌，但为了规避执法打击，故意换上电动自行车号牌，从而混入非机动车行驶区域；另一部分车辆则从未在车管所进行任何登记，同样为了躲避监管而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

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者既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曾按规定办理机动车登记或购置保险。他们常常以商家宣传该车为电动自行车为借口，一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在路上行驶。尹硕进一步解释称，大多数当事人都会辩解说，购买时商家宣称这是电动自行车，此后便一直按电动自行车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说辞。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皆明确注明车辆属性为电动摩托车。

此类车辆上路，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和整车重量均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及合规电动自行车混行，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尹硕强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车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冲击力较大，极易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自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以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排查。对于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予以暂扣，并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6月以来，北京全市已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虽已被警方依法处置，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引人深思：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号牌，究竟从何而来？警方经过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照黑色产业链。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透露，在部分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幌子兜售假号牌的违法商家。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再转为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仅需几十元，甚至可以选择定制号码，其背后的制售用一体化产业链令人震惊。假牌流入市场后，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悬挂假牌后，会加大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追溯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时极易引发肇事逃逸，部分被盗抢电动车也借助假牌“洗白”后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埋下了严重隐患。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深入排查，警方迅速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晰，形成了集“制造、销售、运输”于一体的全闭环模式。刑侦总队民警介绍，团伙成员主要由制造人员和售卖人员两部分构成。买家在平台上发现有人出售假牌照后，便会联系售卖人员，售卖人员则向制造人员下单，制造完成后直接通过快递将假牌发送给买家。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环节，单张假牌的成本竟不足5元，其材质、配色和字体均高度模仿真实牌照。而线上的代理们则专门负责招揽客户，他们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力，再通过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该团伙也进行了层层伪装。民警指出，他们填写的手机号多为虚假或胡乱编造的号码，发货人姓名也是凭空捏造，快递单上的备注通常写为“文件”或“商品”等模糊描述。

这种种伪装无疑大大增加了警方的侦查难度。然而，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终究会留下资金流的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产业链上的核心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成功锁定了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北京本地的买家。7月6日，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共计8000余副。

在捣毁制售窝点之后，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对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凡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若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驾驶人又缺乏相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已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受到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另有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盛夏时节，不少人都盘算着奔赴山野林地寻一处清凉，或是带着心爱的宠物返乡团聚。当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防蚊灭虫、预防肠胃毛病之际，一种潜伏更深、危害却更为凶险的传染源——黑热病（学术上称为内脏利什曼病），恰在此时迎来其传播的活跃周期，亟需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本文将从多个维度为您系统剖析这一疾病，助您和家人安然度过一个无忧的夏日假期。

所谓黑热病，本质上是一种由利什曼原虫引发的慢性寄生虫感染。该病原体侵入人体后，主要攻击肝脏与脾脏中的巨噬细胞，进而引发这两大器官的肿大及功能性损害。倘若未能及时接受规范治疗，致死率将处于极高水平。

就目前而言，黑热病在我国并非呈全国性蔓延态势，其高发地带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西北各省以及西南局部区域，具体涵盖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新疆和四川等地。正因如此，倘若暑期计划前往上述地域游玩、扎营或从事野外作业，必须格外重视自我防护，防止被传播该病的白蛉叮咬。

白蛉，堪称黑热病传播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这种体型微小的飞虫，身长不过2至5毫米，体呈灰黄色，周身覆满细毛，双翅休憩时张开呈V字状。其飞行能力有限，常以跳跃式短距离移动，行动悄无声息，极易被人忽略。它们习惯昼伏夜出，自黄昏至黎明前后最为活跃，频频侵袭人畜。白蛉偏好潮湿阴暗、富含腐殖质的栖息地，诸如洞穴、墙壁裂隙以及牲畜棚舍一带。

当白蛉吸食了携带利什曼原虫的病犬血液后，原虫便在其体内完成发育及增殖过程。随后，这些携带病原体的白蛉转向叮咬健康人群，在吸血的同时将原虫注入人体，从而造成感染，引发黑热病。

得益于数十年来持续的防治举措，我国黑热病疫情已从昔日的大范围肆虐转为低水平流行态势，然而隐患尚未根除，各地仍有零星病例持续上报。

目前国内的流行病学特征显示，黑热病可划分为人源性、犬源性及野生动物源性三大类别，各类别在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地域分布上各有特点。近些年来，报告病例多以散发病例为主，部分区域偶有聚集性暴发，尤其是山区丘陵地带、乡村地区及犬源性流行核心区，始终是疾病防控的重中之重。

黑热病的发生具有显著季节性规律，其传播媒介白蛉通常于每年5月至9月间活跃，而6至7月则为活动顶峰，因此夏季面临的感染风险最为突出。不过，由于感染后潜伏期往往持续数周乃至数月，患者常到深秋或冬季，甚至次年才出现明显病症。农民群体、儿童以及赴疫区作业的野外工作者，均属高危易感人群。

一般而言，感染后需经历3至6个月的潜伏期，发病时表现为长期不规则发热、肝脾肿大以及贫血等症状。这些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极易与其他疾病相混淆。但凡出现上述征兆，且曾有过疫区旅居经历，务必对黑热病保持高度戒备。

要想有效规避黑热病，核心在于远离白蛉、切断传播链。具体措施包括：住宿时选用长效防虫蚊帐，睡前仔细查探帐内是否有白蛉藏匿；黄昏及夜间外出，尽量穿着浅色调的长袖衣裤和高筒袜，最大程度减少裸露肌肤；于暴露部位涂抹含避蚊胺成分的驱避剂；若带爱犬前往疫区探访或游玩，返程后半年内最好为其安排一次黑热病抗体筛查。

在诊断层面，医生通常依据流行病学接触史（是否曾赴疫区）和临床表现做出初步推断。最终确诊则依赖于实验室检测手段，例如骨髓穿刺镜检、rk39免疫层析试纸条快速检测或PCR分子检测等方法予以确证。

一边是欧洲消费者掀起“抢购潮”争相入手中国制造的空调，另一边布鲁塞尔却以“产能过剩”为利刃，接连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及跨境电商挥舞限制大棒。难道出口规模扩大就意味着“产能过剩”？这一概念究竟应作何诠释？

本月28日，商务部发布了篇幅达万字的官方文件，系统阐明中方对于所谓“产能过剩”议题的严正立场。这份文件并非意在唇枪舌战，而是旨在厘清真相、拨开迷雾。

近期，欧盟方面动作频频，不仅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惩罚性关税，还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展开深度审查，而这些举措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产能过剩”四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早在此前便以类似理由对中国启动了301条款调查。

究竟何为“产能过剩”？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中并未对此给出明确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坦言，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宏观经济背景才能把握的“复杂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总是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波动之中，失衡恰恰是常态。“产能过剩”并非一个整体的贸易关系，由于各细分产业领域的差异性，是否真正存在过剩，实难一概而论。

有人断言“出口多即是产能过剩”，然而这一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回望历史，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总量的22.9%，美国更一度飙升至44.7%，德国与日本亦长期维持着巨额贸易顺差。放眼当下，欧盟自身的汽车贸易顺差高达922亿美元，药品顺差更是达到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产量的八成供出口，波音公司三分之二的飞机销往海外市场。若按此逻辑推理，这些经济体岂非都要自我检讨？显而易见，出口繁荣是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自然产物，绝非“产能过剩”的佐证。

另有一种论调声称“补贴必然引发产能过剩”，这同样是偷换概念之举。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投入7500亿美元巨额补贴，欧盟也拟在2021至2030年间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补助。补贴本身并非罪过，各国均在使用此类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集中于研发环节与技术攻关领域，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2025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顺差中占比达16%，同样从中获益。

那么，中国自身的产能是否真的过剩？数据给出了明确答案。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处于合理运行区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为3.7%，亦在国际公认的健康范围之内。

尽管事实如此清晰，欧盟仍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跨境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维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一态势，商务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切莫以产能问题为幌子，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应当是“机遇”，而非“冲击”。反观“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一鲜活案例，恰恰印证了中国产品具备真实而强劲的市场需求。某些国家炒作“产能过剩”话题，其深层动机无非是为自身产业转型迟缓、创新能力薄弱及就业焦虑加剧等现实困境寻找替罪羊。

然而，筑起高墙、设置壁垒，真的能化解这些难题吗？欧洲央行自身测算结果已给出了回答：若欧盟自中国进口增加10%，其整体进口价格便能下降1.6%。

归根结底——吹灭他人的灯，并不能使自己更加明亮；阻挡他人的路，最终只会困住自己的脚步。保护主义之途不通，合作共赢方为正道。

炎炎夏日，7月15日伴随着入伏的到来，长达40天的“超长待机”三伏时节正式拉开帷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三伏贴服务也于当日全面启动，儿科、呼吸科等候诊区人头攒动，前来贴敷的市民络绎不绝。

“伏天正值一年中阳气最为充沛的时段，也是中医倡导‘冬病夏治’理念的绝佳契机。”该院门诊部副主任姜志辉表示，这一疗法根植于《黄帝内经》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古老智慧。借助盛夏自然界阳气鼎盛、人体毛孔舒张的天然条件，采用温阳散寒、扶正固本之法，助推体内阳气升发，清除潜藏寒邪，进而对冬季易发的虚寒病症起到预防和治疗作用。

据该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介绍，医院自主研制的温阳化痰穴贴已在临床实践中应用超过十年，且连续多年被指定为北京市冬病夏治三伏贴专项工作用药，深受患者信赖。这款穴贴以温阳散寒、健脾化痰为核心功效，尤其针对罹患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长期受反复咳嗽、咳痰、喘息困扰的人群。贴敷期间，饮食上应避免生冷、油腻、辛辣及油炸食品；生活起居则需严防风寒侵扰，避免淋雨涉水，切忌贪凉直吹空调或风扇。

值得注意的是，三伏贴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若个体属于实热体质，比如体格健硕、常发咽喉肿痛、面色潮红目赤、咳出黄稠黏痰、大便干燥等症状，贴敷反而可能“助长火势”。此外，正处于发热期、皮肤有破损或严重过敏者，以及孕妇和两岁以下幼童，同样应避免使用。

姜志辉进一步阐释，“冬病夏治”远不止三伏贴一种手段，而是一项“顺应时节、辨证施治、内外兼顾、防治一体”的综合工程。医院已整合呼吸、心血管、妇科、儿科等八大科室资源，融合内服中药、中医特色疗法及院内专方制剂，构建起覆盖全过程的健康管理体系。

谈及妇科领域的应用，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郭婧指出，诸如穴位贴敷、中药膏摩、耳穴压丸、皮内针等外治手段，常与内服汤药及院内制剂联合运用，在冬病夏治中实现多管齐下的疗效。

针对困扰众多中老年人的膝关节炎问题，针灸科主任医师付渊博分析，此症属中医“痹证”范畴，多由寒湿入侵、肝肾亏虚、气滞血瘀引发，而夏季正是驱散阴寒、优化关节机能的良机。针灸科采用火针、温针灸配合中药综合干预，能够温通经络、祛湿散寒。其中，火针兼具热力、通络与补益三重作用，凸显临床优势；温针灸则将针刺与艾灸巧妙融合，患者反馈成效显著。对于病情顽固者，科室还结合中药内服与外敷，实现辨病与辨证交融、针灸与药物并用，提供涵盖疼痛缓解至长期康复的全程方案。

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丁丹丹透露，儿科针对儿童群体频发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和小儿哮喘两类虚寒性疾病，特别研发了专属三伏贴，选用性质温热的药材配方，敷贴于人体阳气汇聚的督脉、膀胱经等背部穴位，旨在温养脏腑、增益阳气，同时驱散内蕴寒湿、化解痰饮，从而拔除哮喘及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