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欧盟委员会向TikTok通报了初步调查结论，指出该平台在未成年人账户安全方面未能达到《数字服务法》设定的标准。具体而言，欧盟方面强调，未成年用户可将账户设为公开状态，而16岁至17岁用户发布的内容，甚至可能通过“为你推荐”信息流被推送给任意用户。欧盟明确表示，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不应依赖用户自行选择，安全设置必须成为系统的默认配置。

欧盟对平台安全设计的审视，与欧洲多国近期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方面的立法步伐形成了共振。就在三天前，法国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由此成为欧盟内部首个推出此类全面禁令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自9月1日起对新注册账户实施该规定，已有的低龄账户则在四个月的过渡期后予以关闭。不过，7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将法案提交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新规能否如期落地，仍需等待宪法委员会的最终裁定，同时，相关条款如何与欧盟统一数字规则相协调，也存在不确定性。

未成年人到底应年满几岁方可使用社交媒体？全球各地的年龄门槛与立法进度各不相同：澳大利亚已将16岁门槛付诸实施；法国的15岁禁令虽已获议会通过，但尚在宪法审查之中；英国政府拟自2027年春季起，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部分社交平台；加拿大则计划将最低年龄设为16岁，相关法案仍在议会审议阶段。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则提出建议，在平台能够证明其服务具备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的使用，同时允许各成员国为13岁以上群体设定更高的年龄要求。

这些差异化的年龄数字背后，折射出各国对网络风险责任的重新划分：过去，用户往往只需在注册时填写出生日期，或者点击确认“已满13岁”；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要求平台主动识别并核验用户年龄。然而，法律写下一个年龄数字之后，平台是否真能将低龄用户挡在门外？率先推行全国性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澳大利亚，或许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实案例。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制度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X等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账户；违规责任由平台承担，孩子和家长不会受到处罚。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游戏以及以教育、健康支持为主要目的的服务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据各平台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数据，制度实施初期，约470万个需要限制年龄的账户被删除或限制登录。今年3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根据家长报告，孩子在受限制平台拥有账户的比例，已从新规实施前的49.7%降至31.3%。法律至少在提高低龄用户进入大型平台的成本方面，显现了一定成效。

不过，账户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年龄限制已得到彻底落实。同一项调查显示，在新规实施前已拥有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或TikTok账户的孩子中，约三分之二仍保留着原有账户；而在孩子仍使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受访家长中，66.8%表示平台并未要求孩子进行年龄核验。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年龄限制在执行层面的困境。6月24日，《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研究团队对澳大利亚436名青少年进行了追踪，其中408人完成了禁令实施三个月后的随访。结果发现，在未满16岁的受访者中，超过85%仍在继续使用受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说明，年龄限制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系统能否精准判断用户年龄，还包括平台是否真正触发了核验流程，以及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审计平台的操作机制。但在探讨执行细节之前，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追问：平台长期沿用的13岁门槛，究竟源自何处？

长期以来，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服务条款中将13岁设为最低注册年龄。这一数字主要源于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则：面向13岁以下儿童的网站或在线服务，以及明知用户未满13岁却仍收集其个人信息的一般性服务，原则上须事先取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因此，13岁首先是围绕儿童个人信息收集设定的一条法律界限，并不意味着医学研究已证实，儿童年满13岁即可安全使用社交媒体。

法国国家食品、环境与劳动卫生安全署在分析超过1000项研究后指出，青少年正处于情绪调节与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参与这项评估的专家表示：“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弱于成年人，因而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该机构建议，未成年人原则上只应接触经过专门设计、并能够保护其健康的社交媒体服务。

然而，现有研究仍不足以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的统一年龄门槛。今年1月，英国《卫报》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员艾米·奥本正参与一项覆盖约4000名英国中学生的社交媒体限制试验。她表示，据研究团队所知，这是全球首项试图系统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预计到2027年陆续公布。在她看来，政策应随着证据的积累不断调整。现有研究显示，相关风险确实存在，但风险程度、影响机制及不同年龄段群体所受的影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年龄限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一刀切”的政策受到了质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提醒，年龄限制若孤立实施，可能将儿童推向监管更为薄弱的平台。该机构强调：“设置年龄限制不能替代企业改善平台设计和内容审核。”

在风险与权利之间，欧盟专家组提出了一条折中路径。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专家组的两位联合主席约尔格·M·费格特和玛丽亚·梅尔基奥尔建议：“在平台证明其服务具有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使用。”

设定年龄门槛之后，平台还必须判断屏幕另一端用户的实际年龄。现有方案包括身份证件核验、基于面部或行为特征的年龄估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年龄证明。英国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美国“常识媒体”高级顾问阿里尔·福克斯·约翰逊认为：“年龄核验技术市场在过去几年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技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平台会真正加以运用。7月7日，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独立测试机构KJR注册了50个测试账户，注册时均将年龄填写为16岁。该机构负责人安德鲁·哈蒙德表示：“我们一次也没有被要求验证年龄。”这表明，实际漏洞可能不仅在于验龄技术的准确性，也在于平台是否真正启动了核验机制。

核验越严格，越可能扩大身份信息和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范围；核验越宽松，又容易沦为“填个生日就过关”的形式。如何在核验年龄的同时，避免要求所有用户进行完整身份识别，成为新的政策难题。欧盟委员会正推动匿名年龄证明工具，使用户只需证明自己达到规定年龄，而不必向平台透露姓名、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欧盟方面表示，该方案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但仍有待各成员国进一步部署。

由此看来，13岁、15岁或16岁都不是自动解决问题的“魔法数字”。真正决定政策效果的，是平台能否可靠地核验用户年龄、保护验龄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并同步调整推荐系统与默认安全设置。这正是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TikTok时释放出的关键信号：防范未成年人沉迷及其他网络风险，不能仅靠一道身份验证的“年龄门槛”，还须重构平台底层的算法逻辑与产品设计。与其只问孩子多大才能进入社交媒体，更应追问平台能否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网络环境。

7月29日下午，一场聚焦高层次人才与产业对接的盛会——“2026世界名校博士湖南行”湘江新区专场活动在长沙拉开帷幕。来自全球顶尖学府的博士精英，携手湘江新区众多渴求英才的企业领袖及侨界代表，共计逾两百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举，同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人才之约。

作为湖南乃至中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沙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稳居全国省会城市第六位，并连续十八载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桂冠。而湘江新区，作为全国第十二个、中部首个国家级新区，其经济体量已跨越五千亿元大关，综合竞争力在十九个国家级新区中名列第六，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动能与无限潜力。

活动当天，百名博士踏访湘江新区的核心热土，实地感受这片创新高地的独特魅力。他们先后走进圣湘生物、威胜集团等标杆企业，以及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国链安全可靠计算机产业促进中心、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重地，零距离体察新区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硬核实力。

在随后的洽谈环节，三十家重点企业和园区纷纷设展求贤，现场氛围热烈。AIGC软件领域A股上市企业万兴科技借此契机，正式发布了面向全球顶尖人才的“引力计划”，招募岗位涵盖全栈开发、AI应用开发及创新产品等前沿方向，最高年薪达一百二十万元，引得众多博士驻足咨询、跃跃欲试。

“湘江英才”对接会上，十二位博士与湘江新区用人单位现场签署了合作协议，签约范畴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万兴科技更是成功揽获两位分别深耕图像算法与产品技术方向的博士人才。据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这些新晋精英将直接参与核心业务的研发攻关与技术革新。

近年来，湘江新区（岳麓区）归侨侨眷联合会积极发挥侨界“双招双引”联盟的纽带作用，秉持“以侨为桥、以才引才”的理念，持续架起人才与产业精准衔接的坚实桥梁。英国归国博士、湖南湘江新区（岳麓区）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顾问、希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徐琥感慨道：“学成归国后，湘江新区为我提供了科研转化与落地扎根的最优土壤，让我既能专注技术攻关，也能享受生活的惬意。”

展望未来，湘江新区将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细化服务保障，让每一位人才在新区“进得来、留得下、干得好”，在这片热土上施展抱负、成就梦想、书写华章。

中新网7月14日电 根据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就进一步规范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管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强调，各级医疗机构在采购医用设备时，必须契合自身功能定位及阶梯式配置标准，将产品质量、价格水平、售后服务等核心因素全面纳入评审体系，坚持优质优价原则。一方面要依托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有效压缩虚高价格，另一方面则需树立全生命周期成本意识，统筹考量配套耗材、维护保养等后续支出，科学选定评审方式，杜绝“内卷式”恶性竞争。

这份编号为国卫财务函〔2026〕131号的通知指出，推进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管理，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亦是深化医药卫生领域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抓手。经与财政部协商达成一致，现将相关事项部署如下：全国范围内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凡使用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列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须执行部门集中采购程序。但遇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不可抗力引发的紧急采购需求时，可豁免此规定。采购甲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须事先取得相应配置许可。

按照通知要求，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应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落实各项政府采购政策导向，原则上采取公开招标等竞争性采购模式。涉及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计划管理及信息统计等事项，仍沿用现行管理规定和预算管理级次执行。

具体而言，集中采购工作须遵循三大核心原则：其一，管理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明晰分离、彼此制衡，通过科学制度设计、合理权限分配、多元监督落实，构建相互约束机制，确保采购流程规范有序、廉洁高效；其二，坚持技术适配、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导向，将质量、价格与服务等关键要素纳入评审标准，实现优质优价，既发挥规模采购优势、挤出价格水分，又强化全生命周期成本理念，兼顾耗材供应与维保需求，科学选择评审方法，防范“内卷式”竞争；其三，严格依法依规，确保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严禁设置歧视性或倾向性条款，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加快建立集中采购价格透明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组织架构层面，通知明确了分级负责机制。国家级集中采购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牵头组织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对于个性化定制程度高、需配套设计施工及基础设施建设、且须逐台按程序获取注册证的设备，待条件成熟后再纳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实施集采。省级集中采购方面，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全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并逐步将资金投入规模大、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其它医用设备纳入集采范畴，2026年底前须至少完成一轮集采，原则上每年上半年至少组织1次，可视实际需要适当增加频次。市地级集中采购方面，将积极稳妥推进试点，2027年6月底前，各省份至少确定1个市地开展试点并完成一轮集中采购。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着手构建医用设备集中采购价格透明机制，强化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支撑，推进全国高值医用设备备案数据库建设。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及时将高值医用设备的采购信息上传登记备案，具体操作细则另行通知。

在实施流程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重点环节：一是制定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编制本级目录，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试点市地须秉持稳妥审慎、先易后难原则，报省级部门研究拟定目录并履行相关程序，严禁将属于省级层面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采权限下放至市地级；二是确定实施机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在本单位等非营利性事业法人中择优遴选1家专业能力突出、内控管理规范、资质符合条件的机构作为集采执行主体，该机构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可自行组织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开展具体采购业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实施机构；三是加强采购需求管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需求管理主体责任，须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设定并报送采购需求，强化需求形成与实现全过程的内控和风险管理，集采实施机构应发挥专业支撑作用，科学合理划分采购包，杜绝简单“一刀切”，采购文件须全面规范反映需求并经医疗机构书面确认后方可发布；四是强化评审环节异常低价审查，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有关要求，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的具体情形，规范开展审查并及时应对处置，如实记录审查意见和结果；五是健全报告制度，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建立集采重大事项及年度情况报告机制，省级部门须于2026年6月底前将本省份集采工作方案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备案，每年12月底前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通知还从思想认识、统筹部署、实施保障、监督管理、政策解读五个维度提出要求。各地须深刻认识集采工作对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降低采购成本及患者负担、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重大意义，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高质高效、平稳有序，坚守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严格落实控制三级公立医院规模无序扩张、设备配置与功能定位相适应、严禁举债购置大型医用设备等规定。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明确牵头部门，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制度机制，加强对市地级工作的指导，鼓励建立省际、市际采购联盟，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各地要督促实施机构强化内控与风险管理，保障人力配置，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加强法制及廉洁自律教育。暂未纳入国家级集采的甲类大型医用设备，属地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实施机构须指导医疗机构依法依规自主采购。医用设备集采工作应接受本级财政部门监督，配合审计、纪检监察等外部监督，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和财会监督作用，强化日常过程监管，及时发现处置苗头性问题。各地在部署实施过程中须稳妥做好政策解读与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据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与此前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相关的未尽事宜均按政府采购现行管理规定办理。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管理的通知》(卫规财发〔2007〕208号)同时废止；《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2〕96号)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3〕7号)中与本通知不一致之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题：筑牢居民消费根基 激发消费潜力活力——我国加速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透视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正步入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并重的关键阶段。记者近期深入多地调研发现，各地正通过一系列举措不断巩固居民消费根基，积极打造扩大居民消费的持久机制，从而更充分地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石作用。

就业被视为民生之本，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乃是增强消费能力的关键途径。今年以来，新疆地区显著增强了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及就业困难人员的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相关社会保险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均得到有效落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负责人透露，当地围绕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综合运用“稳岗位、提技能、优服务、保权益”等多项举措，力求以更充分的就业夯实消费的基础盘。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唯有实现更充分且更高质量的就业，确保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消费扩张的根基方能更加牢固。因此，必须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多元渠道稳定并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创业扶持政策环境，并重点关注各类重点群体的就业需求。

当前，我国正积极培育就业新增长点，尤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拓展就业空间。与此同时，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教育、培训与就业衔接，提升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化解“岗位空缺与人才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全力推动重点群体就业和增收，为激发消费动能奠定坚实基础。

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密切关联。要提振消费、增强消费实力，关键在于多途径促进居民增收。夜幕降临，江苏淮安盱眙县的“尅街”灯火璀璨，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龙虾香气，众多食客围桌而坐，细细品味美味的虾肉。2025年，盱眙县龙虾养殖总面积已达到100万亩，小龙虾产业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32.5%。

从局部看全局，近年来各地特色产业的蓬勃兴起，已成为推动居民增收、提升消费能力的重要支撑。放眼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努力让城乡居民的“钱袋子”更加充实：四川明确提出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力求将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惠及农民；辽宁则通过推进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这些举措正逐步增强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的稳定预期，让消费信心更足、底气更硬。

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公共消费的合理增加。去年年底，民政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年过七旬的王奶奶因双下肢功能丧失而入住养老机构，今年2月，她顺利领到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王奶奶的子女对此深表感激：“这项补贴每月都能抵扣部分服务费用，切实减轻了我们家庭的经济压力。”

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健全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合理扩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投入……针对阻碍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一系列政策安排正让百姓敢于消费、乐于消费。面向“十五五”时期，居民消费基础将得到进一步夯实。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消费能力，并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等方面部署了具体任务。

展望未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仍需统筹全局、综合施策，方能持续释放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