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领域，有一种被称为“归因理论”的学说：当人们收获成功时，往往倾向于将功劳归于自身的能力与付出，即“内部归因”；而遭遇挫折时，却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外部环境，即“外部归因”。这一现象在贸易保护主义者身上展现得尤为突出。个别国家在产业升级乏力、丧失竞争优势甚至面临产业空心化困境时，便试图将内部矛盾转嫁，把矛头指向中国，借“甩锅”来转移视线。

面对某些势力将经贸议题政治化、热炒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不断升级对华限制举措的态势，中国商务部正式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这份近1.2万字的文件，犹如一次彻底“刨根问底”式的澄清，从根源上消解了“产能过剩论”的诸多谬误。

那么，何为产能过剩？产能规模大就必然意味着过剩吗？通俗地讲，产能过剩指的是产品供给超过需求。然而，市场供需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如同冰箱在盛夏热销、寒冬遇冷，既不能仅凭夏季的旺销就断言产能不足，亦不能因冬季的滞销就断定产能过剩。《立场》文件明确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常态化的动态现象，供需关系始终在“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中演进，并不存在一种恒久不变的均衡状态。产能是否过剩，归根结底取决于供需匹配程度，这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中不断自我调适，平衡是相对的，失衡才是常态。

“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个多维度的复杂命题，既不能孤立地评估产能数字的高低，也不能局限于某个时点或某个区域，而应结合具体的经济语境加以辨析。即便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衡量指标，也需分门别类看待——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差异显著，发达经济体与快速增长型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位数多落在75%至80%之间，欠发达国家则普遍处于50%至64%的区间，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尺。

作为兼具“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双重身份的角色，中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整体处于合理范畴。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利用尤为充分；部分传统原材料行业因结构调整与绿色转型而出现阶段性偏低，这属于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适应性调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指出，评判一国产能利用率的高低，通常应与其长期均衡值或历史均值进行纵向比较。数据显示，美国1967至2007年的产能利用率长期均值为81.4%，而2008至2021年间则降至76.1%，降幅达5.3个百分点。反观中国，近三年通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等关键细分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维持在相对健康水平，基本与2006年以来的历史均值持平。

无论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出于认知局限还是刻意为之，《立场》文件都针对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联展开了客观剖析，如同一场扎实的公共知识普及。譬如，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之间并无必然因果。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历年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全球产业政策数量显著增长，为新兴产业提供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低息贷款已成为国际通行惯例。合理的产业补贴机制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动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减贫事业与均衡发展，并不会引发所谓的“产能过剩”。

贸易顺差高企同样不等于产能过剩。以美国为例，其芯片产量的80%远销海外，波音公司约三分之二的商用飞机销往北美以外市场；欧盟在汽车、药品和化妆品领域的顺差在2025年分别高达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中国自始至终不刻意追逐贸易顺差，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口增速达22.1%，明显快于出口表现；此外，2025年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贸易顺差，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可谓“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

至于“中国内需疲软导致产能过剩”的说法，同样与事实相悖。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零售总额约为美国的1.7倍，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实物消费总量居世界首位，部分工业品的人均年消费量已逼近发达国家水平。实际上，市场竞争本身就是抑制产能盲目扩张的最佳利器——一旦过剩，便会遭遇滞销、亏损乃至被淘汰的结局。目前，中国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竞争环境高度活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表明，92%的受访美国企业2025年在华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亦显示，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评价道，《立场》文件对四组关系的深入探讨，有效厘清了国际社会关于产能问题的一些模糊认知与错误解读。例如，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若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恐怕难以满足低碳减排的紧迫需求，唯有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紧密结合，方能在挑战面前交出更优答卷。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全球风电与光伏发电的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贡献源自中国的创新实力、制造能力与产能优势。刨“产能过剩论”之根，并非为了逞口舌之快，而是意在解疑释惑、谋求共赢。正如《立场》文件所倡导的，通过互利互惠、务求实效的产供链合作，共同做大全球发展蛋糕，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崔凡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降低进口关税，拓展服务贸易开放空间，并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针对部分出口增速较快、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的产品，主动调降或取消出口退税，以维护出口秩序。部分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下滑，根源并不在于中国的“产能过剩”——中国始终在努力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均衡发展，为贸易伙伴创造更多市场机遇。

数据本身便是最有力的佐证：中国进口规模已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是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及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零关税全覆盖的主要经济体；中国还是全球唯一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国家，已成功举办8届，累计意向成交额突破5800亿美元；“十四五”期间累计进口规模超过90万亿元……这些事实共同指向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中国不仅是日益强大的“世界工厂”，更是充满活力的“世界市场”。中国现代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世界而言并非“中国冲击2.0”，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机遇2.0”。

近来，一位名叫苏娜的歌手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蹿红，引发了一场关于音乐创作边界的热议。这位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用她清亮的嗓音重新演绎了《乡恋》《英雄赞歌》《梦里水乡》等一批横跨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经典曲目，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与转发。然而，在专业音乐人的耳中，这些作品极有可能并非出自真人之口，而是由人工智能（AI）技术生成的翻唱。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演进，艺术家们如何看待这一新兴的翻唱现象？AI翻唱是否触碰了版权保护的底线？这些技术带来的新课题，正在短视频平台的流量狂欢中引发深刻反思。

“唱得情真意切，让多少‘50后’和‘60后’感动落泪。”“李谷一当年用歌声唱响了全国，如今苏娜的纯净嗓音，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乡恋》的深情厚意。”在短视频平台上，苏娜翻唱李谷一经典之作《乡恋》的视频下，网友留言络绎不绝，点赞量动辄成千上万。这位近来热度飙升的“歌手”，她翻唱的《英雄赞歌》《心中的玫瑰》《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梦里水乡》等经典老歌，音色与原唱神似却又别具一格，那份略带清纯的质感，仿佛将听众带回了那个纯真年代。评论区里，中老年听众反响热烈，有人直言她的歌声勾起了对原唱的回忆，也有人盛赞她超越了原唱，赋予了作品独特韵味。但令人费解的是，苏娜究竟是何人？即便翻唱了如此多的作品，她始终未曾露面，关于其个人生活的点滴信息，在网络上也无迹可寻。

“这极有可能是AI生成的。”知名乐评人卢世伟在聆听了苏娜翻唱的《心中的玫瑰》后，给出了他的判断。他敏锐地察觉到，“苏娜”这个化名本身就暗藏深意——目前市面上有一款主流AI音乐生成软件名为Suno，“不排除有人用这款软件制作歌曲后，取了一个谐音的名字来命名。”卢世伟分析道，这位“歌手”之所以能呈现千变万化的音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AI翻唱打破了人体生理机能的界限，“它能模仿任何人的嗓音与唱腔，听感流畅顺滑，但细听之下却找不到呼吸的气口，这基本可以断定是AI的产物。”

知名乐评人流水纪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指出，当前像“大头针”等一批AI歌手已在网络上积累了一定名气，利用AI翻唱老歌来吸引流量的做法正变得愈发普遍。北京日报记者也观察到，苏娜翻唱的歌曲，其编曲部分几乎未作改动，只是将人声替换成了与原唱高度相似的音色。不少网友也据此在评论中直言，苏娜很可能就是一位AI歌手。

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AI翻唱浪潮，那些被模仿的艺术家们究竟抱持何种态度？

“看到网友能通过这些翻唱作品联想到我、联想到经典，我感到十分欣慰。”李谷一以包容的心态看待此事。尽管对翻唱可能涉及的侵权风险有所耳闻，但她认为在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不必抗拒新事物。“我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一首好歌无论谁唱都是好事，不管是人唱还是机器唱，都是乐事。”李谷一如是说，“至于其他问题，顺其自然即可，不能一开始就给它套上束缚。我相信旧有的格局会因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改变。”

面对这项全新科技，当下音乐界大多持观望态度，鲜有明确表态，但公开支持或反对的声音也时有耳闻。今年4月，歌手周深在发行歌曲《月之纪》时，便同步发布了版权声明：未经授权，本作品禁止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模仿、学习及生成等相关活动。这一声明一经发布，便赢得了众多音乐人、乐评人及网友的力挺，许多人表示，“我们并非反对AI技术本身，而是反对未经授权就攫取原创内容的行为。”

作为一位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并明确声明绝不使用AI进行词曲创作的音乐人，小柯也坦言这是一个两难困境。作为创作者，他同样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翻唱被更广泛地传播，但版权保护同样不容忽视。“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版权公司与AI平台之间的博弈，理想的情形应是AI平台向音乐版权方支付费用。”在小柯看来，双方目前正处于角力阶段，新生事物总需在各方协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方能最终达成平衡。

无论艺术家们持何种立场，就AI翻唱而言，法律层面的界定其实相当明确。

“我们在维权时，不会去纠结这首歌是否由AI生成。”长期深耕于影视、音乐、演出等文化娱乐领域的律师徐智省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定性。他解释，侵权判定的核心在于作品使用是否获得了授权，而非取决于采用何种技术手段。“只要上传的音频或视频中包含了他人的词曲内容，无论是由人声演唱还是机器生成，未经许可便涉嫌侵权。”

徐智省进一步介绍，AI翻唱实际上触碰了两条法律红线。其一，是对词曲著作权的侵害，这与真人未经授权翻唱的性质并无二致。“此外，自然人的声音在法律上可参照肖像权予以保护。”他补充道，若未经许可，AI生成的音色刻意模仿原表演者的声音，使得听众能明显辨识出对应的原唱歌手，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的侵犯。

不过，徐智省与流水纪均向记者透露，在实际操作中，鲜有版权机构或表演者会与AI翻唱背后的操作者对簿公堂，绝大多数权利人更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维权途径。徐智省坦言，当前AI翻唱多属个人或小团队试水起步阶段，单个侵权主体的体量有限，版权方通常会直接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了事。但确实也存在侵权方在作品被下架后，更换账号再次上传的情况，维权方不得不重新投诉，陷入“投诉—下架—再上传—再投诉”的无限循环。流水纪认为，平台方应加强审核机制，建立审查与筛选体系，要求AI创作或翻唱的作品必须进行明确标注。

教育是奠定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基石。随着“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列为重点任务，我们有必要回顾“十四五”期间基础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探究这份自信的根源所在。这些成果不仅彰显了教育事业的稳步前行，更映照出国家发展的坚实步伐。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其中的脉络与亮点。　　该内容由龙泠宇、赵文轩负责编导，并整合了新华社记者的相关报道。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