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汕头7月16日电（郭军 唐友文 邓杰）由广东铁投集团旗下粤东城际公司出资建设、中铁城建集团负责施工的粤东城际铁路项目莲塘动车所，正按下建设“快进键”，近期已顺利完成生活区和设备区桩基作业，为主体工程全面铺开打下坚实根基。

中铁城建方面透露，地处汕头市金平区的莲塘动车所，作为粤东城际铁路网络的关键配套设施，堪称整条城际线路列车的“专属4S店”。该所不承担旅客上下车功能，而是专注于为粤东城际动车组提供全维度维护保障——全线所有动车组的日常一级、二级检修以及突发故障处理均汇聚于此，同时还肩负着绝大多数车辆的停放与储备任务，是守护粤东城际线路平稳顺畅运转的核心基础设施。

就建设尺度与空间布局而言，莲塘动车所规划了16条正式存车线，并预留了4条远期扩展线路，每一条存车线均遵循“一线两列位”的设计原则，即单线可容纳两列列车并行停放。据此推算，待远期设施全面落成后，该动车所将有条件同时收纳多达40辆城际列车，这一规模直观展现出粤东城际铁路后续运力配置的前瞻性。

整个项目占地面积达49405.76平方米，包含25栋房屋建筑以及站场配套工程。待粤东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这里既是列车休整的“港湾”，也是铁路员工日常开展检修作业、办公及居住的场所。房屋基础采用预制混凝土方桩与筏板基础相结合的方案，主体结构则主要以钢筋混凝土框架体系及钢结构为主导。

据中铁城建项目负责人表示，工程启动以来，施工团队遭遇了作业点分散、钢结构吊装跨度偏大、雨季频繁等多重难题。面对这些挑战，他们合理编排施工流程，优化周转材料调配与流水化作业组织，力保现场施工井然有序、高效推进，全力向各个工期节点发起冲刺。

据了解，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线路总长约140.5公里，横贯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核心区域，并衔接多个重要交通枢纽。中铁城建所承建的标段分布于揭阳市与汕头市境内，主要任务涵盖9座高架站及1座地面站的站房建设，此外还包括莲塘动车所以及若干附属单体房屋工程。（完）

人工智能日益精通英语表达之际，大学英语教学该何去何从？深圳理工大学近期宣布，将在2026级学生中选取两个班级作为试点，推行跨文化交流课程改革，以“跨文化交流课程体系”取代原有的英语教学安排，不再单独设置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英语必修课。

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热议，“AI已能胜任翻译，英语学习是否还有必要？”“大学英语是否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榜。实际上，这并非个别院校的独有尝试。近些年，四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徽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纷纷对公共外语课程体系作出调整，一场围绕大学英语“教什么”“怎么教”的变革已在众多高校悄然展开。

大学英语正逐渐摆脱“工具化”标签。过去，大学英语课程以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语言技能为核心，同时承担着助力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重要任务。对许多学子而言，大学英语更像是一门“语言工具型”课程。然而，人工智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中国翻译协会今年发布的《2026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已深度渗透翻译领域，翻译生产方式正从传统人工操作加速转向“人机协作”。大量标准化、重复性的语言转换任务正由AI接手，而翻译人才的核心优势则逐步转向专业领域知识、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传播技能以及译后审校等更具创造性和综合性的维度。翻译行业正站在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的结构性转折点。

行业需求的演变也映射在大学课堂之中。广州某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陶老师透露，如今学生完成英文作业时几乎离不开AI辅助，若传统课堂仍固守单词记忆、语法讲解和翻译练习，很难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课堂重心已不再是传授翻译技巧，而是引导学生判断AI为何给出某种翻译、该翻译是否精准、是否契合真实交际语境。她举例说，一次学生用AI翻译商务邮件，语法上几乎无懈可击，但语气却显得僵硬，不符合英语商务沟通的惯常风格。“若缺乏一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积淀，很难察觉这类问题。”她表示。

深圳理工大学英文中心主任李寄在受访时也持有相似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既为高校外语教学带来挑战，也提供了重新审视人才培养模式的宝贵机遇。“未来课程改革的要义，并非削减英语学习，而是培养学生善用AI、驾驭AI，并能在真实国际交流情境中化解问题的能力。”李寄强调。学生的切身体会则更为直观。正在读大二的钟同学告诉记者，如今撰写英文摘要、查阅英文文献时，他都会借助AI提升效率，但真正置身课堂讨论、小组展示或与外教沟通的场合，AI却难以施以援手。“它能给我一个答案，却无法替我表达个人观点。”他说，“老师现在更注重课堂互动、团队协作和临场发挥，这些都离不开扎实的英语功底。”

另一位英语专业学生张同学坦言，AI的发展促使许多同学重新规划职业方向。“以前觉得精通翻译就有优势，如今大量基础翻译工作AI都能胜任，所以大家会主动选修国际传播、新媒体、国际商务等课程，期待日后不仅掌握英语，还能解决现实问题。”AI让语言学习更趋高效，也倒逼大学英语课堂深思：未来真正值得学生投入时间钻研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AI加速了大学英语改革的进程，那么更深层动因则源自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0%，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强劲增势。

“今天的开放已进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双向平等交流的新阶段。”李寄指出，以往学习英语更多侧重认识世界，如今则更需要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故事，实现平等对话。在他看来，这也是深圳理工大学此次未沿用“大学英语”称谓，转而采用“跨文化交流课程体系”的关键缘由。“语言仅是交流的媒介，真正左右交流成效的是文化理解力。未来国际交往不仅要求会说英语，更需领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平等交流中展示中国、理解世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李寄说。教育部印发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年版)》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还应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同样提出，要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广阔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持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越来越多高校正围绕这一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四川大学着力加强学术英语课程建设，服务国际科研协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全球胜任力培养、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融入公共外语课程；安徽大学推进跨文化通识课程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则依托民族文化特色，将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嵌入课堂教学。改革路径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同一目标——培养能适应新时代国际交流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学生也察觉到这些变化。广州某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黄同学告诉记者，如今的英语课除语言训练外，还融入了国际新闻解析、跨文化案例研讨等内容。“以前学习多是为了应试，现在老师会引导我们思考，同一句话为何在不同国家会有迥异的理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该如何表达。这些内容AI很难直接传授。”她说。

培养目标既然转变，课堂改革也随之推进。对高校而言，这场改革绝非简单削减英语课时，更不是让AI取代教师，而是重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大学英语课堂应当塑造学生的哪些能力？作为此次改革备受瞩目的高校之一，深圳理工大学给出的答案是“跨文化交流”。据李寄介绍，学校将遵循“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则推进改革，2026年秋季率先在两个实验班启动试点，同步举办跨文化交流节、全英文科普赛事、AI模拟国际会议等实践活动，再依据实际效果逐步向全校铺开。

“课程改革并非取消英语，而是让英语回归交流工具的本真。”李寄认为，AI能助学生提升学习效率，却无法替代学生养成国际沟通能力、文化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而这些恰恰是未来国际化人才最核心的竞争力。据悉，新的课程体系分为分层必修与拓展选修两大模块。学生既要修读《跨文化交流读写》《跨文化交流听说》等基础课程，也可依据未来职业方向，在《科技学术交流》《跨文化适应与实践》《中国文化经典英文选读》《跨文化视域中的高级英汉翻译》等课程中自主挑选学习内容，覆盖国际科研合作、涉外交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多类真实场景。

课程评价方式也随之革新。以往，一张期末试卷往往决定一门课的成绩；如今，AI辅助形成性评价、课堂表现、项目实践、国际交流模拟等要素均被纳入考核范畴。AI承担词汇、语法等标准化训练，教师则把更多精力投放于课堂讨论、文化剖析、案例研判和思维启迪。陶老师认为，这种转变正在重塑师生在课堂中的角色。“过去多是教师授课、学生记录，现在学生需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她告诉记者，近两年自己尝试让学生借助AI完成初步资料搜集，再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课堂辩论、文化比较和案例分析。“学生不仅要明白AI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更要思考为何这样回答、有无偏差、是否契合真实语境。”在她看来，AI并不会弱化英语学习的意义，反而让教师能将有限的课堂时间更多留给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能力培养。“未来企业需要的，不是只会翻译的人，而是能够沟通、协调、表达、解决问题的综合型人才。”她说。

中新网7月31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31日举行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蒋毅在会上就“六张网”建设进展作出说明。他表示，在多方协同推动下，大量工程正密集启动，原计划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绝大多数已进入施工阶段，整体建设节奏明显提速，政策效应也正逐步显现。

蒋毅指出，“六张网”的规划布局，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其鲜明特征体现在多个层面。从功能维度审视，这一体系不仅肩负着稳定投资、扩大内需的重任，更是激发新动能、提升效益、改善民生、保障安全的关键途径。从项目构成来看，其涵盖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既着力补齐短板，又注重锻造长板，精准契合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从推进方式而言，“六张网”并非各自为战、孤立运作的板块，而是相互交织、协同增效的有机整体，最终形成合力，其综合效能远超单一项目的简单累加。总体而言，推进“六张网”建设，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有效路径，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础提供了重要支撑。

为确保部署落地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强化了整体协调，联合各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针对每一张“网”量身定制了专项规划或执行方案，力求在短期内形成实质性工作量。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目前成果已初步显现：一批项目正密集开工，年内计划的重大单体项目中，多数已顺利完成启动；一批工程正加速推进，例如国家水网核心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项目，以及能源领域的关键节点——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均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此外，一批设施已投入运行，如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配备的6万张国产AI芯片正高速运转，展现出强劲的带动效应。“六张网”建设步伐加快，政策利好也在持续释放。

蒋毅强调，展望下一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携手各方，聚焦于多网协同、软硬兼顾、场景融合，进一步细化具体实施方案，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地加速建设进程，并强化资金与要素保障，推动规划蓝图转化为贴近民众、切实见效的具体项目。工作重心突出为“三个注重”。

首先，注重全局统筹与多网联动。在布局上，需综合考量预期目标、待解难题及现实条件，坚持全国一盘棋的规划思路，科学设定“六张网”框架；在实施中，则要突出集成与赋能，将多网融合理念贯穿于规划、建设、运营的每一个环节。

其次，注重高效利用与实效导向。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目标为牵引，确保资金投放精准有力，项目一旦建成，便立即发挥实效，避免资源闲置或浪费。

最后，注重场景驱动与落地见效。通过挖掘实际应用场景，推动建设成果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动能，真正让“六张网”成为惠及民生、支撑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石。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