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的北京，一纸毕业证书为大学时光画上句点，而各路高校教师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却意外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刷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陈昌凯，用一句“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再累也要把睡眠留给自己”的朴素叮嘱，轻轻叩击了无数毕业生的心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则以“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这般略带自嘲的口吻，将哲学的深邃化为对当下青年困惑的回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宁，更以“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片迷雾，同一种焦虑”的共鸣之语，探讨文学在喧嚣时代里所能承载的独特重量。这些致辞之所以能突破象牙塔的边界，迅速走进大众视野，其魅力并不在于辞藻的堆砌或修辞的华丽，而恰恰在于那份赤诚——它们不曾试图以“如何不被人工智能淘汰”的命题制造焦虑，反而引导人们反思：在机器日益精进的今日，什么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价值？它们没有站在高处，以说教的口吻宣讲宏大道理，而是用具体而温暖的言语，与年轻灵魂进行平等而真切的对话；它们更不贩卖热血沸腾的励志信条，反而坦然面对迷茫、脆弱与不完美，并温柔地告诉每一位毕业生：这些缺憾，本就是人生的底色。正是这种带着思考、透着温度的“活人感”，深深触动了年轻一代的心灵深处。

技术革命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理性姿态向前狂奔，但人类的情感需求，却始终渴望被看见、被理解。高等教育的真谛，从来就不在于将人塑造成高效的生产工具，而在于培育心智健全、知行合一、能经世致用的完整个体；它也从不是为成功设定一个统一模板，而是为多样的人生提供无限可能。在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上，老师们所传递的，与其说是经验的积累或知识的总结，不如说是一种直面世界的勇气，以及接纳自我的那份从容与淡定。

7月19日，上海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文化盛宴。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90余名师生齐聚于此，在刮痧、针灸、石氏伤科脊柱微调、颂钵五音疗愈以及中药泛丸展示等丰富活动中，亲身探寻东方传统医学的独特韵味。这场体验活动是第二十届上海国际青少年互动友谊营的亮点环节之一。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贾杨介绍，将中医、中药和非遗代表性项目搬到现场，旨在营造一个高参与度、强体验感的中医药文化场域，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真正走入中医世界，而非仅仅停留在书本或抽象概念之中。他进一步阐释道：“借助‘非遗与现代疗愈’的巧妙融合，我们希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中医药理念的种子，让他们通过亲身动手、动身的实践，体会中医‘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以及‘顺应自然、身心同调’的深邃哲学。”

在针灸、拔罐与刮痧体验区，来自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专家梁永瑛忙得不亦乐乎，她手持刮板正为海外师生们细致操作。“刮痧能驱散寒邪、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操作时应循着经络走向，在疼痛部位进行，并注重穴位刺激。”梁永瑛耐心讲解，强调刮拭过程需以患者舒适为要，出痧呈红色或紫色，往往提示体内有寒邪潜伏。她还细心叮嘱大家，刮痧后切忌空调直吹，须间隔四小时方可沐浴。

话音未落，她便为巴西少年西奥·巴罗斯·吉马良斯进行刮痧。不消片刻，少年手臂便泛起红晕。这位初次接触刮痧的男孩表示，巴西设有中医门诊，早闻中医疗法颇为神奇，这次亲身体验后，只觉浑身舒畅。活动现场，多位感到肩颈僵硬的学生也纷纷感叹：“乍看红痕有些骇人，但做完后双肩轻松不少，这种看得见的疗效实在令人称奇。”

同日，第七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氏伤科）代表性传承人张国梁医生亲临现场，以独特手法引领中外师生体验脊柱微调之术。张国梁介绍，石氏伤科手法讲究在“骨错缝、筋出槽”的情形下，运用“拽、落、端、提、按、揉、摇、抖”等十二字诀，强调“顺势调整、忌用蛮力、借力发力”，尤其适用于颈椎、胸椎、腰椎等脊柱相关问题，安全性颇高。

这一传统非遗项目吸引了大批营员争相排队体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女孩索菲亚首次踏上中国土地，也首次接触中医。她兴奋地分享：“这一体验妙趣横生，与我们国内常见的‘多休息’式治疗大相径庭，做完后倍感舒适。”她还透露，哥斯达黎加现已有中医诊所，未来希望能尝试更多中医疗法。

与体验区人声鼎沸的景象迥异，音乐与香文化疗愈区则流露出静谧与澄明。疗愈师正带领师生们探索颂钵五音疗愈的奥妙。记者观察到，现场错落摆放着五只大小各异的颂钵。疗愈师玉山解释，这些颂钵分别对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五音、五脏”概念。他强调，疗愈注重科学调节，“通过声波振动，从听觉、触觉等多维度阻断焦虑情绪，从而促进身心全面放松。”

据悉，本次活动将每场体验控制在15至20分钟内，营造出安静宜人的环境，使参与者能迅速进入放松状态。前两场体验中，不少青少年甚至酣然入睡。美国学生尼古拉斯·阿迪丝·基恩·安森在体验后分享道：“整个过程无比放松，我差点睡着了。平时我喜欢靠阅读解压，这次体验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安宁，实在妙不可言。”

贾杨表示，此次体验设计着重将中医药文化融入现代健康生活方式，帮助海内外青少年认识到中医不仅是治病疗疾的手段，更是一种可触可感的生活美学。他希望借此机会，让年轻人了解中医、爱上中医、运用中医、信赖中医，进而将这份影响力辐射至家庭与社群，实现代际间的文化传递与交融。

这位中医领域专家还透露，未来不仅要以精湛医术和高效疗法服务中外患者，更将大力推广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带动产品研发、教育培训、康养体验等全产业链走向海外，让海派中医踏入外国高校、文化艺术节等多元平台，使世界持续领略东方传统医学的恒久魅力。(完)

炎炎夏日，一种风味独特的美食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生腌。这股热潮席卷而来，却让人心生警惕。

在潮汕、顺德等沿海地区，生腌一直是当地人的心头好。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经过简单的腌制，便能激发出令人惊艳的口感与风味。近年来，借助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效应，这道传统美食迅速风靡全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潮。

然而，热度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浮出水面：生腌海鲜真的安全吗？究竟能不能放心享用？

所谓生腌，核心在于“生食腌制”。制作过程中，新鲜食材配以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根据个人喜好还可加入柠檬汁或芥末酱，随后直接食用。由于通常冷藏保存，生腌口感清凉，酸辣开胃，在酷暑时节尤为受人青睐。

生腌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恰在于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原始鲜味。许多食客对这道“人间毒药”情有独钟，仿佛一经尝试便难以回头。坊间甚至有“吃生腌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的说法。

尽管生腌能够锁住食材的鲜美本味，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可小觑。

有人或许会说：白酒、芥末、盐分不都能杀菌吗？可惜，这些手段根本无法彻底消灭病菌和寄生虫。

以白酒为例，即便选用高度酒，多数也仅在50多度左右，距离有效杀菌所需的70%至75%浓度仍有不小差距。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并非万能——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对酒精就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更何况，海鲜中潜藏的不仅是细菌和病毒，还有更为棘手的寄生虫。2001年至2004年间，卫生部在全国27个省市开展的第二次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显示，华支睾吸虫（即肝吸虫）是我国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之一，常见于醉虾和淡水鱼生中。全国平均感染率为2.4%，而偏爱生腌的广东省，这一数字竟高达16.42%。

即便经过严格处理和腌制，生腌食品的安全性仍无法得到百分之百的保障。有人可能会说：我从小吃到大，怎么也没事？事实上，寄生虫引发的健康问题可能潜伏数十年之久。

仍以肝吸虫为例，超过100种淡水鱼可携带此类寄生虫，其中以草鱼、花鲢、鳙鱼等鲤科鱼类为主。肝吸虫可在人体内存活15至25年。轻度感染时，症状可能极为轻微，甚至与常见疾病相似，极易被忽视。然而，感染较重时，则可能导致食欲减退、腹泻、发热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引发胆梗阻、肝硬化、黄疸乃至胆管癌。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将华支睾吸虫列为一类致癌性寄生虫感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此发出呼吁：在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应摒弃不良饮食习惯，坚决不吃生鱼、生虾及未煮熟的鱼虾。

也有人认为，淡水鱼寄生虫多，海鱼生活在高盐海水中，应该没问题吧？事实并非如此。海水中的寄生虫种类多达上千种，常见的异尖线虫便经常出现在鲳鱼、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等海鱼体内。感染此类寄生虫后，症状可能在几小时内显现，也可能延迟至一周左右，轻则肠胃不适，重则剧烈腹痛、持续腹泻、呕吐、胃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胃部穿孔。

除了寄生虫，生腌食品还潜藏着细菌和病毒的威胁。由于未经高温烹饪，其中的病原体难以被完全消灭。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醒，未经充分加热的生食或半生食食品可能携带致病菌，对人体健康构成风险。

每年夏季，随着大排档的兴旺和生腌美食的流行，水产品的消费量显著增加。生腌或未完全熟透的海鲜中，可能含有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病原体进入人体后，轻则引起腹泻、腹胀、呕吐、恶心，重则可能导致菌血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病毒方面，诺如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较为常见，贝类等海鲜容易受水体污染影响，而高度白酒对这两种病毒几乎无能为力。

正因如此，夏季沿海地区因食用海鲜而就医的患者数量明显攀升。以山东省日照市某三甲医院的数据为例，食源性疾病患者在6至9月间就诊最为集中，其中主要致病原因为诺如病毒（9.53%）、副溶血性弧菌（8.54%）和沙门氏菌（1.91%），而这些大多与海产品密切相关。

此外，经常食用生腌还可能对健康产生长期影响。贝类和淡水鱼中富含硫胺素酶，这种物质会分解维生素B1，长期摄入生腌食品可能导致维生素B1缺乏，进而引发“脚气病”。需要澄清的是，此“脚气病”并非人们常说的足癣，而是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包括神志淡漠、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肢体感觉和运动障碍，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未经加热变性的生蛋白结构不利于人体吸收，无形中增加了消化系统的负担。

那么，如何才能安心享用海鲜呢？以下几点不容忽视：首先，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新鲜食材。大型超市和规范化市场的水产通常会定期抽检，安全性更有保障。海鲜的新鲜程度不仅影响口感，更直接关系到食用安全。某些青皮红肉鱼类若不新鲜，会产生有毒的组胺，摄入过量可引起头晕、头痛、呕吐等中毒反应。

世界卫生组织在《食品安全五大要点》中明确指出：食物必须彻底做熟，尤其是肉类、禽类、蛋类及海产品。适当的烹调可杀灭几乎所有微生物，研究证实，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即可确保安全食用。

因此，烹饪时务必保证充分加热。若食材较厚或不易熟透，应适当延长烹调时间。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追求的难道仅仅是一时的味蕾刺激吗？生腌海鲜虽魅力无穷，但餐桌上的安全与健康，才是我们最应当珍视的底线。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