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一场聚焦生物制造领域科技创新的对接交流活动在深圳光明区拉开帷幕，这也是“百家全重进湾区”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之一。当天，来自科研界和产业界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此次交流活动由广东院士联合会、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及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手筹办。与会各方就微生物安全与健康科学、生物制造的演进趋势与现实应用、合成生物学的最新突破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搭建科技研发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高效桥梁，推动创新成果精准落地。

开幕式上，广东院士联合会秘书长卢育辉以《“两会一行动”力促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为题，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该会在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方面的创新举措与实践路径。

在主题报告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暨广东院士联合会副会长吴清平，发表了题为《中国微生物安全与健康科学大数据库创建及其在绿色生物制造中的应用》的演讲。他着重阐述了微生物在人类健康维护及工业流程中的关键角色，并介绍了微生物菌种基因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及其广阔应用前景。

深圳先进院院长、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及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主任刘陈立，则通过《生物制造发展趋势与实践探索》的报告，系统梳理了生物制造百年来从萌芽到壮大的发展轨迹，并结合具体案例剖析了当前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随后的项目路演环节精彩纷呈，五个创新团队轮番亮相，集中展示了涵盖创新药物研发、生物分子智能设计、精准发酵技术、细胞免疫治疗以及未来食品育种等多个生物制造核心方向的最新成果。这些项目不仅体现了大湾区在该领域的锐意创新精神，也彰显了区域内深厚的科研积累与产业转化潜力。

在自由交流与对接时段，来自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企业代表与科研机构专家，围绕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链协同合作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而务实的沟通，进一步促进了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

据民政部官方微信公众号披露，7月28日，民政部与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及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简称《方案》）。该方案旨在强化婚介机构的运营规范，推动婚介服务行业良性发展，并明确自2026年7月至2027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婚介机构集中治理行动。

此次专项治理的覆盖对象涵盖全国各类从事婚介服务的市场主体及社会服务机构，包括线上婚介平台、线下实体机构及相关组织，但纯属交友或社交性质的免费平台不在此列。整治焦点具体包含六大维度：其一，登记服务违规情形，诸如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或社会服务机构法人登记即擅自开展婚介业务，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不符，以及线上平台未获互联网信息服务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就擅自运营；其二，虚假营销行为，涉及对服务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或所获荣誉进行失实或误导性宣传，承诺“包成功”或“保证脱单”等不切实际的效果，捏造成功率及成功案例，或对征婚者数量、品质及来源进行不实表述；其三，“婚托”欺诈手法，包括安排假冒征婚者与客户见面，虚构约见记录，编造优质对象信息并借“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多次收费，或由多名“婚托”轮番与同一客户会面以消耗服务次数；其四，合同签约违规，即在合同中设置不公平条款，限制消费者权益或减轻经营者责任，尤其是利用格式条款规避退款义务；其五，收费管理混乱，未按规定明码标价，未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计价方式，或在标价之外额外收费，预付费服务未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服务内容、价格、退款流程及违约责任，且在未能履约时拒不退款，遭遇经营风险仍继续收取预付款，或在合同期内降低服务质量或随意加价；其六，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即对征婚者的身份、婚姻状态、学历、职业等核心资料不核验或敷衍了事，明知信息虚假仍予以公布，默许或纵容用户填写不实信息，或借“保护隐私”之名拒绝核实，实则助长虚假信息蔓延。

广州，7月29日电（记者郭军 通讯员梁海棠、陈秋伯）上午11时48分，一列名为“自游自在号”的研学专列，满载着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700余名青少年，在广州白云站汽笛长鸣，正式开启了为期十三天的探索之旅。这趟列车的始发，标志着2026年度大湾区首趟驶向大西北方向的研学专列成功启航，其线路贯穿西安、兰州、敦煌、西宁与成都，形成一条别具一格的环形游学路线，预计于8月10日返抵羊城。

“丝绸之路与西北的壮丽山河，此前于我而言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描绘，今日能乘坐专属列车亲身踏上这片土地，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来自广州的六年级学子小林，在候车时便难掩兴奋之情。这位对历史与地理充满热忱的少年早早抵达车站，憧憬着在饱览祖国锦绣河山的同时，还能在旅途中结识新伙伴，于车厢内共享学习之乐，共度一段成长中难以磨灭的时光。

为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主办方精心策划了一套涵盖七大维度的综合课程架构。该体系深度融合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科技创新、团队协作、人际沟通、独立生活及综合素养等多重领域，采用分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每位学子都能在旅途中获得全方位的滋养与历练。

此次研学活动匠心独运地践行“旅途即课堂”的核心理念，列车内特设专业主持人随行授课，推出“金话筒”实战表达课程。通过即兴播报、模拟访谈及现场演讲等多种形式，有效助力学子们克服表达障碍，强化语言逻辑思维并提升临场反应能力。当专列停靠于各大目的地时，研学队伍将依托秦始皇陵兵马俑、西安小雁塔及敦煌莫高窟等文化圣地开展沉浸式实景教学。结合课本知识点、定制研学手册以及专业导师的分层引导，将抽象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可视、可触、可思的具象体验，让文史地理的奥妙在行走中自然浸润于心。

此外，行程中还精心穿插了开营仪式、主题晚会与结营庆典等多元活动。通过户外团队协作挑战及集体生活体验，着重锻炼学子们的社交协同能力；同时，借助自主整理行装、规划个人事务等日常实践，潜移默化地培养其独立自理的生存技能。

国铁广州局旗下广东铁青文旅公司负责人透露，此次西北方向研学专列的开行，是“龙腾中华”研学品牌在深化“铁路+研学”融合发展路径上的又一次创新探索。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29日，国铁广州局已累计开行研学专列达164列，相关研学产品体系亦在不断迭代优化之中，持续为广大学子提供更优质、更丰富的研学体验。（完）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