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7月30日，北京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日披露，针对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于7月28日遭遇的多次5级以上地震，该机构已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根据青海省红十字会提交的最新灾情评估与物资需求报告，总会决定向震区紧急调配包括赈济家庭包、御寒冲锋衣在内的总计2500件（套）救援物资，以全力支援当地抗震救灾及灾后救助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震发生当天，青海省红十字会及海南州红十字会便已第一时间采取行动，调集帐篷、折叠床、被褥等急需物品共计1100件（套），并组建赈济救援队伍火速奔赴灾区一线。这些力量正积极投入到灾民转移安置、生活保障及心理疏导等各项救援任务中，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近年来，超市货架上的果蔬界悄然刮起一股“跨界风”，各式各样的水果型蔬菜陆续登场，令人眼花缭乱。以水果黄瓜为例，其表皮光滑无刺，色泽翠绿诱人，入口清脆多汁，彻底颠覆了传统黄瓜略带苦涩的刻板印象，让人不知不觉间便能连吃好几根，直呼过瘾。

然而，当这些形态讨喜的“新面孔”日益丰富时，不少消费者心中也悄然生出几丝疑虑：它们究竟是天生如此，还是尚未长成的幼嫩果实？与寻常蔬菜相较，其营养构成是否更胜一筹？面对动辄高出数倍的价格标签，是否只是商家精心包装的“吸金噱头”？今日，我们不妨一同揭开水果型蔬菜的神秘面纱。

放眼当下的蔬果市场，除了早已为人熟知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和水果胡萝卜之外，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苦瓜、水果西蓝花乃至水果苤蓝等新品种层出不穷。它们不仅在实体商超和网络电商平台备受追捧，更成为都市近郊农业观光采摘园招揽人气的金字招牌。

这些水果型蔬菜往往身形玲珑、外观精巧，乍看之下极易让人误以为是同类蔬菜的“幼年版”。但只要稍加留心便能发现，它们实为完全成熟的个体，绝非因早采而“未成年”的产物。它们之所以能登上寻常百姓的餐桌，正是育种技术日臻精进的生动写照。

追溯历史脉络，早在百年前，部分为人熟知的蔬菜便已具备“生食代水果”的潜质。除番茄和黄瓜外，若干脆甜可口的萝卜品种，诸如北京的心里美萝卜、天津的沙窝萝卜以及潍坊萝卜等，其口感之清甜完全不输梨果。只不过在当时科技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此类优质蔬菜的流通半径极为有限，生产品质亦难稳定。而近数十年来，多数水果型蔬菜的培育历程实现了从依赖“舶来引种”到立足“自主创新”的华丽转身。在传统自然变异、人工筛选与杂交育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积极引入分子标记辅助选育、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前沿技术，逐步破解了核心种质资源受制于人的困局。

以皮薄少刺、口感酥脆、气味清香的水果黄瓜为例，它与人们印象中带刺深绿、体型修长的传统黄瓜截然不同，属于专为鲜食而精心培育的特有品类。我国早期栽种的此类品种多自荷兰引进，故一度被冠以“荷兰水果黄瓜”之名。近年来，国内科研团队已自主研发出多款本土水果黄瓜良种，并加速推进市场布局，成功打破了对海外种源的长期依赖。为提升单产与抗逆性，种植环节常运用嫁接技术，将其接穗嫁接到根系发达、吸水吸肥能力强的南瓜砧木之上，从而显著增强植株长势与采收效益。

那么，水果型蔬菜的身价为何居高不下？此类蔬菜普遍具备肉质脆嫩、汁液丰盈、风味清雅等共同特质，较传统蔬菜更宜直接入口。即便味蕾最为挑剔的食客，也几乎难以从中察觉明显的酸楚、辛辣、苦涩或青涩气息，更无须担忧粗纤维过多、咀嚼费劲的困扰。相较于真正的水果，其含糖量相对较低，既契合了当下健康饮食的诉求，又免去了“苦修式”吃草的难捱体验，由此迅速俘获了城市消费者的芳心。

水果型蔬菜的迅猛崛起，与我国蔬菜产业的长足进步休戚相关。历经数十年发展，伴随栽培技术的持续革新与生产版图的不断扩张，我国已稳居全球蔬菜生产与消费的霸主地位。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总产量高达8.6亿吨，种植面积约3亿亩，基本达成全年均衡供应的目标；人均蔬菜占有量达到588千克，遥遥领先于全球均值。这一斐然成果，既缘于国家政策的鼎力扶持，也凝聚了无数科研人员、种植农户与种业企业的智慧与汗水。

蔬菜产业的腾飞、市场供给的丰盈，加之都市生活快节奏与健康意识的觉醒，共同催生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深刻变革——由过去的“量”字当头逐步转向“质”字优先，进而促使部分蔬菜的种植导向从追求增产转变为聚焦提质。水果型蔬菜的涌现，正是这一“提质”战略的璀璨结晶。这类蔬菜的生产与流通环节，既要满足“特种”之需（即种质资源独特、须经专门选育），又要落实“特种”之功（即种植方式、栽培环境、采收包装规范以及冷链贮运保鲜水平均需精益求精）。多重因素相互叠加，推高了水果型蔬菜的整体种植成本，使其市场售价在现阶段依然偏高。不过，随着相关技术的持续突破，其价格走势亦非一成不变，未来或将逐步亲民。

谈及营养，网络舆论偶尔会过度神化水果型蔬菜的保健价值。就总体而言，水果型蔬菜的营养组分与同类普通蔬菜并无显著差异，个别指标或许略高一筹，例如每100克圣女果所含维生素C约为33毫克，而同重量的普通番茄仅约14毫克；每100克水果黄瓜的钾含量达173毫克左右，等量的旱黄瓜则约为141毫克。然而，两者间并不存在营养构成悬殊甚或天壤之别的情况，因而完全不必将水果型蔬菜奉为“超级食物”而顶礼膜拜。

还需提醒的是，水果型蔬菜虽具备近似水果的味觉体验，但本质上仍归属于蔬菜范畴，切不可指望以之完全替代水果的营养供给。选购之时，建议消费者保持理性，不必一味盲从潮流，而应结合自身经济状况与实际需求做出明智选择，注重膳食结构的均衡与食材的多样化，方能为健康体魄筑牢根基。

时至今日，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研发之路依旧步履不停，风味改良的探索方兴未艾，育种蓝图愈发广阔。我们有理由憧憬，未来将有更多美味与营养兼具的水果型蔬菜陆续登场，为千家万户的餐桌增添更多亮色与惊喜。

在乌鲁木齐的盛夏时节，一则关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悄然展开。来自北京的科研人员王尧，毅然告别了宽敞明亮的实验室和熟悉的办公环境，踏上了前往新疆北部废弃矿区的征程。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执着的奋斗精神，她成功争取到多项国家级生态建设项目。三年的援疆服务期满后，已在新疆国土综合整治中心担任副主任的她，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继续留任的申请，决心再为这片土地奉献三年时光。

从象牙塔中的理论探索，到戈壁滩上的绿色实践，王尧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修复行动。她以精心打磨的申报方案，一点一滴地抚平矿山开采留下的累累伤痕，在天山脚下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生态援疆答卷。

2023年7月，王尧向自然资源部递交了援疆申请。初抵乌鲁木齐，干燥的气候和时差带来的不适并未延缓她前进的脚步。她迅速赶赴塔城边境矿区，深入一线调研。由于早期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序开采，当地留下了大量矿坑和堆积如山的废渣，地面塌陷频发，水土污染问题严重，生态修复迫在眉睫。

踏上新疆这片热土后，王尧深刻体会到，干旱区的生态治理远非纸上谈兵那么简单。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财政承受能力、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现实需求。她牵头组建了专业团队，驻扎基层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逐一摸清所有受损地块的具体情况，并对照国家标准重新梳理、优化了整套申报材料。

由她主导编制的沙湾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在全疆评审中拔得头筹，成功争取到880万元的建设资金。经过系统性的综合治理，昔日满目疮痍的矿区摇身一变，成为当地村民晾晒辣椒的场地。这项工程不仅恢复了生态，还带动了群众增收，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在共事的日日夜夜里，王尧与各族干部一起在路边简单用餐，通宵达旦地打磨材料。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她的跨部门协调能力，更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并肩奋斗中深深扎根。借助自然资源部搭建的五大援疆工作机制，过去单向的“输血式”帮扶正在转变为新疆本土能够自主申报、施工和维护的“造血式”长效体系。

第一个三年援疆周期落幕，王尧选择了继续坚守。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规划、地质、生态、人才等五大援疆布局刚刚起步，全域生态整治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节点；同时，主管部门的悉心栽培、属地单位的充分信任，以及家人默默撑起的后方支持，都让她难以割舍正在推进的戈壁生态治理事业。

对王尧而言，援疆绝非一段普通的工作经历，而是生命中一段极为珍贵、意义深远的旅程。

面向未来三年的工作蓝图，王尧确立了标准化、样板化的发展目标。她计划依托荒漠绿洲生态监测与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这一平台，汇总多年矿山修复的实地监测数据，围绕新疆雨养植被修复、仿自然砾幕层营建等区域性技术难题，建立一套量化统一的施工、监测和验收标准体系，将这些分散的治理经验提炼成适用于西北干旱区域、可复制推广的通用范式。

她还希望借助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将本土化的干旱区生态治理方案向外输出，打造面向中亚国家的生态文明展示窗口，让新疆的生态修复实践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

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王尧始终坚守在边疆大地。她持续修复着荒漠中一道道生态伤痕，用长久的驻守和辛勤耕耘，在天山南北描绘出一幅生机盎然、永续发展的绿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