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北京的一场例行发布会上郑重指出，干细胞治疗仅在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方可开展。当前，部分不法分子及商业机构抓住公众对疾病治愈和健康管理的迫切心理，刻意制造焦虑氛围，大力推销干细胞相关药品与技术，甚至以“不老针”为幌子，夸大宣称具备“逆龄”焕颜、器官修复及根治慢性病等神奇功效，更有甚者擅自进行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对民众的身体健康与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在当日的发布会上，胡强强进一步说明，依据现行法规，涉及干细胞的临床研究必须依法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获得明确批准，相关产品如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样须完成注册、备案或审批程序，严禁任何形式的超范围使用。他特别强调，干细胞治疗的实施主体必须是获得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诸如美容院、养生馆及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等非医疗场所，以及未取得医疗资质的技术人员，均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否则由此引发的健康风险难以预估，后果不堪设想。

7月1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北京举办了一场以“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框架下的中医药促进举措。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兼治未病科主任刘洋就三伏天运动养生提出了专业见解。他明确指出，这一时节进行锻炼是可行的，但必须讲究科学方法，避免盲目行动。

刘洋阐述道，中医理论素有“动则生阳”之说，适量运动有助于气血流通与阳气升发。三伏时节，人体阳气外浮于体表，新陈代谢趋于旺盛，此时借力于自然气候，适度活动可助体内寒湿之气顺势排出，这正是“夏练三伏”的深层意蕴。然而，他同时提醒，暑热之气与心相应，若运动过量导致大汗淋漓，则可能损伤心阳，耗竭心阴，继而引发心慌、头晕、乏力乃至过度出汗等不适症状，此时应立即中止锻炼。基于此，刘洋提出了三伏天锻炼的核心原则：“避暑不避动，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

为实现这一目标，刘洋给出了三条具体操作指引。首先，在时间选择上，应规避正午高温时段，优先考虑清晨六至八时或晚间六时之后，此时气温相对宜人，阳气亦趋于平和。其次，场地方面，宜挑选阴凉且通风之处，如公园凉亭、树荫之下，或具备良好空气流通的室内空间。最后，关于运动强度，则以身体微微出汗为最佳尺度，切忌追求大汗淋漓；一旦出现胸闷气短或出汗过多的征兆，务必即刻停下歇息，以防过度消耗。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消息，2025年，教育部携手财政部及其他相关部门，聚焦于构建覆盖全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体系这一核心任务，在资助工作领域实现了显著突破与崭新进展。

资助政策框架持续优化，概括而言可归纳为“一免、两扩、三提高”。所谓“一免”，即自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公办幼儿园将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用；至于在教育部门认可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孩童，则参照当地同类公办园的免收标准，相应地减免保育教育费。

“两扩”则指从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的营养改善计划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原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城被纳入地方实施方案；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领域，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亦被扩展至国家助学金的受惠范围。“三提高”则体现在多个层面：自2025年起，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的平均发放标准由原本的每生每年2000元上调至2300元；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财政支持额度亦有所提升，硕士生由此前的每生每年8000元增至10000元，博士生则由10000元跃升至12000元。

在资助资金投入方面，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总规模已突破39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幅超过14%。其中，财政拨款约为2400亿元，占据资助总额的六成左右，继续作为资助体系的坚实基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助学贷款本年度发放额高达1277亿元，同比飙升34%，几乎占到资助总额的三分之一，显示出资金投入的持续增长态势，而财政资金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

受助学生群体也在不断壮大。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接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逾5%。在学前教育阶段，学前一年保教费减免政策已惠及超过1400万名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领取了生活补助，另有2758万人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方面，2万名学生荣获国家奖学金，1279万人享受免学费待遇，407万人获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里，465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金，199万人免除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摘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领到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而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则达到852万人。

资助管理的精细化与规范化水平在2025年亦得到有效提升。教育部推出特殊群体学生数据的“一网共享”机制，在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与民政部、农业农村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及中国残联等部门进行定期数据交换，使每所学校登录资助系统后，即可清晰查看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名单，精准识别最需帮扶的对象。此外，学生资助信息的“一网查询”功能也已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及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现可提供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以及历史资助档案检索服务，令学生对其可申请项目及过往受助情况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