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袁秀月)近期，王虹与邓煜两位学者迅速成为海内外舆论聚焦的热门人物。他们同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数学翘楚，又都拥有赴法国和美国深造、继而海外执教的丰富跨文化学术履历。此番两人联袂荣膺数学领域至高无上的菲尔兹奖，旋即引发全球多国网民的热烈探讨与深度省思。围绕基础教育模式、人才培育机制、科研生态建设等议题，立场相异的各界人士在互联网上展开了激烈交锋。

然而多数人或许未曾察觉，王虹、邓煜此番获奖，竟在不经意间戳破了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言。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留学政策是否调整的揣测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断言官方可能酝酿限制出国留学人数。其实只要稍加核实便不难发现，事实全然并非如此。

从政策脉络审视，1993年中国政府便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指导方针。进入新时代后，中央又在原有方针基础上，增补了“发挥作用”四字，进一步丰富了留学人才工作的内涵。这一十六字政策框架，历经数十载而始终未曾动摇。

2024年12月，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留学人才回国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将留学人才定位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旨在吸引更多海外学子归国工作、创业并投身国家建设。事实上，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据教育部今年4月披露的信息，202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57.06万人，较2024年增加7.56万人；留学回国人员则为53.56万人，同比增加4.06万人，较2023年更是猛增12万人。

尽管留学政策保持稳定，但国人对留学的心态却日益趋于理性与多元。留学目的地不再拘泥于欧美传统国家，而是延伸至亚洲等更广泛的地区；留学动因也从单纯追求教育质量，扩展至提升职业竞争力、寻求多元发展等多样化诉求。与此同时，受国际形势波动影响，留学之外也涌现出诸多替代性途径。

长期以来，留学人员始终是驱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关键动能。自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至今，大批学子学成即归，成长为建设祖国的中坚力量；许多人虽身在海外，却心系故土，持续引入前沿技术、宝贵经验与雄厚资金；另有一些人则凭借自身优势，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充当增进国际理解与交流的桥梁。曾有媒体将出国留学誉为“中国开放的前奏曲”。

纵观这些岁月，无论风云变幻抑或外界噪音频仍，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未关闭，反而愈敞愈阔。这既彰显了教育工作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远见卓识，也折射出中国对全球化理念的坚定秉持。此番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恰以亲身经历证明了教育开放的深远价值——唯有开放方能博采众长，唯有交流才能互学互鉴，唯有合作才可携手共进。

而刚刚公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更将“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列为五大战略任务之一。正如邓煜受访时所言，中国数学家“破圈”亮相，实乃厚积薄发之果。正是经年累月的沉淀与努力，铺就了这条中国走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开放教育之路，而这些成就，终将为中国的发展蓄积磅礴力量。(完)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

中新网临汾7月10日电 (任丽娜)在山西临汾尧都区县底镇东里村，麦浪掩映之下，藏着一所与众不同的学府——临汾红丝带学校，它也是全国唯一专项收治HIV（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全日制教育机构。今年，这座校园悄然迎来了其二十岁的生日。

回溯二十载光阴，彼时“活下去”几乎是这群孩子心中唯一的渴望。而如今，他们的病毒载量持续处于检测不到的状态。这命运的逆转，既源于一批人日复一日的执着付出，更得益于HIV抗病毒药物一路走来的革命性更迭。

从“一把药片”到“一颗药丸”的故事，要追溯到2004年。彼时，担任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的郭小平，在医院的艾滋病病区邂逅了几个特殊的孩子——父母双亡、无人照拂。医院便为他们多添了几副碗筷，腾出一间病房，摆上几张课桌，由此，“爱心小课堂”应运而生，这就是临汾红丝带学校的雏形。

在那个年代，孩子们面临的HIV治疗方案相当繁琐。郭小平回忆道：“每天要吞下一大把药，七八片不等，有些药粒体积不小，对孩子们而言，吞咽难度极大。”传统组合药物不仅难以下咽、患者依从性差，长期服用还常伴随睡眠障碍、骨骼发育受阻及脂肪代谢紊乱等多种不良反应。受此影响，孩子们普遍显得瘦弱矮小，营养状况堪忧。

转机伴随着药剂的更新换代悄然降临。得益于HIV抗病毒药物的不断突破，以二代整合酶抑制剂为核心的创新复方单片制剂，让治疗过程变得更为便捷与安全。2022年，学校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全面升级了用药方案，换上了体积更小、安全性更优、副作用更低的创新药物。从“每日多次、每次数片”至“每日一片”，这场变化所触及的，远非数字本身。

换药后的效果近乎立竿见影。“服用新药大约六七天后，孩子们的食量就显著提升，增幅约三分之一。”郭小平感慨，“以往用传统药时，孩子们食欲不振，营养始终跟不上。换药之后，食堂大米消耗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更令郭小平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体魄上的积极转变。“过去孩子长得瘦小，甚至出现脂肪流失变形的情况，而如今用新药的孩子完全摆脱了这些困扰。”他补充道，“学校始终严格执行一年四次的病毒载量与肝肾功能检测，以及一年一次的骨密度检查。到目前为止，未发现任何肝肾功能异常，其他副作用也未曾出现。”

目前，该校HIV感染儿童的病毒载量长久稳定在检测不到的水平，CD4与CD8等免疫指标亦全部正常。“病毒载量持续检测不到”这一成果，对孩子们来说意义深远。用郭小平的话讲，这好比是“他们走出校园后，随身携带的护身符”。

二十年岁月流转，临汾红丝带学校已由当初的“爱心小课堂”蜕变，成为纳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的全日制学校，学生均因母婴垂直传播而感染HIV。这二十年间，来自全国14个省份的百余名孩子曾在此学习生活。如今，他们中许多人已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有的正在高等学府深造，更有1名学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2017年，该校首批16名毕业生参加了高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为HIV感染者单独设立考场。那一年，15人成功考入大学本科或专科院校。

今日的校园，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是郭小平最为珍视的风景。“他们没有遭受歧视，没有经历伤害，长大后内心自然充满阳光。”郭小平说，“只要人的心理是明亮的，他就不会去恶意传播病毒。”

2024年，61岁的郭小平将校长之职交给了长期为孩子们进行体检的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护士长王霞，但他依旧担任着许多在校孩子的监护人。王霞接任后表示：“看到孩子们如今欢乐的笑颜，我们深感欣慰。”她指出，HIV感染儿童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离不开创新的药物治疗，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包容、尊重与持续支持。“二十年来，在教育者、医护人员及社会各方爱心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的治疗条件、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均得到了显著提升。尽管消除艾滋歧视依然任重道远，但爱的力量永远比偏见更强大。”

当下，临汾当地政府给予了坚实的财政保障，社会各界公益力量亦持续注入关爱，携手为学校构筑起多元化的支撑体系。

访谈中，郭小平反复提及“医保”一词。“各省市的医保报销比例不尽相同，”他坦言，“倘若能将创新HIV抗病毒药物的报销比例提高，让感染者个人只需承担10%或15%的费用，就能促使更多人坚持规范服药，从而降低传染率。只要不传染给下一个人，对医保整体而言反而是节省了开支。”

自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HIV感染者以来，抗艾征程已绵延四十余载。艾滋病已由昔日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转变为可防、可控、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疾患。然而，要终结HIV的流行，仅凭医学进步远远不够，更需要一个公平且包容的社会土壤。

今年5月26日，第十五届“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活动在红丝带学校如期举行。这项由该校于2012年发起的倡议，如今已辐射至国内近80个城市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对于这些HIV感染儿童，我们理应倾注更多的目光与关怀。”郭小平语重心长地说。

在这片麦田深处的校园里，一群曾被命运遗忘的孩子，正在小小药片与无数温暖臂膀的守护下，向着阳光，蓬勃生长。(完)

广州7月31日电 (记者 王坚) 广东省水利防汛应急响应级别于31日由Ⅲ级下调至Ⅳ级。

据广东省水利厅透露，目前全省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状况总体趋稳，水旱灾害防御风险已显著回落。依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该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自7月31日9时起，将水利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正式调整为Ⅳ级。

省水利厅进一步指出，鉴于此前台风“红霞”对全省造成持续性强风雨影响，土壤含水量已处于高度饱和状态，江河湖泊及水库底水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为此，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相关单位必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动态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及工情变化，持续强化监测预报与预警能力，深化会商研判机制，并重点做好退水阶段的工程巡查与隐患排除工作。同时，要加快推进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进程，及早恢复其防洪功能；对超汛限运行的水库实施精细化调度，科学制定措施，稳妥将库水位降至汛限以下，尤其对病险水库必须严格落实水位管控要求，坚决执行“456”水利预警机制，全力确保各类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