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杭州举行了一场关于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的新闻发布会。据会议披露，自8月1日起，该局将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授权，承担起浙江、福建、江西三省范围内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的审查职责。这一变化意味着，未来涉及这三省企业的投资并购交易，若符合经营者集中申报条件且适用简易流程，将能够在浙江本地完成审查，无需远途奔波。

并购活跃度向来是窥视区域经济脉动的关键指标。“十四五”开局以来，浙江企业的投资并购热情持续高涨，全省累计提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达360件，涉及交易金额总和逾4500亿元。从交易规模来看，绝大多数申报集中于中小体量交易，其中金额不足10亿元的申报案件达255件，占比高达70.8%。申报主体以本土企业为主力，国有与民营企业分别递交了241件和240件，几乎旗鼓相当，合计占据申报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外资企业的申报量仅为53件，占比14.7%。行业分布上，制造业是浙江并购活动的热点领域，相关申报有147件，占全部申报的40.8%。

所谓经营者集中审查，简而言之即为企业并购的合规审核。当企业间发生合并、股权收购、设立合资公司等行为，一旦触及反垄断法律法规设定的申报门槛，就必须事先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可推进。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指出，借着此次委托授权，该局将能更充分地发挥贴近市场、熟悉企业的独特优势，为企业投资并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有效压缩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浙江锻造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委托审查的具体范围也已明确界定。依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3月发布的公告，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受托审查浙闽赣三地符合下述任一条件的简易案件：其一，至少一名申报人的注册地坐落于三地辖区；其二，经营者通过股权收购、资产并购或合同安排等途径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而目标经营者的注册地在三地范围之内；其三，经营者共同设立合资企业，且该合资企业的注册地位于三地；其四，相关地域市场呈区域性特征，且该市场全部或大体位于三地；其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定委托的其他类型案件。

何为“简易案件”？其判定标准涵盖四种典型情形：第一种，在同一相关市场内，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合计市场份额不足15%；或在上下游市场中，各参与方的市场份额均低于25%；亦或参与方既无同一市场竞争关系也不存在上下游关联，但在与交易相关的每个市场中的份额均未超过25%。第二种，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境外设立合资企业，且该企业不涉足中国境内的经营业务。第三种，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的股权或资产，但该境外企业并不在中国境内开展商业活动。第四种，原本由两家及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资企业，经集中后转为由其中一家或多家单独控制。

数据显示，简易案件在全部经营者集中申报中占比接近九成，覆盖面颇为广泛，绝大多数并购行为均可纳入这一范畴。“借助委托审查机制，我们可以为浙闽赣三省的经营者提供近在咫尺的申报辅导，不仅显著降低了沟通成本，还有望压缩审查周期，助力企业更迅捷地推进投资并购计划。”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的一位负责人如此表示。

秉持“简案快办”的宗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划推出多项便民利企的创新举措。在靠前服务与风险防控层面，该局将强化与国资、金融及上市公司监管机构的协调联动，提前掌握省内大型企业的投资并购动向，前置实施政策引导与合规辅导；同时，持续优化企业并购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深化与福建、江西两省市场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推进长三角区域经营主体数据共享，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精准锁定达到申报标准的交易行为，不断提升申报预警的精确化水平。

为了最大限度简化办事流程，浙江已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业务系统实现全面对接，申报流程可在线上全链条闭环运行，切实兑现“让数据流转多、企业奔波少、甚至零跑动”的服务承诺。此外，为确保审查工作规范有序且高效运转，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组建一支专业审查队伍，主动对标简易案件“双二十”内部时限要求，即从申报受理到正式立案、从立案到审结，各环节原则上均须在20天内完成，以此为企业投资并购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

中新网香港7月28日电（记者 刘玥晴 温孟馨 孙悦 陈子彦）正值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之际，港澳两地作为这位伟大先驱革命思想萌芽与家国情怀孕育的沃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日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孙中山先生家族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孙伟勇做客中新网“港澳会客厅”栏目，围绕中山先生与港澳的深厚渊源展开深度对话，追忆其人生轨迹，剖析中山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当代启示，并探讨香港如何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以及依托民间纽带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联结。以下为访谈内容摘录。

中新网记者：作为中山先生的后裔，您能否描绘一下亲人心目中的他？在您看来，他留下的最珍贵遗产是什么？

孙伟勇：有两重品格让我们这些后辈尤为敬仰，其一是中山先生炽热的爱国情怀，其二是他对民族复兴的执着追寻。这两份信念贯穿一生、毫不动摇，身为家族后人，我们深感荣耀。他曾言，虽然历次革命尝试皆未如愿，但愈挫愈勇、百折不回。他追求理想从不轻言放弃，无论遭遇多少挫败，都立志要把事业推向成功，这份精神我想值得与大家共勉。

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宝库，不管是他对祖国的赤诚，还是处事时那种坚韧不拔的风骨，方方面面都深深触动着我。如今我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怎样助力国家走向繁荣，如何扎根基层倾听民声，怎样把民众福祉置于优先位置，皆是我每日萦绕心头的课题。

中新网记者：孙中山先生与港澳渊源甚深，既在香港求学并酝酿革命，又成为澳门历史上首位华人西医。请您分别阐述他在两地的事迹。

孙伟勇：中山先生的教育背景扎根香港，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这所学院正是今日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求学期间，他尤其热衷结交志同道合之友，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四大寇”这一群体。当时，尤列、陈少白等热血青年与他抱有相近的革命抱负，各自以不同方式投身其中。中山先生在香港的学业阶段极为勤奋，成绩亦名列前茅。他以优异表现完成学业后，便赴澳门悬壶济世。在澳门，此前从未有华人涉足西医领域，他是破天荒的第一人。行医一段时间后，他逐渐意识到“治病救人”远不及“拯救国家”，由此萌生了全力投身革命的念头，这是一个关键的思想转折。在港澳生活的岁月里，他持续汲取中西文化养分，对其影响极为深远。因此，他曾多次强调，香港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具分量的一段经历。香港至今保留着众多他的足迹，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山先生毕生功绩的绝佳传承。

中新网记者：您如何解读中山精神的内涵？又怎样看待它在强化港澳青年国家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

孙伟勇：最为核心的精神便是他对国家的深爱，这份情感延续至今。身处香港，当务之急是引导年轻一代提升对祖国的归属感，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度。期望能承袭中山先生的遗志，讲好他的故事，也讲好中国故事，让后世子孙受到他不屈不挠精神的感召。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我们每年都会深入校园基层，而我打算今年投入更多心力，走进课堂，向学子们讲述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同时唤起大家对伟人精神的关注，进而激励他们思索如何更好地回馈社会。

中新网记者：香港社会对孙中山的认知与印象如何？您认为他的哪些理念可为香港自身发展及融入国家大局提供启示？

孙伟勇：孙中山先生被尊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者，他的功勋在于领导革命，终结了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在香港自然激起广泛共鸣。他诸如“天下为公”的思想，基本上已在香港社会得到延续。香港如今繁荣昌盛，我认为中山先生留下的众多精神遗产，当代人皆有所承接。以实例为证，香港今年将首次制定五年发展规划，这体现出香港与国家发展同步、融入国家整体布局的意愿，既发挥自身所长，也为国家贡献力量。

中新网记者：今年适逢孙中山诞辰一百六十周年，您是否筹划参与相关两岸交流项目？

孙伟勇：据我所知，国家今年将推出系列纪念活动，港澳以及海外华侨聚居较多的城市均会举办相应庆典。就两岸交流而言，今年是一个绝佳契机。可从民间层面组织台湾同胞访问港澳或大陆各地。我个人亦计划今年率领台湾青年学生团体赴若干省份进行学术互动，同时筹办研讨会，聚焦中山先生的精神遗产或缅怀其事迹。在这两方面，我不仅希望亲身参与，更想主动牵头，善用这一契机，强化民间往来。我打算带团前往一些台湾朋友较少涉足的地方，开展深入交流，譬如甘肃。那里如今发展迅猛、日新月异，期待更多台湾青年或学者能实地走访。兰州有条中山路，其实大陆诸多城市都建有纪念中山先生的建筑或街道，像青岛、广州也是如此，完全可以串联成特色文旅线路，推介给台湾友人。

中新网记者：中山先生当年构想的诸多蓝图现已化为现实。您觉得台湾同胞可通过哪些具体成就感知“振兴中华”的落地？

孙伟勇：我国如今的经济地位已大幅跃升，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生活水准显著改善。从曾经的积贫积弱走到今天，方方面面都已超越中山先生当年的期待。中山先生对铁路建设尤为热衷。我曾参观他在上海的故居，二楼书房里，他曾将一幅巨型中国地图铺展在地，俯身趴在上面，逐一勾勒出心目中铁路网应有的站点布局。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国家高铁线路已远远超出他当年的手绘设想，“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不仅我们自身感受到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后，对我国高铁成就无不啧啧称奇。许多台湾的网络红人或普通民众亲身体验过后，都惊叹连连。我们的高铁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台湾同胞应多来走走，我们会陪着他们一同乘坐。

中新网记者：倘若中山先生能看到今日中国之貌，您最想带他参观何处？

孙伟勇：今天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高铁网的延伸、主要港口的吞吐能力，对当年而言简直是奢望。我们不仅要达成他的心愿，更要超越他昔日的设想。因此，若有机会，我真想带他实实在在体验一次高铁，驶过国家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我相信他定会倍感欣慰。“振兴中华”的豪言如今已化为现实，他秉持的理念也正逐步落地，这便是我最想告慰他的事。（完）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于7月29日发布消息，为深入贯彻《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以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推动科技金融领域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互通共享，央行携手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国家数据局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旨在统筹推进科技金融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应用，同步发布了《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该目录系统梳理了涵盖企业名单及科创属性、进出口动态、投融资状况、经营表现、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估及企业需求等八大类别，共计26项数据指标。同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并推动省级配套信息设施的建设，强化既有信息系统间的互联互通，以促进数据信息的广泛汇聚与共享。在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前提下，进一步规范科技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流程，强化全过程安全管控，切实筑牢数据风险防线。

《通知》着重强调科技金融数据开放共享与融合应用，积极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依法合规运用科技公共数据，并鼓励地方为科技型企业开辟授权开放的信息获取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创新模式。此外，还提出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深挖企业收支流水数据的利用潜力，搭建行业研究信息交流平台，从而实现科技金融数据资源的跨域流动与高效对接。同时，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专属数据库，进一步丰富征信产品与服务体系，为科技金融的稳健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围绕完善数据赋能科技金融全链条的目标，《通知》聚焦融资对接、智能风控、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引导金融机构依托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库，精准构建科技型企业的数字信用画像，打造特色化的风控投研模型，并开发契合细分行业融资需求的科技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与相关部门深化合作，充分利用交易集中度、交易对手分布及稳定性等核心数据，深入开展产业链资金流动分析，绘制重点产业链全景图谱，实施“一链一策”策略，精准匹配金融资源，全方位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暑期来临，徒步、溯溪与露营成为许多人消夏纳凉的热门选项。然而，当人们流连于网络平台上精心筛选的“打卡胜地”时，或许未曾察觉，一张完美的照片与一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之间，往往只隔着薄薄一层距离。

近年来，野外遇险的悲剧屡屡上演。2025年，深圳“望郎归”地区在短短80天内接连发生三起失联乃至遇难的事件；2026年元旦，五名人员擅自闯入秦岭“鳌太线”禁行区域，其中三人不幸丧生；六月，安徽淮南一名15岁少女在尚未开放的废弃矿坑边拍照时失足落水，命丧当场；同一月份，广东清远英德一处野外溪谷中，一名女子在戏水之际被湍急水流卷走，最终殒命。每一起惨剧过后，社会舆论总会掀起一轮反思，然而下一次意外却照旧接踵而至。为何那些事后看来危机四伏的地点，置身其中的人却毫无警觉？

事实上，危险始终如影随形，只是被滤镜悄然遮掩。社交平台上，人们更热衷于展示碧水青山、“隐秘角落”与“绝佳机位”，至于线路是否合法开放、需要何种装备、山洪暗流、失温坠崖等隐患，却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部分博主大肆渲染“勇敢者先享世界”的论调，却鲜少提及，那些迷人景致的背后，可能是通信中断、补给匮乏、救援无门的荒蛮地带。公众未必存心冒险，但极易被经过美化的信息所误导，将专业级别的探险误当作寻常观光。

这种选择性信息的泛滥，不仅误导了大众，更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十五条明确指出，旅游者必须恪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这意味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擅自涉足未开放区域，政府、旅游经营者及游客自身均须各司其职，共同筑牢旅游安全的防线。然而，实际操作中，不少“野线路”和“野景点”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反而将其频频推上首页，使得法律禁令在流量逻辑面前形同虚设。以安徽淮南天目湖为例，该地原为采石场遗留的矿坑，尚处于生态修复阶段，从未对外开放。可即便在15岁女孩不慎滑入溺亡的事故发生后，仍有众多网友主动推荐前往，声称此处“水色最美最蓝，拍照效果绝佳”“是戏水的理想场所”。

风险的另一个来源，在于人们经验的错位。城市生活中，我们习惯了有护栏环绕的公园、有救生员值守的泳池、有广播预警的园区，这种根深蒂固的安全预期，被不自觉地投射到了野外环境之中。然而，山野之间没有规整的步道、稳定的通讯信号或随叫随到的救援力量；一条在晴日里清澄静谧的溪谷，也可能因上游的一场降雨而骤然化身夺命洪流。野外的灾祸，往往并非肇始于某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是源于一次次“应该没事”的侥幸判断逐步累积。

更令人忧虑的是，有人将违规穿越粉饰为“挑战自我”，却将冒险的代价转嫁于社会。被称为国内死亡率最高徒步路线的“鳌太线”，自2018年起便全面禁止穿越，可违规闯入者始终络绎不绝。2026年元旦，某些招募贴甚至将此次非法穿越标榜为“新年挑战”。事故发生后，当地不得不动用直升机与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展开生死搜救。而在此前一年间，“鳌太线”已发生多起非法穿越导致的伤亡事件，每一次救援，都意味着大量公共资源为个人的一时冲动买单。这种“廉价冒险”的错觉背后，潜藏着“出事反正有人来救”的隐性心态，客观上助长了更频繁、更大胆的违规行为。

面对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法律与制度正在积极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旅游者接受救助后，须承担应由个人支付的相应费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的“自甘风险”原则，同样为野外活动中的个人责任划定了清晰界限。

重塑对自然的敬畏，绝非一纸禁令所能企及。平台方不能仅仅充当流量的搬运工，在推荐“出片机位”的同时，亦有责任将景区的开放状态、路线难度及潜在风险同步呈现给用户，对于涉及未开发区域的违规攻略，应当果断予以清理下架；监管部门既要拦阻违规脚步，更须依法追责无资质组织者、违规带队者，压实其应负的法律责任。更为根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亟待补上“野外风险认知”这一课——敬畏并非意味着远离山林，而是在出发前做好万全准备，面对风险之时懂得及时折返，对自身及同伴的生命负责。

大自然从不设“新手保护期”，也不会因一句“来都来了”而网开一面。真正的勇敢，绝非征服无人之境的鲁莽，而是看清危险之后转身离去的清醒。将平安归来置于打卡圆满之上，才是踏入山野之前最重要的一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