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中医药大学组织了一支由36名硕博研究生及3位指导教师组成的研学团队，远赴香港与澳门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此次行程以中医药领域的创新创业和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为主题，借助港澳作为连接全球市场的桥梁优势，旨在促进湘港澳三地青年科技人才在务实合作中的深度融合。

与以往常见的“专家面对面”高校互访模式不同，本次研学活动将年轻的研究生群体推至前线，让他们成为学术对话的主角。围绕成果落地转化及创新产业培育，团队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学习与研讨，力图为长期存在的科研与市场脱节问题探寻切实可行之策，聚焦于学术价值向现实生产力的有效过渡。

在探访期间，师生们先后参访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医院、澳门大学及澳门科技大学等多家知名科研与临床机构。在香港中医院，一线从业者结合自身丰富运营经验，生动分享了特色诊疗项目研发、康养产品创新及海外健康服务拓展的实践心得。他们鼓励青年科研人员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主动超越纯理论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规划中融入全球视野和产业需求。

“这段经历彻底颠覆了我以往沉浸于实验室的固有研究思路，”博士研究生徐诗嘉感慨道，“未来，我希望以国际标准对标自身科研方向，推动更多具有湖湘特色的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世界舞台。”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张保婷表示，湘港澳在青年科创人才培养上的深度协作，高度契合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布局。三地通过持续强化人才互育、科研联动与产业共建，不仅有助于内地的优秀科研成果扬帆出海，更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中医药国际化重要桥头堡的战略地位。

港澳地区深谙国际行业规范，在中医药的商业化运作上积累了深厚经验；而湖南则拥有丰厚的传统医药文化底蕴与充沛的年轻科研力量。展望未来，湘港澳各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携手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将青年人才的智识潜能切实转化为产业升级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中新社香港7月20日电 (记者 戴小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于香港时间20日凌晨3时鸣哨，西班牙最终战胜阿根廷捧起大力神杯。香港紧抓世界杯带来的赛事热度，激活观赛消费潜能，各大商场及餐饮业户纷纷开设直播场地，现场人气旺盛，消费氛围炽热。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透露，自6月30日赛事开打以来，世界杯已为本地餐饮界带来约5亿港元的额外进账。

尽管决赛于香港深夜展开，球迷热情丝毫未减。启德体育园通宵推出免费“不夜足球嘉年华”，吸引近700名球迷齐聚彻夜狂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当晚亲临现场，她指出，世界杯决赛虽在凌晨开踢，反而激发市民结伴外出看球的消费热潮，不少商场、酒楼增设直播屏以特色优惠揽客，多家商户反映营业额持续攀升。赛事落幕之后，香港还将陆续举行大型演唱会和全民运动日等活动，乘暑假旺季之势，延续市民参与热度，释放盛事经济潜力。

启德体育园观赛场内，蓝白阿根廷与红色西班牙球衣交织成人山人海，两队拥趸挥舞旗帜，为自己心仪球队呐喊助威。每当场上呈现精彩破门或关键扑救，掌声与欢呼声便如浪潮般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异常。

带着6岁儿子专程前来的李先生表示，集体观赛的火热氛围远非居家收看可比，此次经历也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亲子记忆。

世界杯赛事期间，香港餐饮行业获益显著。黄家和提到，全港约有150家餐饮门店及10间大型商场设置观赛大屏，随着赛事步入淘汰赛阶段，大量球迷于深夜涌向商场、茶餐厅和酒楼消费，市场表现远超预期。

商场人流及营业额同样稳步攀升。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介绍，集团旗下奥海城、屯门市广场及荃新天地三大旗舰商场，受世界杯带动，整体人流同比上升10%至15%，商场总营业额亦录得双位数增长。多场比赛安排在深夜和清晨，吸引众多球迷专程到访，直接推动场内24小时便利店、通宵餐饮及外卖自取业务，深夜轻食与外卖销售额显著上扬；与此同时，市民纷纷选购球队球衣、运动装备、电视及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运动用品和电器类商户营业额亦实现双位数同比增长。(完)

一边是欧洲消费者掀起“抢购潮”争相入手中国制造的空调，另一边布鲁塞尔却以“产能过剩”为利刃，接连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及跨境电商挥舞限制大棒。难道出口规模扩大就意味着“产能过剩”？这一概念究竟应作何诠释？

本月28日，商务部发布了篇幅达万字的官方文件，系统阐明中方对于所谓“产能过剩”议题的严正立场。这份文件并非意在唇枪舌战，而是旨在厘清真相、拨开迷雾。

近期，欧盟方面动作频频，不仅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惩罚性关税，还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展开深度审查，而这些举措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产能过剩”四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早在此前便以类似理由对中国启动了301条款调查。

究竟何为“产能过剩”？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中并未对此给出明确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坦言，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宏观经济背景才能把握的“复杂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总是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波动之中，失衡恰恰是常态。“产能过剩”并非一个整体的贸易关系，由于各细分产业领域的差异性，是否真正存在过剩，实难一概而论。

有人断言“出口多即是产能过剩”，然而这一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回望历史，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总量的22.9%，美国更一度飙升至44.7%，德国与日本亦长期维持着巨额贸易顺差。放眼当下，欧盟自身的汽车贸易顺差高达922亿美元，药品顺差更是达到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产量的八成供出口，波音公司三分之二的飞机销往海外市场。若按此逻辑推理，这些经济体岂非都要自我检讨？显而易见，出口繁荣是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自然产物，绝非“产能过剩”的佐证。

另有一种论调声称“补贴必然引发产能过剩”，这同样是偷换概念之举。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投入7500亿美元巨额补贴，欧盟也拟在2021至2030年间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补助。补贴本身并非罪过，各国均在使用此类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集中于研发环节与技术攻关领域，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2025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顺差中占比达16%，同样从中获益。

那么，中国自身的产能是否真的过剩？数据给出了明确答案。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处于合理运行区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为3.7%，亦在国际公认的健康范围之内。

尽管事实如此清晰，欧盟仍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跨境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维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一态势，商务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切莫以产能问题为幌子，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应当是“机遇”，而非“冲击”。反观“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一鲜活案例，恰恰印证了中国产品具备真实而强劲的市场需求。某些国家炒作“产能过剩”话题，其深层动机无非是为自身产业转型迟缓、创新能力薄弱及就业焦虑加剧等现实困境寻找替罪羊。

然而，筑起高墙、设置壁垒，真的能化解这些难题吗？欧洲央行自身测算结果已给出了回答：若欧盟自中国进口增加10%，其整体进口价格便能下降1.6%。

归根结底——吹灭他人的灯，并不能使自己更加明亮；阻挡他人的路，最终只会困住自己的脚步。保护主义之途不通，合作共赢方为正道。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