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7月31日电 题：法治真相的香港叙事——对话英籍资深大律师江乐士

中新社记者 刘玥晴 戴小橦

回溯1978年，一纸为期两年半的聘用协议，将英国检察官江乐士(Ian Grenville Cross)带到了香港这片热土。自幼随家人辗转各地的他，在这里停下了迁徙的脚步，从港英政府的法律官员，一路成长为香港特区律政司首任刑事检控专员，致力于向全球展现香港法治的真实图景。

近日，这位英籍资深大律师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忆及当年初到此地时，年轻的他已经能够接手在英国难以触及的重大案件，“挑战性的司法工作带给我极大的成就感，于是我决定延长两年半的合约。”随着对香港生活方式的日渐融入，他也结交了更多新朋友，合约到期之际，他毅然决定辞去英国的公职，选择扎根于此。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像我这样热爱这座城市的外国人被告知：只要你有心让香港繁荣，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希望大家留下。”江乐士坦言，特区政府委任他为首任刑事检控专员，恰好印证了“不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精神。

这座城市独有的开放与包容，也促使江乐士在香港法治与司法受到外部势力干扰和污名化时，挺身而出，积极发声，揭露不实之词，阐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并肯定相关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江乐士看来，法治始终是香港最为核心的优势之一。他强调，“任何审视香港法律体系的人，都会看到其中对人权的高度重视。事实上，香港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都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基本原则，人权理念早已深植于香港普通法体系的运作之中。”

江乐士还指出，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供着高水准的司法服务，除了本地法官外，还常常邀请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法官参与审理，持续保持着极高的专业标准，“这象征着司法公正就在‘家门口’”，多家独立观察机构也都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给予了肯定。

今年7月，江乐士参与修订的《香港案件判刑(Sentencing in Hong Kong)》迎来了第12版。“过去，香港缺乏关于量刑的本土专著，法官和律师们不得不翻阅英国旧有判例，但一个成熟的普通法管辖区不应总是向后看。”为此，在江乐士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这本著作于1994年首次面世。此后，他坚持每周关注法庭新判例，不断更新内容，如今该书已成为法官判决时的常态参考。

工作之外，江乐士也将生活经营得丰富多彩。身为香港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他热衷于珍藏港澳及上海的老照片和明信片；闲暇时，他喜欢前往西贡、南丫岛等地徒步，领略香港的自然美景。

江乐士的妻子是地道香港人，平日里会教他一些基础粤语。专访现场，他笑着向记者展示：“我叫江乐士，是英国人，住在香港。”这简短的话语中，流露出这位英籍大律师对香港深厚的亲切感。

“令人振奋、充满活力、成就斐然、幸福满满。”这四个词，是江乐士对自己香港生涯的精准概括。四十八载春秋流转，在他眼中，香港开放包容、不看背景，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这座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无疑拥有光明的前景。(完)

全国首个！不写论文也能拿下医学博士学位——北大医学部创新分类培养路径

今年五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答辩现场，2026届外科学（骨外方向）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铁大钊，现场演示了一款智能化术前规划系统如何在真实诊疗环境中操作运用。从自主提出的临床分型体系，到智能化的手术方案设计工具，这些根植于临床一线、又反哺于诊疗工作的创新成果，正是铁大钊此次申请学位所提交的实践成果。

一个月后，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铁大钊顺利通过审核，成为全国医学领域第一位凭借实践成果获得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临床医学研究难道可以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吗？铁大钊为何能凭一套软件完成博士答辩？这一切，还要从一种少见疾病说起。

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作为一种罕见且复杂的脊柱结构异常，因发病率不高，临床医生接触到的病例有限，长期难以积累丰富的诊疗经验。更棘手的是，每位患者的畸形表现千差万别，加之颈椎邻近脑干、脊髓等关键神经构造，手术中任何细微偏差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多年来，国际范围内始终缺乏成熟且统一的临床分型和治疗指南，面对疑难病例，医生们往往依赖个体经验来制定手术策略，难以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诊疗路径。如何精准判断病情，如何为不同患者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成为该领域亟需攻克的临床难题。

作为一名供职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青年医师，铁大钊每天所面对的，并非冷冰冰的医学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而又迥异的患者个体。从门诊接诊、病房巡查、影像解读，到术前探讨、手术策划、术后康复追踪——随着接诊病例的不断累积，铁大钊逐渐意识到，真正的挑战不仅在于疾病本身的罕见与复杂，更在于每位患者的情况各有差异，现有经验很难被简单地复制套用。

“如果能把多年积累的病例进行系统整理，从中提炼出规律，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一套通用的判断标准，让医生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时能够有据可循，而不是只依赖个人经验？”这个念头驱动铁大钊开始重新翻阅科室十多年来积累的病历资料。依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建立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专病数据库，在导师周非非教授及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团队的专业指导下，铁大钊对这些病例进行了再分析、比对和归纳，并不断回到临床加以验证。历经反复调整与打磨，他最终构建出一套原创性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

铁大钊坚信，临床医学研究决不能脱离真实的诊疗场景，医学生的科研应当“发端于临床、归宿于临床”。借助信息技术，铁大钊与团队将这一分型体系进一步转化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只要输入患者的影像数据，系统即可辅助评价畸形特征，为手术计划提供参考依据，既提升了疑难病例判断的规范性，也让不同医生之间能用同一种“语言”进行高效对话。

目前，该软件已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国内多家高水平脊柱畸形诊疗机构推广应用，并正在全国多个临床研究中心开展验证。在铁大钊看来，这项研究的核心价值，不止于完成一项博士课题，而在于它切切实实帮助医生解决了临床中的实际难题。

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立法形式把“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之一。在周非非看来，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虽然在形式上各有侧重，但绝不是简单的一替一换，而应“透过形式变革，去追问研究生培养的深层命题：究竟什么类型的成果，才配得上‘临床医学专业博士’这一学位”。

临床医学的根本，在于从临床实际中发现难题，在攻克难题中凝练成果。正如周非非所言，在指导铁大钊的过程中，“教师团队始终在引导学生开展深层次的临床思考：什么是真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一个有价值的临床分型，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是逻辑的严密自洽，还是临床的实际可操作性？”

铁大钊所提交的实践成果，正是循着这一路径展开的。从识别临床问题，到建立分型体系，再到研发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并投入临床应用，整个研究过程始终围绕真实诊疗场景持续优化与验证。“我们把学位评价的重心，从‘论文是否发表’转向‘临床问题是否解决、解决得是否具有学术水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徐明表示，这既是《学位法》施行后的新要求，也是北大医学部推进分类培养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此番改革“并非降低学术门槛，而是重新定义‘学术’的内涵——让临床难题本身成为学术课题”。

以实践成果作为学位申请依据，绝不意味着评价标准的放松。为确保学位授予质量，这一实践成果经历了与传统博士论文同等严格、甚至更为多元的评审流程。铁大钊就其实践成果撰写了详尽的报告，答辩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严格审议，并结合临床应用情况做了全面评估，最终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正式授予其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此次答辩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领衔，7位国内骨科领域权威专家共同组成，教育部及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到场监督指导。答辩过程中，铁大钊围绕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的构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的研发及推广应用情况进行了系统汇报，并逐一回应了专家的质询。最终，经无记名投票，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其通过答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表示，此次探索构建了一套以临床创新价值、实际诊疗效益、多中心应用成效为核心的评价机制，真正实现了“临床产出成果，实践决定学位”。

“临床医学研究无法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问题，更在于形成可验证、可应用、可推广的临床工具，切实服务于诊疗决策和患者利益。”对于亲历全过程的铁大钊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学位答辩，更是一次对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培养内涵的重新认知。

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唐熠达指出，这一探索既孕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知识体系，也反哺了教育教学，形成了“临床—科研—转化—教学”全链条育人新模式，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大样本”。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30日表决通过一项重要法规，旨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与人才领域的协同发展。这项名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决定》的文件，在当天的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定于2026年9月1日正式生效。

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时期，这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迈向纵深、实现整体突破的关键节点。该决定的出台，为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推进构筑了坚实的法治基石，有望汇聚各方力量，形成步调一致、同频共振的发展格局。

这份决定共包含十一条具体措施，核心在于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推进机制。在统筹协调层面，文件提出建立市级层面的教育科技人才协调机构，旨在强化规划间的衔接、政策的协同性、资源的统筹分配以及评价体系的联动效应，从而打通教育供给、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之间的壁垒。同时，将编制一体化的发展规划，确保政策导向的一致性与配套性，并列出重大事项清单，建立以创新能力、实际成效和社会贡献为评判标准的激励机制，以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在促进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方面，决定强调加强校企地三方联动，深化各区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文件鼓励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深度介入办学过程，开放其技术平台和生产场景，与教育机构共建实验室、实训基地及中试基地，推动技术创新、实际应用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

关于平台基地的建设联动，决定提出构建以政府投入为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灵活管理的机制。此举旨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携手，共同建设金凤、嘉陵江、明月湖、三峡等重庆实验室，以及在渝的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市级重点实验室，确保教育科技人才资源的供需精准匹配，促进各要素的高效流动与深度融合。

在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机制构建上，文件明确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完善“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科研攻关模式。通过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企业的核心主体地位、创新平台的支撑功能，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同配合，力求形成从研发到应用的高效转化链条。

2026年盛夏，旅游专列骤然走红，成为出行市场的现象级焦点。一趟贯穿南北疆、历时16天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人均票价高达76000元，却依然供不应求；“武铁假日·遇见美好号”以20999元起跳的价位，同样引发预订热潮。数据佐证了这股热度：上半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较去年同期猛增825列，暑期热门高端专列的预订率普遍超过九成。人们心甘情愿为一张火车票付上不菲的价钱，这份热忱背后，藏着怎样的逻辑？

曾几何时，火车只是“赶路”的代名词——在卧铺上闭目养神，窗外景物一闪而过，唯有终点才值得翘首以盼。然而，今天的旅游专列彻底颠覆了这种认知。旅程不再是从甲地到乙地不得不忍受的“时间成本”，而是整场旅行中最令人回味的核心体验。

以“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为例，它将蜀锦非遗技艺与宋代美学巧妙融入车厢设计，18节车厢仅设92个席位，从成都驶向新疆的途中，竹海、草原、戈壁如画卷般次第展开，车厢本身便是一座流动的东方美学殿堂。“美丽天路号”则开创了“午发夕至、夜赏晨观”的全新节奏——旅客在傍晚抵达茶卡盐湖，欣赏落日余晖与篝火狂欢，夜晚返回列车安睡，躺在床上便可透过车窗凝视漫天星斗。“大河之南号”将黄河彩陶、豫剧、中原泥塑等文化元素搬入车厢，带娃出行的父母不禁感叹：“游玩本身就是一场绝佳的研学课。”而“南方列车·潇湘号”更以“一车厢一景色”的湖湘文化长廊，结合专为银发族设计的适老设施，让旅客由衷感慨：“过去坐火车是‘挤着赶’，如今成了‘躺着游’。”

这些专列形态千差万别，却共同指向一个鲜明趋势：从“赶路打卡”向“沉浸式慢游”转型。旅途与观光深度融合，出行与赏景浑然一体，飞驰的车厢化身流动的文旅空间，每一段铁轨都在讲述独特的故事。

这股热潮为何突然爆发？表面上看，是产品层面的迭代升级——独立卫浴、供氧系统、管家式服务将火车打造成“移动酒店”；深入剖析，则折射出人们对旅行本质的重新思考。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我们习惯于用最短的时间抵达最遥远的方向，用最少的天数刷遍最多的景点，结果往往是“人虽归，心未至”。而专列旅行以“慢”换取“深”——在移动中保持宁静，在行进中全情沉浸，反而让人真正融入“当下”。

数据清晰勾勒出这种转变：55岁以上的银发游客占据旅游列车客流的六成，暑期三代同游家庭比例接近七成，35岁以下的年轻客群也逐年递增。银发族以时间换取体验，年轻人则在复古车厢中追寻“慢社交”的仪式感——全龄分层的供给策略，精准回应了不同世代对“好好度过一段时光”的共通渴望。

从“赶路”到“品路”，从“见过”到“体验过”，这背后是一种生活哲学的回归：在万物求快的年代，主动选择慢行，反倒成了一种稀缺的奢侈，也成了一份难得的清醒。铁轨延伸之处，处处皆风景。当火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而是承载美好生活的容器，奔赴远方的路上，便每一步可驻足，每一程可回味。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一趟列车慷慨解囊，他们买下的不只是一张车票，而是一段舍不得加速的时光——这份“不舍”，恰是这个时代最弥足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