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国内存储芯片领军企业长鑫科技在股市迎来强势开局，早盘股价一度飙升至60.6元，公司市值随之冲高至4万亿元关口上方，一举跃居A股上市公司市值榜首。这一亮眼表现，标志着这家专注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全产业链的巨头，自上市以来便受到资本市场的热烈追捧。

回溯至27日，长鑫科技正式亮相科创板，其发行定价为每股8.66元。短短数日间，股价已累计攀升约六倍，展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这一涨幅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国产半导体产业的信心，也凸显了公司在该领域的核心地位。

资料显示，长鑫科技于2016年创立，总部设于安徽合肥。作为国内DRAM领域规模最大、技术领先且产业链布局最为完整的企业，它集研发、设计与制造于一体，堪称中国存储芯片自主研发的重要标杆。此次市值的飞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资本与行业版图中的双重地位。

7月30日，一场旨在强化新闻战线青年人才实践能力的动员会议在哈尔滨拉开帷幕，此次集会由中国记协携手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及省记协联合举办，聚焦于中央媒体青年编辑记者“四力”教育实践的深入推进。逾三十位来自中央核心新闻单位、全国性专业媒体及地方新闻机构的青年骨干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时刻。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君在会议上发表主题讲话，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亦出席并致欢迎词，彰显了对青年新闻工作者成长的高度重视。

殷陆君在讲话中强调，新闻事业的生命力根植于行走与观察之中——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捕捉时代的脉搏，唯有贴近现场，方能激荡内心的共鸣。他寄语广大青年新闻工作者，要始终将政治意识铭刻于心，以全局视野洞察大势，以人民立场关切民生，以真挚情感挥洒笔墨。唯有如此，方能锻造出既有温度又有深度、既具感染力又具说服力的新闻佳作，从而为“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的实现凝聚强劲的舆论合力，铺就坚实的精神基石。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新华社成都7月31日电 2025年11月11日16时许，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后方山体突发大规模滑坡，右岸引桥与部分路基遭到严重损毁，致使国道317线通行中断。得益于提前预警和交通管控的果断实施，此次灾害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日前，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调查报告》。调查认定，红旗大桥右岸边坡地质构造错综复杂，岩体裂隙发育旺盛，强卸荷带纵深广布，加之库水位上升导致岩体长期浸泡而软化解体、承载力显著削弱，再叠加通道施工扰动与桥梁运行荷载等多重因素，最终引发水库诱发型基岩边坡坐落式深层滑坡，成为大桥垮塌的直接肇因。调查同时指出，相关勘察单位未按规范要求，对右岸引桥所在的水库坍岸区域实施工程地质勘察，亦未开展桥梁岸坡稳定性评价，勘察环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导致桥轴线定位和整体设计缺乏充分依据，部分工程防范措施形同虚设，为灾害埋下重大隐患。此外，库区桥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监测预警体系亦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速响应，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及自然资源部等国家部委的指导下，全力推进应急处置与善后工作，并专门成立由副省长挂帅的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调查组，全面启动灾害调查。调查组秉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工作方针，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综合运用现场勘查、资料调阅、检验检测、模拟推演及专家论证等手段，系统复盘山体滑坡与右岸引桥垮塌的全过程，科学界定灾害性质，深入查明防灾减灾措施、勘察选址、工程设计、施工建设、工程监理等各环节状况，以及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履职情况与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汲取教训，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与防范对策。

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红旗大桥右岸边坡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岩体裂隙发育、卸荷带深度异常，库水上升浸泡后岩体物理力学性能剧烈退化，承载能力持续下降，加之通道施工扰动与桥梁荷载的协同作用，最终诱发水库型深层基岩滑坡。滑坡体带动右岸引桥基础发生显著位移并持续下沉，桥墩在巨大推力下相继倾斜、断裂乃至坍塌，这是右岸引桥整体垮塌的直接成因。同时，调查还揭露了涉事企业在勘察设计环节存在违法分包转包、项目建设管理责任严重缺位、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等多重乱象。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调查组已依法将相关人员的线索及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国有企业公职人员在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也已移交具有管辖权的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有关企业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则交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目前，各项追责问责与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