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在上海举行，此次集采共纳入65个品种，预计当晚将公布拟中选结果。本次采购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

据国家医保局披露的信息，这轮集采纳入的品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包括沙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酚钠口服常释剂型及维生素B6注射剂等临床常用且销量可观、市场竞争充分的成熟药品。以维生素B6注射剂为例，该药主要用于维生素B6缺乏症的预防与治疗，也可辅助应对妊娠期、放射病及抗癌药物引发的呕吐以及脂溢性皮炎等病症。

从整体来看，此次集采的品种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参与企业超过500家。

按照本次集采规则，现场开标分为两个阶段：上午10:30起进行报价信息公开，预计下午15:30左右产生第一阶段的拟中选结果。随后，未中选的企业可依据“复活”机制，按照规则二（接受最高拟中选价）或规则三（未入围但报量超均值）依次生成拟中选企业。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

总体而言，第十二批集采依然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总体原则，但在防范极端低价扰乱正常报价秩序、丰富临床用药选择以及强化集采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完善与加强。

本次参与集采的药企数量庞大，部分品种的竞争态势异常激烈。根据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7月28日发布的企业信息表，维生素B6注射剂、伏诺拉生口服常释剂型、比索洛尔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及尼卡地平注射剂的竞标企业均超过30家，其中维生素B6注射剂的参与企业多达49家。

在“反内卷”层面，此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竞价规则。具体方案之一是科学识别过低的非正常报价。自第十一批集采起，价格锚点已被设定为控制入围企业最高中选价的重要参考。本次集采的锚点设置为“最低报价”与“入围均价下浮一个标准差”两者中取较高值。最低报价不得干扰其他企业的报价边界，同时规则也力图避免因超低报价引发的恶性竞争。

此次集采的锚点价分为两个档位：若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则该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也不给予“带量”数量保障，从而防范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时，通过极端压价手段抢占中选资格和份额。国家医保局昨日再度发布提示，呼吁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允许“按厂牌报价”，即具体采购可依据医疗机构的临床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值得关注的是，以原研药为主的参比制剂新增了“不带量复活”规则，企业报价只要不超过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即可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需求自主采购，业内普遍认为，这或许是对原研企业的一种积极鼓励。在竞争企业数量排名前四的品种中，除维生素B6注射剂外，伏诺拉生口服常释剂型、比索洛尔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及尼卡地平注射剂均有原研药企与仿制药企同台竞价。

自2018年“4+7”试点启动以来，国家药品集采已累计完成11批采购，成功采购490种药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路云指出，“以量换价”有望实现患者与企业之间的双赢。路云解释称，中选药品均为质量较高的过评仿制药，真实世界证据已证明其安全性，同时节省了大量医保基金，这些资金可用于将更多国谈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方面，集采也作出了显著贡献，从更多维度支持患者获得更新、更优的创新药物和疗法；集采还倒逼企业提升药品质量、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近年来，不少老牌大型仿制药企业也积极投身国谈创新药研发，通过开发“Me-too”“Me-better”乃至“First-In-Class”药物来稳固利润空间。

作为夏季链条上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往往是一年中气温攀至顶峰、湿度居高不下的时段，同时也成了一年里中暑风险最高的高发期。许多人将中暑视作不值一提的小毛病，以为忍耐片刻便能自行痊愈，但实际上，中暑一旦发展到严重阶段，完全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学会准确识别中暑的不同阶段，显得尤为关键。

在大暑节气里，闷热潮湿的环境会扰乱人体体温调节机制，同时打乱水与电解质的平衡，进而诱发中暑。中暑程度由轻到重，可划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三个层级，而热射病则是重症中暑中最为致命的一种形态。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信号，常见表现包括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酸软以及注意力涣散。此时若能迅速躲进阴凉处歇息并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在短时间内得到缓解。

然而，若忽视这些征兆，任其持续升级，便会滑入轻症中暑的境地。此时患者体温往往升至38℃以上，面色泛红、皮肤发烫，心跳加速，并伴有恶心呕吐等不适。单靠静坐休息或单纯补水已难以奏效，必须立即采取降温措施，必要时还应尽快求医。而最为凶险的热射病，则属于高危且能迅速致命的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突破40℃，同时出现意识错乱、言语含糊、昏迷、虚脱、休克以及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若抢救不及时，极易引发多器官损伤。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张志辰指出，老年人、幼儿、慢性疾病患者、户外高强度劳动者，以及在闷热封闭环境中长期作业的人员，都是热射病的易感群体。一旦发现疑似重症中暑的迹象，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20，争分夺秒展开救援。他同时提到，诸如仁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常用中成药，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暑热带来的轻微不适，但并无预防中暑的功效。若有需要，使用前务必细读药品说明书，依据自身症状对症选用。此外，他也特别提醒广大民众，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宜立即驾驶车辆，同时切忌与头孢类抗生素同用。

大暑期间持续炙烤，中暑引发身体不适甚至昏倒的情形屡见不鲜。中暑急救讲究科学得当，若处置方式有误，反而可能令病情恶化，徒增不必要的风险。

当高温环境下有人突然中暑倒地，正确的施救次序应为先转移、再降温、后谨慎补水。首要之举是迅速将患者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让其平躺，松开衣物以利散热，并优先采用物理降温手段，切勿急于喂水或喂药。若患者伴有呕吐症状，应将其调至侧卧姿势，以防呕吐物阻塞气道。对昏迷或呕吐的患者，严禁强行灌入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引发呛咳、窒息，造成二次伤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院长王乐强调，遇到中暑昏迷者，部分人习惯用掐人中或刮痧来施救，但从医学角度而言，中暑危及生命的根本原因在于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脏器。掐人中所能带来的仅是短暂痛觉，刺激脑干网状结构，刮痧也难以及时降低核心体温，二者均无法纠正重症中暑所引发的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单纯依赖这些手段，只会延误急救时机，错失降温与送医的宝贵窗口期。

大暑时节闷热潮湿，人体排汗量显著攀升。不少人感到口渴乏力，便以为多喝白开水即可解决问题，实际上，饮水量多少以及选择何种饮品，其中大有学问。高温状态下大量流汗，身体所流失的并非仅仅水分，钠、钾等关键电解质也随之而去。若只靠白开水，不但难以补足电解质，解暑效果有限，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剧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

对于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而言，适宜以少量多次的方式饮用淡盐水，标准调配比例约为500毫升温水加少量食盐，口感微咸即可，这能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契合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而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运动或出汗量极大的人群，淡盐水的补充力稍显不足，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这类饮品能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切实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症状。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量出汗之后切勿大口猛灌冰水或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易引发血管收缩，导致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徒增身体负担。

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 (钱晨菲)在7月28日至31日期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杭州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此举旨在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治水、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奠定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版规定定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生效，届时原有《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同步废止。

回溯至2017年，浙江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这一开创性立法精准划分了各级河长的权责范畴，系统构建了河长制的运行架构，使得河长履职从此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准则。自该法规落地以来，浙江水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其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同类立法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近年来，伴随国家在河湖治理与保护领域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及修订，加之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需求，浙江积极推动原有河长制规定实现全面升级与迭代。

此番推出的《规定》紧密结合浙江本地水域特色，将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河湖名录的池塘、塘坝等各类水体，均统一纳入治理与监管范围。

《规定》构建了四级总河长与五级河湖长的立体责任体系。具体而言，浙江将分别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总河长，总河长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首要责任人，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与此同时，还将在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全面设立河湖长，实现管理触角的全覆盖。

权责边界清晰、问题闭环处理构成了新规的一大突出特色。依照《规定》，各级河湖长需严格遵循国家和省级层面确定的巡查周期与巡查事项，对责任范围内的河湖展开常态化巡查。巡查重点涵盖水面保洁状况、水体污染情况、藻类及水葫芦等水生生物的生长态势、堤坝及绿道与亲水平台等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的各类情形。此外，《规定》还积极倡导乡级和村级河湖长借助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为持续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河湖长名单必须向社会公开。在河湖沿岸的醒目位置，应设立河湖长公示牌，详细载明河湖长姓名与职务、监督联系电话、河湖名称、河湖长度或面积、河湖长具体职责、治理目标及保护要求等核心信息。上述内容也可通过二维码等多种电子方式同步展示，方便公众随时查询与监督。